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欧洲年”计划中的英美分歧与合作 1972年至1973年前期，英美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酝酿着重大危机。从表面上看，两国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美国公开支持希思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并在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期间向英国通报信息。基辛格绕过国务院，秘密邀请英外交部官员帮助起草关于美苏核裁军宣言的文件。作为回报，希思政府亦不顾世界舆论的批评与反对，对美国政府1972年3月以后在越南升级战争的行为进行了声援。在英国看来，在冷战和东西方关系问题上，“要紧的是向美国靠拢”，“知道美国人要做什么”的利益似乎压倒了卷入这些事情的风险。(56)两国关系一时间看似回暖。然而，只要一涉及双方与欧共体的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1973年2月，希思作为尼克松竞选连任成功后第一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与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会谈大体是在英美“相互谅解”的友好氛围下进行的：尼克松表示了他对英国近来支持的谢意。而希思也回应称这是一次值得回忆的峰会。(57)作为重要的与会者，基辛格当时也在私下里将这次访问视为1973年尼克松与欧洲领导人最重要的会面，因为它事实上为美欧以后在经济和安全上的交流定下了调子。他还认为虽然希思强烈地偏爱“天然关系”这一表述，但“特殊关系”依旧延续。即使在欧共体规则限制的前提下，英国仍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和最重要的美欧对话支持者。(58) 然而，若干年后基辛格却抱怨称，此次会面虽然“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成果”，因为在会谈中，当尼克松告知希思美国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方向的怀疑，并希望美英能以双边秘密外交的方式提前协调两国目标和策略，以影响、支配欧共体的政策时，希思却一再规避作出有益的诊断和提出对策。基辛格据此判断，希思试图将英欧关系置于英美关系之前。(59)虽然这一后见之明也许更加接近事实，但它无疑也反映出基氏始终无法理解伦敦在平衡它们的欧洲义务与尽量保持紧密的英美关系时所面对巨大的困难——作为欧共体成员，英国只能在遵守欧共体原则的前提下保持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支持美欧对话。 无论如何，尼克松等人当时误将英方的“不明朗态度”(60)视为对尼克松提议的同意，并指望在“加强大西洋团结”这一共同任务的进程中得到英国大力支持。对于美国的这一误判对英美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连一些英国外交官们也不禁忧心忡忡。内阁书记官特伦德就预见，尼克松对希思与英国政府的信任“播下了在将来某个时刻醒悟的种子”，“特别是当欧共体的政策与英国利益一致同时又与美国的想法相左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61) 这一看法可谓一语成谶。1973年4月，基辛格在纽约发表了著名的“欧洲年”演讲，从而将美欧关系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冲突与动荡时期。在这次讲话中，基辛格建议美国和西欧拟订新的大西洋宪章，确立共同的目标，双方在防务、贸易和东西方关系上协调各自政策，实现防务成本分担和经济利益分享。它表明，基辛格试图通过赋予大西洋联盟以新的政治、经济功能以重塑西方联盟，其目的无非是要降低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成本，并企图以大西洋联盟来消弭迅速成长中的欧共体可能构成的挑战，可谓用意深远。 获悉基辛格的讲话后，希思政府虽对美国在未经与盟友充分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启动该计划的做法颇为不悦，但还是迁就基辛格的请求，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发表声明，对基辛格的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因为它表明美国已经接受要与一个统一的欧洲进行合作的观念。(62) 希思自然了解基辛格希望英国在促成欧共体国家对“欧洲年”计划作出积极回应一事上作出贡献，但实现该目标又谈何容易？一方面，欧共体笨拙而分散的决策机制，使之难以与美国就防务、货币和贸易等一揽子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更具决定意义的是来自法国的阻挠。法国强烈反对欧共体与美国之间确立任何正式的制度化关系，并坚持将欧共体的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由不同的机构承担。更有甚者，法国外长若贝尔还将美国的计划视为政治勒索——想迫使法国重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意欲通过制造内部矛盾来分裂欧共体。(63) 对于法国的过度恐惧，希思不以为然。因为在英国看来，美国无意遏制欧共体，它想要的不过是欧共体国家对“欧洲年”计划的集体回应罢了，即使这意味着混淆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的界限，那也并不碍事。