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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垚对比较方法的使用，早在青年时代已经开始。他在1964年发表的《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几个问题》⑦一文，就是用的比较方法。所以，他的很多著述都是用比较方法撰写的。《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辑录了比较研究的部分论文，包括《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等。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都是比较史学的范文，所以，发表后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比较研究的专著可以举出他的《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和他主持、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其实，他的一些看似没有比较或比较不多的著作，也是用比较方法撰写的，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等。这里涉及比较研究的形式或分类问题。 从形式上看，他的比较研究可分两种：一是显性比较。上述论文使用的方法便是典型的显性比较。如果以国家为比较单位，那么，这些成果或为一对一比较，如《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仅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王在法下”和英国封建社会的“王在法下”的法律现象进行比较；或将多个单位多种现象进行比较，如《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一文，即是将中国、印度和西欧诸国进行比较，比较的国家越多，涉及的问题往往也越多，也就越能体现作者运用比较方法的功力和技巧；或为一对多的比较，如将中国作为基本单位与西欧国家包括英、法、德进行比较。 一是隐性比较。隐性比较是指仅将比较的一方诉诸文字，而将另一方隐于文本之后。但实际上，这些隐藏的对象未曾一刻淡出作者的视域。显性比较之外，马克垚一向重视隐性比较的意义，他的“以中国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的主张，即表达和肯定了隐性比较的功用。这是他研究西欧封建经济史多年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使用隐性比较方法实践的结晶。他的关于西欧封建经济史的许多论文和著作，即都是基于对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认识而提出来的问题，研究过程却仅仅呈现西欧历史的信息，求同论异都是如此。而既然是比较，就一定是双向的，所以这里也暗含了可以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的意思，只要西欧封建社会史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在西欧封建社会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问题并进行研究。事实上，马克垚关于中国史的一些认识，如中国史学家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大都以王朝为中心，缺乏对社会史的抽象和概括，就是在西欧历史的观照下形成的，这正是隐性比较的意义。 无论是显性比较还是隐性比较，都是学术研究的得力工具。可以说，这些工具的使用贯穿了马克垚的整个研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方法首先用来提出问题。前文论述了他的学术视野，这当然是提出问题的重要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仅有开阔的视野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方法。在视野开阔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法，才能提出新的、有价值的问题。所以，方法是提出问题的必要工具。他的很多论文如《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论家国一体问题》等，问题的生成和题目的选定都是通过比较方法完成的。他的看似没有比较的论著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问题的提出和题目的选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比较方法完成的。 问题的提出主要依靠比较方法，问题的解决同样主要依靠比较方法。自选集辑录的大多数论文和《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专著自不例外，《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也是如此。这部著作是他的比较研究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中，他已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即根据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深入亚、非、拉地区的古代社会，总结其发展的共同规律；一是将西欧学术史上形成的概念、定义与历史实际进行比较，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的抽象，是否反映西欧的历史实际。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比较。《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正是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比照下撰写完成的，是隐性比较的专著。他的另一部专著《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也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完成的。这部著作本来就是《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的补充，只是因为后者题目庞大，难以细论，又因为英国的资料相对集中，才独立成书，所以，也必然以隐性比较作为它的基本或主要方法。综览马克垚的成果可见，大多数著述都是通过比较方法完成的，而且其中的很多问题，除非用比较方法；否则，可能就无法得到解决。 但是，比较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与一般历史研究不同，它首先必须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搜集和分析具有共性的不同事项和材料。继而对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分别进行考察分析，综合归纳，形成观点。比较研究的思考历程仅在比较的环节上，即可能需要几个或多个反复。而且通常情况下，形成的结论还需要得到验证，即将形成的观点回过来比照各研究对象，以不致使得出的结论与其中的对象脱节、游离或矛盾。在这一点上，法国学者布洛赫提出了一个概念，称“假说验证的逻辑”。这是一个解释性的假说，一经进入验证的过程，问题的复杂性便顿然加剧，此时再与普通研究相比较，就会真切感受到比较研究的难度了。但是，比较研究的主要难度似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环节之外的劳作，笔者将它称为“学习性”劳作。既然为中西比较，总不能只写中国和英国，不及欧洲或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至少要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而这些国家的历史对比较研究者来说很可能不属于他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因而需要付出“学习性”劳作。由此可见这项劳作之繁重。马克垚曾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谈了比较研究的难度，他说：“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事件，还往往不易搞清楚，何况要把两方面都搞清而作比较。