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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四个阶段 (一)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起步期 20世纪20年代是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起步期。除了1920-1925年间在《史地学报》上发表研究成果外，1924至1930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向达一如既往地勤于研究和著述。 向达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百科全书委员会译百科全书稿，后来在史地部审查校对史地书籍稿。[1]3251925年，向达曾经到南京调查摄山的佛教艺术，撰写《摄山佛教石刻小纪》一文。以往的文献误认摄山舍利塔是隋代建筑，但向达从石窟佛座前残余的衣纹和窟外力士像推论，准确地论述了摄山佛教舍利塔为南朝的作品。从此，他开始对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东传进行研究。 1926年，他写出《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论述了龟兹人苏祗婆入中原，善琵琶，而其七调中之“般赡”“娑陀力”二调，即印度北宗古乐之钩沉，其余“鸡认”等五调则无征。这篇文章内容翔实，洋洋洒洒2万字，有学者感叹：“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竟能有此近二万字之专著，为凌廷堪再作补正，国人中诚属罕见。”[1]7另外，这一年，他翻译的英国湛约翰的《中国古代天文考》发表。 1928年，向达撰著《唐代刊书考》[3]659，该文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对唐朝的印刷史做了爬梳和概要叙述。二是利用中外各类史料开展这一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包括敦煌出土的材料，中国诸家记载，外国学者如日本岛田《古文旧书考》、法国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The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匈牙利人斯坦因《中国西陲考古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美国卡特(T.F.Cartes)《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等论著。三是提出很多学术观点。例如，隋以前及隋代中国还没有雕版印刷书籍，唐代刻书确然有据，并提出中国印刷史上的咸通时代，现存中国最古之印本为咸通《金刚经》，等等。 1929年，向达翻译的美国学者卡特的《高丽之活字印刷本》和《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美国劳费尔的《苜蓿考》《葡萄考》发表；他还整理发表《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并撰写和发表《摄山佛教石刻补记》《十三洋行行名考》《论唐代佛曲》等文。 (二)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成熟期 1930年北平图书馆建立新馆。经当时北平图书馆研究员赵万里介绍，向达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0-1938年，向达任职北平图书馆，主要负责《北平图书馆馆刊》的编辑工作。他利用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经常伏案工作至午夜后一两点钟，每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假日，他早已忘了”[1]7。 1930年，向达翻译的美国班兹著的《史学》出版；发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论龟兹白姓》《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编写《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叙录》；撰成《中外交通小史》。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虽是一本小书，但却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第一部研究专著。该书是向达依据英国著名的马可孛罗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修订的《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Thither)而撰。向达对中国文化的东传及南传、中外交流在文化上的影响以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上的交流着墨较多。该书取汉张骞通西域至乾隆禁教这一时段，首次对中外文化交流及其相互之影响进行历史考察，是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1931年，向达继续研究龟兹白姓问题，撰写发表《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和《论龟兹白姓答刘盼遂先生》二文。 1933年是向达学术高峰年。这一年，向达在《燕京学报》专号上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这是一篇长文，特点突出。首先，首次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唐代长安社会进行研究。该文围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一主题，对流寓长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长安打毬小考、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长安西域人之华化这七个子题开展了研究，文后附录《拓枝舞小考》和《盩厔大秦寺略记》两小文。既有西域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包括中国文化对长安西域人的浸润。其次，该文的参考文献兼具中外文献，也兼具传世与出土各类文献。此文标题后来在1957年三联出版社出版向达文集的时候被用作书名。这一年，向达还出版了他的《中外交通小史》和译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甘地自传》；还有论文《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和《中外交通小史》深得学界认可，自此，向达在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无可撼动。 1934年，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的论文《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佛游天竺记》《新出云南边务书三种》发表；译著英国帕克的《匈奴史》出版；译文斯文海定著的《书评：〈我的探险生涯〉》和《书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发表。 向达踏实工作和刻苦钻研的态度，以及他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成绩，深得时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袁同礼(1895-1965)的赏识。1934年，他被选拔派遣到欧洲进行学术交流。1935年，向达首先到达伦敦，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作敦煌卷子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对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馆藏的中文藏书进行编目，又到大英博物馆，对一些重要文献进行抄录。