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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基于学术视野的拓展而形成的识见。 马克垚研究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封建主义学术史。他特别肯定19世纪的欧洲史研究，认为在启蒙史学的基础上，19世纪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今天关于欧洲中世纪史的基本知识即主要来自19世纪的史学家。但是，19世纪的欧洲史学在继承启蒙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研究方法，这就是仍然从法学上研究封建制度，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法律制度、一种政治制度。而此时，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以至于20世纪的史学家仍主要将欧洲封建制度视为一种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布洛赫的欧洲封建社会的概念虽已触及经济内容，但仍然主要持这样的认识，冈绍夫更据此将封建制度界定于10—12世纪的罗亚尔河和莱茵河之间。(19)马克垚发现，欧洲史学家和他们的著述大多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忽略了，而这，正是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 在考察西方学术史的同时，马克垚也考察了苏联学者关于欧洲封建制度研究的学术史。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当然不能认同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将封建社会视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认为封建社会的形成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马克垚发现，苏联学者在对西方学者批判改造的同时，也吸收了他们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苏联学者即基本上持日耳曼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虽因各自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具特点，封建制度起源的具体内容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农村公社的解体、自由农民的农奴化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在马克垚看来，这一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它忽略了奴隶制的基础和罗马帝国晚期封建因素的萌芽，而将农村公社视为封建化的起点。可是，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解体的产物，在奴隶社会仅以残余的形式存在(个别国家和地区除外)，绝不会构成封建社会形成的主要因素。苏联学者一方面承认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相承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封建制度产生于农村公社是世界各地封建制度起源的共同规律，这就陷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更有甚者，他们以西欧为范本建立封建化始于农村公社的理论，然后再用以比附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削足适履，其结果是按着他们的尺度肢解了历史。(20) 我国中古史学正是在照搬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照搬在我国中古史学几乎处在空白的情况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我们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许多错误认识，追根溯源，都与此密切相关。直到今天，我们的理论方法仍然没有摆脱苏联的影响。马克垚的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突破了苏联中古史学意识形态的壁垒，把视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扩大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领域，力求直接认识封建社会的原貌。在他看来，西方学者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他们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所提出的概念和形成的结论缺乏科学性，缺乏普遍意义，难以描述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苏联学者虽然实现了方法论的革命，但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以及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在西欧中古史研究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形成了错误的结论。而中国学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背景或比照下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可以提出他们不能提出的问题，建立他们难以建立的理论，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在他看来，西方学术界对本土封建社会史的研究虽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但即使以迄今发掘的资料衡量，他们的认识水平也不能令人满意。西欧封建社会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是目前所认识的面貌。正是基于这样的识见，马克垚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显然，这一呼声不只是面对70、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而且也面对帮助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包括封建史学)并确有深入研究的苏联老大哥，特别是面对封建社会史研究已有悠久历史的欧美学术界。可以想象，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学术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这需要多么宽阔的视野，多么果敢的胆识。 研读马克垚的著述可见，他的识见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四方面的条件，即史学史的深度考察、史料的掌握、视野的拓展和方法的选择。这些条件的具备有助于了解西方学者思想理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历史的真相，发现并弥补它们的缺陷，证伪和匡正它们的舛误，提出问题，提升研究效益和质量。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他才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对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上题的“识见”与本题的“理论”是一种从属关系。识见类似文章的观点，具有小巧、单一、分散的特点，是构成理论的元素；理论则是一种体系，具有筹划、集合、建构的功用，由识见和观点组合而成。在上文所论“识见”的基础上，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这里以突破欧洲中心论、构建封建经济学和探索封建社会发展规律为案例作些分析。 欧洲中心论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认识世界历史的理论。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形成，一套以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认识概括而创造的话语随之传播开来，久之，便形成了欧洲人的话语霸权。由于没有其他理论可供选择，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非欧学者，只要编写世界史，都只能借用这一话语。东方诸国必须通过“东方主义”来认识世界和自身；而要书写自己的世界历史，就必须接受西方中心论的控制。汉学主义也一样，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这种中国观，同样用以观察自己的历史，由此形成了文化上的无意识。即使是西方人，也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制约和纠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史的认识水平和编写思想都有所提高，部分学者认识到，以欧洲中心论来撰写的世界史绝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由此便开始了突破或避免欧洲中心论的漫长历程。但直到今天，即使是以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己任的“全球史”，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如此，巴勒克拉夫、沃勒斯坦也如此。 同世界史学科其他断代或方向一样，研究封建经济史也必然遇到欧洲中心论问题。马克垚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思考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发出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21)我们应该强调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对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意义。因为对欧洲中心论的一般批评，主要是指向它以欧洲为中心编纂世界史，以偏概全，忽略了亚非拉等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垚的研究则是在批评这种编纂理念的同时，直接揭示欧洲本土历史书写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欧洲中心论来说显然具有更强的解构意义。由此可见，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突破欧洲中心论。而基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对欧洲中心论的长期思考，马克垚集中探讨了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书写世界史的问题。新世纪初年，中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掀起了热烈的讨论，马克垚遂以自己的思考参与讨论，(22)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人在漫长的世界史书写过程中形成的。马克垚考察了世界史的多个方面：环境、生态、家庭、人口、社会、政治、过渡、转型……发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如同人的骨骼，镶嵌在世界历史的肌体之中。以至于我们研究封建化问题，封建社会的城市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都不得不以欧洲为模板。前论苏联10卷本《世界通史》以农村公社作为封建化的起点，即是欧洲中心论在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典型表现。面对这一局面，马克垚深入考察了17、18世纪以来的西方封建学术史，以图厘清欧洲中心论的经络，找出问题的症结，突破它的束缚和控制。他之所以将南亚、中亚以及远东地区纳入研究范围，即是为了给予这些地区和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从而削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至上述封建化等具体问题，大至封建经济学的建立和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他所做的大量研究，都是为了突破或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李增洪教授研究了历史重构中的话语霸权和辩证思维问题，对我们认识“西方中心论”，认识马克垚的理论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