还因为中外历史研究方法多有不同，要拿这个和西方社会来比较，有时因为概念不同，观点不一，似乎无法比较，弄不好就是东拉西扯、胡乱比附。”⑧在谈到“中西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时，马克垚说：“本书的设想是谈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比较，问题的中心就是要比出：中国为什么到明清之际发展落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我们深感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所以就把题目定的小了一些，即只是从中西封建社会内部的一些结构、形态方面着手，作其发展的比较，而结构则不外是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但这几方面我们也不能进行全面的研究，只能在这些结构的内部，选择一些较小的、我们又熟悉的题目，进行比较。”⑨侯建新先生也曾谈到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比较研究，他说：“撰写社会转型历史比较研究是个范围很大、难度很高的题目”，“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工程”。⑩ 除了比较方法，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还一直重视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和使用，特别是经济学方法和法学方法。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一般比较单一。做历史学研究的使用历史学方法，做经济学研究的使用经济学方法，做法学研究的使用法学方法。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它的好处，即通常比较细腻，但细则细矣，却导致了眼界或视野的狭窄。除了本学科的方法，其他方法一般很少使用。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也一般不去涉及或很少涉及。马克垚则不同，他很早就认识到了经济学方法和法学方法对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所以他的学术视野除了学术史，还包含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从马克垚的研究中受到启发，我们可以把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看作一个综合学科，它融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学科于一体，不宜割裂。可是传统经济史研究却大多忽略了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以致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各行其是，彼此鲜有往来，很少借鉴，在方法上各形成了自己的短板，多将他方庞大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这就大大局限了经济史的研究。 马克垚还特别重视学术史的考察和研究，他的很多作品都以很长的篇幅追溯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起源和演变，这成为他的研究成果的突出特点。《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的封建化一章，即详细梳理了欧美学术史。由于在这里封建制度是一法学概念，他便深入梳理、研究了西方学术史上罗马派、日耳曼派之争，研究了魏慈、洛特、贝洛夫、梅特兰、亨茨、顾朗日、道普什、布连威叶、孟德斯鸠、布洛赫、冈绍夫以及当代欧美封建学术史的法学理论和方法。(11)追溯学术史的目的当然在于掌握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了解西方学者研究了什么问题，研究到怎样的深度，以及正确理解和认识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即为了考察和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去考察学术史或考察深度不够，就难以了解封建主义的法学概念，掌握西方学者关于封建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史的考察和梳理是准确把握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工具。今天，学术史回顾或梳理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大到一本著作，小至一篇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大多有学术史回顾和研究现状综述。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像马克垚这样花大气力考察和研究学术史的情况的确比较少见。 与把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看作一个综合学科相适应，我们将马克垚笔下的学术史称为学术史综合，因为他把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收入了考察的视野，以将这些学科的方法并用。而我们所以提出学术史综合的概念，意在区别马克垚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术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方法之不同。这首先表现为学术史梳理的不同。后者的学术史通常限于各自领域相关成果和理论观点的概述和评论，而马克垚则是对史学史、经济学史和法学史的综合考察。《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即集中研究了封建经济原理，考察了封建经济学的起始和演变，探讨了经济人、边际主义、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制度经济学等问题。(12)这种考察不只是一个量的区别，当以法学和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这种区别便凸显出来。 既然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历史学、经济学、法学三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它的内在规定性便决定了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除了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外，还应该接受经济学和法学的训练，而无论这样的训练有多么艰难。马克垚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即努力弥补在法学、经济学方面的不足，在劳动价值论、边际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方法上付出了巨大劳动。正是这种付出，为他后来的一系列文章和《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当然，在西欧之外，包括中国封建经济史，学术史上的封建主义不是或不一定是法学概念，学者自不必去研习法学，掌握法学理论和方法，但研习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却是必要的；否则，你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而且难以充分利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如此，我们的学科建设、课程设计、研究生培养等封建经济史研究的前期或基础工作是否也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参考这种理论开展工作？ 无论是比较方法的运用，还是法学、经济学方法的借鉴，难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上文所论，欲对封建经济史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就必须采用这些方法，也许正是这种难度，才体现出这些方法在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