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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涵芬楼影印宋版《说文解字》对原本的改动及依据 王辉 周艳茹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题记：本文原刊于《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所据静嘉堂本《说文》，是笔者2017年8月所获、用日本丸善雄松堂发行的静嘉堂文库缩微胶片打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四周十分模糊。文章刊发后，得见静嘉堂文库在北京大学的试用电子书图片，清晰度较高。文中疏漏之处应该不少，然无暇重校。今刊于此，以期利用《说文》的古文字学者能夠注意到本文所说的问题。另，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励耘语言学刊》2019年第1期，中华书局2019年5月，第83、87页）亦已指出本文所说的问题。谨识于此。王辉2019年11月18日。 一 东汉许慎著、北宋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其宋刊元修之完整本计有四种存世：两种藏国家图书馆[1]，一种藏湖南图书馆[2]，一种藏日本静嘉堂。四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是当前进行《说文》校订的重要依据。在国图藏本之一于2004、2017年两次影印出版之前，张元济主持的涵芬楼在1920年左右影印的日本静嘉堂藏本，是最易见到且影响广泛的宋本。 静嘉堂本历经王昶、阮元、汪士钟、蔡廷桢、陆心源等名家收藏[3]，清儒段玉裁、阮元都曾利用它校订过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说文》[4]，孙星衍还藏有该书的影钞本[5]，可见其在清代《说文》研究中已经影响甚巨。1906年，连同皕宋楼藏书中的精品一起，被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1920年前后，张元济拟印《四部丛刊》，欲收入大小徐本《说文》，但苦无善本。同为《丛刊》倡印者的叶德辉在日本学者白岩龙平的帮助下，获得了静嘉堂本《说文》的照片[6]。叶氏之侄叶启勋记载此事说：“先世父（引按：指叶德辉）致函友人。未逾月，友人复函，已得藏主允许，惟书不愿出门，且恐印时污损。几经函商，遂由侍郎备印资三千金，托藏主自影，以晒片寄申。”[7]得到照片后，张元济随即以影印的方式，于1922年将其收入涵芬楼发行的《续古逸丛书》，后又经缩印收入《四部丛刊》。两书牌记所言“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影印”“上海涵芬楼借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景印”，均说明了影印所根据的底本。 在此之前，学者可以利用的《说文》如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等，虽然都是依据宋本重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校改。影印技术的运用则可以使书籍忠实于宋刊原本，让学者如获“真宋本”。张元济在“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种缘起”中谈及《说文解字》就说：“今以原椠摄影付印，固自丝毫不走。”[8]正强调了这一点。基于此，涵芬楼影印本甫一面世，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1928年出版的丁福保主编《说文解字诂林》即以此作为底本[9]。该本也是现代学者校订《说文》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如周祖谟校对平津馆本《说文》所用之本[10]，崔枢华、何宗慧用以汇校之“宋本”[11]，王贵元用以汇校《说文》之“青浦王昶所藏宋刻元修本”[12]，蔡梦麟用以校订徐铉注音的“王本”[13]，依据者均是此本。这也体现了学者们对与原本之间“丝毫不走”的影印本的信任。至于静嘉堂《说文》原本，其使用价值似已不再重要。售归日本后，仅《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14]等书披露了“标目”及首页等信息，国内学者也基本无缘得见原貌。 笔者近年阅读了以静嘉堂本《说文》原件为底本制作的缩微图书，将其与张元济涵芬楼影印本比对后，发现二者在文字上竟存在不少差异，影印本对原本作过不少修改，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单描润、修版，而是文字上的改正或误修。由于这些修改在影印出版时均未作任何说明，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者带来误导。鉴于尚未有学者揭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将影印本中的改动一一校出，以期引起注意。以下用国图藏版的影印本为参照（后文简称“国图本”）[15]，将说解文字与小篆字形分别略作述析。为便于行文，所引《说文》悉依原书，其中繁体字、简俗字等一律不作变动。 二 说解文字方面，涵芬楼影印本对静嘉堂原本的修改主要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改正，一种是误改[16]。改正包括以下四类： 1.原本中的错别字，影印本予以改正。这类情况最多，共有97例。如：标目“茻”字切语 “摸朝切”，影印本改“朝”为“  ”；“青”字切语“倉 切”，影印本改“ ”为“經”。卷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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