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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类学家如何面对快速交通带来的变化 1.传统方式：“人类学+”“民族志+” 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面，在研究的田野点框架上面，我觉得要有一种转型，其实任何一个学科可能都会有一种转型。人类学家如何面对这些转变？一种方式，当然是人类学采取“互联网+”的方式，我们什么东西都加上去，这是我们传统的做法。我们的传统就是看到有一个什么，我们就叫什么什么人类学，我们有视觉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医疗人类学、营养人类学、健康人类学、饮食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是一种方式——“人类学+”。这种方式也不是不好，但是坏处就是给人感觉好像一个学科没有什么界限，非常不严肃，好像什么都可以做，结果什么也做不好。还有就是“民族志+”，这也是一种方式，什么什么民族志，那也是一种方式。 2.突破传统学科的限制，另辟蹊径：人类学研究转型——路学与网络民族志的兴起 1）路学试图突破传统学科的限制，以道路为题综合不同的学科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突破传统学科的限制，来另外开辟一些途径作研究？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实际上这种变化现在至少可以看到两种，一种是路学。我觉得路学还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学的转型。路学是突破了传统学科的限制，以道路为题，综合不同的学科，现在由人类学、地理学、道路设计等学科主导。有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多年前我到香港去跟一个地理学家谈路学研究的合作，对方在香港，自己有一个科研用的卫星，有个地面观察台，还有12架无人机，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我当时和他说你有这么好的条件收集数据，但总还是要了解产生这些数据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活动的，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道路的，我说自然科学可以和人类学合作。当时他也讲，有了大数据，可以更加科学地观察族群的移动、人口的移动，这些可以在数据上面全部显示出来。对路学来说，如果能够跟交通部门、跟道路维护养护的部门合作的话，其实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话题出现。去年我们在南科大参加路学的研讨会，我觉得有一些感想，就是说道路本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还有其他的方面。我的博士生王田，他研究发现，道路的建设跟政府的基层政权的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要村村通公路？这个从经济价值考虑一定是不符合理性的，但它是政治价值的体现，就是代表着我们国家力量能够达到每一个村，比历朝历代的政府都要厉害。以前的政府治理最多达到乡一级，但是现在可以达到村。所谓村村通公路，大家不要纯粹去算经济账，这个经济账是肯定划不来的。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道路的修建也是一个国家的认同的很重要的内容，所以我那天在讲《天路》那首歌，歌中就唱我们国家把路修通到西藏，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遥远，各族儿女欢聚一堂。建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将中原跟边疆联系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6］。 2）人类学应当与时俱进，而不是谨守传统 现在道路的研究、互联网的研究本身也不是一个学科可以涵盖的，人类学不应该回避，而应该参与到其中去，其实还是可以做蛮多事的，我后面会提到。 3.快速交通和互联网带来的影响 1）时空张缩效应 快速交通、互联网所带来的冲击，首先一个就是时空张缩效应。我们现在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距离缩短，缩短了我们的时空，就是说我们这种高移动性打破了自然地理、政治上的阻隔，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加速了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这种结果，跟我们理想的目标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现在提出新型城镇化，要转移两个亿的农民到城市里面，而且是2020年就要转移一个亿，提高城市化水平。我们的想象是要有不同层级的城市，不让这些农民进入特大城市里面去，而让这些农民进到那些小城镇、小城市里面去，这是理想的状态。因为现在高速交通所带来的变化，每一个省、区的这个城市的首位度越来越高，所以昨天我在路上跟王川教授讨论，现在成都就是最好的例子。成都现在GDP差不多1.5万亿，整个四川4万亿，成都占了1/3还多，就一个城市。一个成都就占了整个四川省CDP的1/3还多，而且它占的这个比重还在扩大，不是在缩小。其实现在中部的省份都是这样的。这也就意味着成都的人口越来越聚集，规模在越来越扩大，房价在越来越涨。我刚到成都，我没去作调查，没去看数值，但是这个可以分析得到。反过头来，那些三线、四线城市，想卖房子也卖不出去，人家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升值空间，我在你这里干什么？也没有就业机会。