向达还去德国“看了德国人从***窃去的石窟壁画和唐人写本，并做了详尽记录”[1]10。1936-1937年，他经眼了五百种敦煌卷子，重要的卷子还加以拍照。随后，他又去法国巴黎看了伯希和带去的卷子。向达在欧洲经眼经手了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1936年，向达发表《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瀛涯琐志之一》一文。该文记录了牛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自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至1628年(明崇祯元年)入藏的明版书，其中有《永乐大典》十二册，其他明版书二百余部。[1]9-10这一年，他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出版。1937-1939年间，向达发表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论文《明清之际公教史话》。1938年秋，向达带着几百万字的宝贵资料从欧洲返回中国。 (三)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聚焦期 1939年春，向达先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邀请，赴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向达转而接受北京大学聘任，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次年，他兼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教授。[4]在西南联大，向达讲授的课程有“中西交通史”“印度通史”等。另一方面，向达开始整理从欧洲带回的宝贵资料。1940年6月，向达在《图书季刊》上发表了《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 20世纪40年代，向达两入敦煌，对莫高窟开展实地考察，其中西交通史研究聚焦于敦煌学。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向达参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当时尚未成立敦煌研究所，石窟的保管工作无人过问，遭破坏和盗窃情况严重。向达在千佛洞仔细考察先民手创绚丽多彩的塑像与壁画艺术，随后又去安西万佛峡考察。工作结束后，他在《图书季刊》发表《敦煌学导论》。1943年，向达在《大公报》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首倡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交与学术机关管理。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学人的支持和国家的重视，于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 1944年3月至1945年2月，向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再次赴河西敦煌进行考察。向达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任副组长，在敦煌千佛洞仔细考察了壁画艺术。1944年12月，向达在《图书季刊》发表《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一文，详考寿昌县地址即今南湖东北附近之旧城址。同年，向达在《真理杂志》发表《玉门关阳关杂考》，详考阳关即今南湖古董滩西之西寿昌城，玉门关即南湖北之小方盘城。他的这个发现被夏鼐和阎文儒在小方盘城发掘得玉门都尉之汉简证实，此为玉门关城址无疑。这篇文章又详论了隋、唐之玉门关或即安西之苦峪城，颇具价值。 1945年，向达发表《瞰青阁识小录》和《昭武考(大月氏史拾遗)》[3]662。1947年，向达的《西征小记》一文在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0—14期连载。[3]663该文详记赴敦煌途中，经过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三郡以及到敦煌(沙州)后所见的文物古迹，并考证两关遗址、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以及在此所见到之敦煌写经。这篇长文详述了向达两次去河西所做的考古工作。[1]11-12同年，向达还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南诏史论》[3]663。 (四)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转型期 1949年后，向达开始担任行政职务，先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和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北大校委会常委，《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职。虽然行政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坚持进行中西交通史研究，只是相较于以往，他的研究论著锐减，仅有几篇普及性论文。在这个时期，他更多地转向了中西交通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至他去世，这十几年是向达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转型期。 1951年，向达发表《敦煌艺术概论》和《唐代记载南诏书考略》。1953年发表《***考古概况》。1954年发表《南诏史略论》《记巩珍西洋番国志》。1955年发表《玄奘法师》《三宝太监下西洋》。1956年发表《张骞》。1957年，三联书店将向达的二十几篇论文编辑成册，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名出版。这是他一生中极有代表性的论文集。在这个阶段，向达对中西交通史做了一些普及性的工作，发表的论文有一些通俗作品，例如他曾经在《旅行家》《新观察》《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张骞、玄奘、马可孛罗、郑和等人的文章，纪念高僧鉴真法师的文章，等等。有学者认为，这是向达改变以往史学观点，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发挥社会影响力的表现。[1]16 1959年后，向达发表的成果绝大多数都是中西交通史文献整理类的。他先后出版了《西洋番国志校注》《两种海道针经校注》《郑和航海图》《蛮书校注》《西游录校注》《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另外，还发表《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西域见闻琐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迷字因缘经经幢残石》《唐过海和尚鉴真大师灭度一千二百年献辞》《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引言》《〈蛮书校注〉读后识语》《敦煌考古通信》《自明初至解放前(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等论文。1958-1960年，向达还主持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64年，向达整理《大唐西域记》，书中加有密密麻麻的眉批，手稿存在北大图书馆善本部。这一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曾拜访陈寅恪，久已不作诗的陈寅恪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可见，向达在此阶段整理中西交通史文献的辛勤与成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