(64) 由此可知，在“欧洲年”计划问题上，希思从一开始就既未持反美立场，也没有摆出一副在一场家庭吵架中的一个身受其害的旁观者的样子。(65)因为他深知英国与欧洲都无法对美国的计划无动于衷，这是由美国对欧洲的安全防务义务这一压倒性因素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英国还从“欧洲年”计划中看出“美国对与欧共体国家达成协议的渴望，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可资利用、推进自身一体化建设的‘激励因素’”。对英国而言，“这也是一次重塑大西洋关系的良机”。(66)此外，考虑到拒绝该计划有可能削弱尼克松政府因水门事件而在国内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有可能助长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及危害英美关系，思之再三，希思还是决定给予基辛格的提议以正面支持。然而，法国却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法国对尚不成熟的欧共体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心存怀疑；另一方面，它更担心欧共体的集体回应可能会损害法国在欧共体内部的优势地位和它在大西洋联盟中的独立性。(67) 在“欧洲年”问题上希思还是竭尽所能地为美国提供帮助，特别是希望说服法国对该计划采取积极态度。在5月21日的英法首脑会面时，希思告诉法国总统蓬皮杜，美国对美欧关系的未来有一个概念性的想法，并希望就此问题与欧共体国家一起磋商，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清楚该怎样达成目标。为了打消蓬皮杜的顾虑，希思还强调，美国的目的并不在于分裂欧洲，而只是希望将美欧关系建立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最后，希思还小心翼翼地建议，尽管欧共体近来的扩容使得美国的建议也许很难取得太大进展，但从长期看，欧共体国家也应该认真思考该问题。(68) 然而，由于法国的不妥协态度，希思的努力终因其势单力孤而未能成功。尽管如此，希思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此事。在随后与尼克松的通信中，希思强调，虽然调和欧美利益并不容易，但英国正在推进此事上取得进展。(69) 1973年7月下旬是“欧洲年”计划的关键时刻。因英法双边会谈无果，英国转而试图通过欧共体内的多边磋商突破法国制造的障碍。在7月23日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欧共体外长理事会上，由于英国的大力游说，“欧洲年”计划迎来了一线转机。法国终于同意欧共体与美国展开对话讨论欧美关系，但是要起草一份关于欧洲认同的文件，并将该文件作为与美国对话的基础。英国还需要遵守由法国提出并得到通过的欧共体新规则，即成员国必须彼此通报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双边会谈内容，并在欧共体未形成统一立场时不得单独就“欧洲年”一事与美国接触。(70)坦率地讲，这一结果很难说是英国的外交胜利，因为它反而让自己陷入到法国主张的框架之中。此后，当希思写信将此事告知尼克松时，基辛格立即以尼克松的名义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与不满：“在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与等待之后，我们的盟友却一再拒绝就美欧双边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这简直令人无法理解！”(71)基辛格甚至据此怀疑，英国正在幕后支持法国以挫败美国的计划，他警告说，由于所有英美私下沟通内容都将被提交给欧共体审查，如此一来，“特殊关系”也就难再“特殊”了。(72) 几天后，在会见英驻美外交官时，基辛格多次抱怨英国在此事上未能让美国充分知情。英国外交官虽据理力争，试图让基辛格理解英国的艰难处境，但完全无济于事。此后不久，当基辛格循以往惯例向英国索取7月份欧共体部长会议的报告时，遭到了委婉拒绝。盛怒之下，基辛格报复性地切断了始于二战时期的英美情报共享系统。他解释说，“如果他们要与欧洲分享一切，那我们便不能因‘特殊关系’而信任他们了”。当尼克松后来问及此事时，基辛格竟指称这一切希思早有预谋，因为“他正搭乘美国的便车进入欧洲”。“英国偷师戴高乐的强硬路线”，而“肯尼迪政府当初绝不应当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73) 无疑，“欧洲年”计划进展缓慢严重损害了基辛格对“特殊关系”的信任。希思决定要履行英国对欧共体的义务，尤使基辛格倍感难以承受。他不能、也不愿接受英国的理由——欧共体那笨拙分散的决策过程和法国的掣肘对英国构成了巨大制约，而倾向于将英国的无能为力解读为希思主观上的消极。基辛格甚至给希思贴上了“戴高乐主义者”的标签。8、9月间，尽管英国竭尽全力协调西欧各国立场以推进美国的计划，并通过建设性的方式使此事取得重大进展，也仍未能取得基辛格的谅解。(74) 对此，希思在会见德国总理勃兰特时表达了困惑与不满：“他们(美国)经常说因欧洲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而难以与之打交道，但当欧洲联合在一起并用一个声音讲话时，美国人又抱怨欧洲人迫使他们接受既成事实和搞对抗”。在同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希思再度坦率地批评了美国不愿接受丹麦外交大臣作为欧共体代言人一事，并敦促基辛格“必须适应形势的新变化”。(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