这个就是时空的胀缩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跟我们理想的人口分布状态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大家不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韩国一个首尔占韩国整个GDP的比重更大，远远不止1/3，已经差不多一半了。你看日本东京，东京湾这个湾区，占了日本GDP的一半以上，这个城市的首位度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变化的。 所以我讲，大家如果听我的，也许可以发点小财。我说现在凡是高铁交会的城市，将来的房价一定会涨，像贵阳、合肥、长沙、武汉、南昌，再加上成都，这些地方房价肯定不会降，只会涨，你要想观望一下，等着降价，就可能等下辈子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什么？这是聚集效应带来的东西。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点对点，我们把中间点全部省略了。现在我们最难买的高铁票是什么？比如说我要从广州，去南宁、贵阳，最难买的票就是直达车票，我们提早很多天都买不到。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在选择快捷，中间的点对他们来讲不重要。就是说从广州到贵阳中间多少个县市？到南宁中间多少个县市？大家都不需要停了。那天我从南京坐高铁到北京，中间一个站都不停了。从南京到北京中间有十几个地级市，三个小时不到就从南京到北京了，我很吃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城市管理者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你想控制城市规模，控制不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管理者，尤其是城市管理者，很想控制这些特大城市的规模。成都已经一千多万人，可能还在继续增长，大城市人口都在增长，反而二线、三线城市的人口在减少。我有另外一篇文章讲人口的流动与城市的活力，我也是对人口流动的数据进行分析。越发达的省份，人的流动就越多，发达的城市也是这样。 2）全球的链接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种快速的交通和互联网带来的全球链接，做一个小事情可以跟全世界链接起来。珠三角很多专业商品市场，就是在过去的一个乡镇，就是在一个集镇上面。大家知道宾馆里面必须提供牙膏、牙刷、梳子，这里专门有经营市场，做这种酒店用品，一说就是在全世界的酒店用品市场占50%。中山古镇那个灯具市场，产出的灯具在全世界市场占70%。我去年去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它有一个很大的直播的视频，可以实时地看，商场的产品流向哪一个国家，流出多大的量，流向哪个省，什么四川、湖南，可以实时看。这个就是互联网跟快速交通配合起来以后产生的效果，市场变得全球化。 3）中间点消除效应 我刚才讲，大城市越来越发展，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连接变得越来越重要，然后就是中间点的消除效应。现在对基层的人而言，他们想发展他们的小城市，想发展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不起来。我还是相信我的研究结果，所以我去年把我家乡的房子卖掉了，我觉得这对。我那个房子买下来几年一分钱没涨，因为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没有涨的希望，除非你就放在那里准备去养老。所以我们下去作调查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下面很想把自己的集镇搞起来，要把自己的市场做起来，但是做不到。 4）城乡结构的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城乡连接的结构发生变化。我们过去是一种串联式的，首都到省，省到地，地到县，县到镇，然后到村。所以如果我们过去不是在一个行政区划内，你要从这个镇到另外一个镇，可能要先跑到县城，再从县城跑下去。我们过去是一种串联式的，你到一个省城也是这样的，你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连接很不方便。但现在交通的布局变成一种扁平式的，变成并联式的，就是任何一个聚落，它可以直接跟中心城市发生联系。这样造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在发展，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追求最好的服务就惨了。我想成都跟广州肯定也一样。成都有个华西医科大学，有华西医科大学办的那些附属医院，我们广州有中山医科大学，有它办的附属医院，那都是在那一个区域里面最好的医院，去那些医院，都像赶集一样，人挤人。中山医科大学跟我们中山大学合并以后，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朋友介绍床位。人家找床位找不到，就说中山医是你们中大的，我就要去找床位。现在走廊里面都住满了人，为什么？就是说所有在基层的这些人，他们在寻求一流医疗的时候，想寻找最好的、最优质的，或者是说技术最好的。可能这些基层的医疗也把人害惨了，昨天格勒博士说他得了一个感冒，跑到附近一家医院去看，就要给他动手术。他吓了一跳，赶快跑了，一个感冒要动什么手术？我说可能这个医院没少去骗病人的钱。就是说在基层很多医院可能没有诚信的，那就到大城市去寻找这种资源。所以大家想，光去一个大城市求医的人有多少？大城市人不挤啊？求医的、求学的、做各种事情的。 教育资源也是这样的，大家也想寻求最好的教育资源。一个中小城市有一点钱的人，都会搬到省城去，寻找最好的教育。这些对城乡结构带来变化，都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也就意味着市场的需求是无限的，供给是有限的，要解决这种供需的矛盾，所以我也佩服他们造了一个词，叫做“供给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