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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向达的治学成就在20世纪学术史上书写了很有光彩的一页，其治学精神更对后人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向达从在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开始研究中西交通史。他一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可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的起步期，30年代的成熟期，40年代的聚焦期和50年代以后的转型期。研究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能更好地推进向达研究，并清晰再现20世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催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这一新领域之演进脉络。 关 键 词：向达 中西交通史研究 史学史 作者简介：毛瑞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中西交通史研究之演进路径”(12CZS003)；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立项资助项目“中国古籍涉外问题研究”(CCSIC2017-YB06)。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溆浦土家族人，是中国学界公认的著名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他自己曾在自传中说：“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1]3向达一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在译介西学，整理史著，研究西域南海、敦煌学、西北考古、民族史、目录学、佛教美术等领域成就较大。在20世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与以陈垣和方豪为代表的宗教史学派、以张星烺为代表的史料汇编派、以冯承钧为代表的译介派相比，向达可以说是史著派。他的《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是研究专著，标志着中西交通史这门专学的形成。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一批关于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成果、敦煌文献及敦煌学研究、图书馆工作及赴欧交流、交友及信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一些专著中专辟向达研究的章节，以及后世学者回忆缅怀向达的文集。其中，1955年前后向达撰写的《向达自传》和1980年10月向达的弟子阎文儒和阎万钧撰写的《向达先生小传》，较为清晰地勾勒了向达的生平及其治学的大概情况。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学术探索之路未曾有专论，已有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凝练与系统化构建。 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是向达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对于了解向达何以走上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路、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阶段性转变、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其特点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与影响等问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了解学者的学术探索之路，是理解和研究其学术脉络与特点的必由之路。 本文依据向达一生的经历，梳理其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缘起、几个阶段，尝试总结其治学历程，并评述其治学成就，以期更好地推动向达研究，为更好地梳理20世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催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这一新领域之演进脉络和进一步拓展这一学术专史的研究范围并深化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一、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缘起 向达出生在时局动荡的20世纪初，从小就立志学术救国。他自幼热爱读书，成绩优异，从“中学毕业后，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想之影响，立志考南洋或北洋大学，然后去美国攻读化学”[1]5。后来家境衰落，无法支持他的国际求学计划，他转而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数理化部专攻化学。 在大学期间，他转入文史部改学文史。至于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学界有不同说法。阎文儒、阎万钧的《向达先生小传》和阴法鲁、萧良琼的《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均认为向达因受到五四运动以及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改变了“实业救国”的初衷，为文化救国而改变了专业。何兆武则说，向达是因为受到化学系某任课教师的批评赌气而由理转文，他说： 据向先生自己有一次谈到，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澎湃之际，向先生也满怀热情地参与其中，有一次竟致耽误了正课，受到老师的责难，向先生不服气，相与抗争，并且一怒之下退出了理科的行列，改行学习文史。[1]156 香港学者冯锦荣也推测说，“也许是柳诒徵、王伯沆、刘伯明、陈鹤琴、竺可桢等人的学识和讲课的魅力，抑或是向达治学兴趣开始偏向历史(也可能是时代风潮的影响下)，1920年9月，向达从数理化学部转向人文史地部”。[2]67但无论因为什么，向达由理而文的选择，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没有这一转变，向达就与中西交通史研究无缘了。 那么，在专业转向后，向达是如何开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呢？以往学界忽略了一个关键性事件，那就是向达加入史地研究会。1921年6月至9月间，向达加入了学校文史地部联合校内他科师生新创建的“史地研究会”，随后兼任该会编辑，参与《史地学报》(Journal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ociety)的编辑工作。1922年5月，向达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刊载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上)和第一篇参考外文资料译编而成的《一月至三月国外大事记》。同年8月，他又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发表了《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下)和译编的《四月份世界大事记》。第二年5月，向达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4期刊登了编译自阿瑟·考利(Arthur E.Cowley，1861-1931)的《赫邰民族(The Hittites)考》。[2]68另外，向达翻译了沃尔特·尤金·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的《希印古代交通考》(The Importance of Hellenis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dia Phylosogy)，并撰写了《俄国革命时历史研究之状况》，两文发表于《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6期。1925年向达还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7期发表《史律》。1923-1926年间，向达陆续翻译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翻译的过程中，他通常会参阅很多相关的背景材料，因此，有学者说：“可以说，向达究心于明末清初西学当溯源自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英译本始。”[2]69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并在其会刊《史地学报》上发表中西交通相关的研究论文，是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起点。 “史地研究会”是民国初期中国现代大学生学术研究活动中最具学术组织性的规范化学术团体。《史地学报》既刊登师生的译著作品，也面向外界同人征稿，从1921年11月到1926年10月共出版了4卷21期，初为季刊，自二卷二期始改为寒暑假除外的月刊。这份刊物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是其内容偏重史地研究，是发表历史地理研究论文的阵地，因而以“史地”冠名；第二是其宗旨是融合中西文化，该刊物提倡史地教育，发表内容多为中西史地学理论之研究，引导史学界借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对旧史学进行较为全面深刻的反思，并根据世界史学发展新趋势对史学进行重新认识；第三是其弘扬民族精神的另一大宗旨。这三大特征在向达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说，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兴趣影响了他的学科转向和加入史地研究会的选择，而他对文史学科的选择和加入史地研究会则进一步明确了他的研究方向，并奠定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根基。 向达与史地研究会和《史地学报》的缘分不仅激发了他研究史地、编译论文的兴趣，使他开始走上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道路，还帮他结下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有文献记载：“1921年7月，《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集稿完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由于商务印书馆印务繁多，直至同年11月才出版。”[2]67既然《史地学报》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出版，编辑部与商务印书馆是合作关系，双方的交流自不会少。1924年向达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便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向达自己回忆说：“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相当困难，后来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译员。”[1]1在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达顺利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除了他自己丰富的史地知识和良好的英文表达能力外，与他在“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