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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文化他者到民俗主体 今天的民俗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去“发现”可观察的象征物背后的包罗万象、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超自然的体系，而是从一个现象学的角度去描述这个社会实践。晚近中国民俗学界开始探讨实践民俗学，这是关于民俗学的学术史的思想和理论、方法论前提的探讨。近二十年来，学界不断有人提出民俗学危机论，一个被不断探讨的问题就是———民俗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门学科?民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要回应这样的问题，只就民、民俗和民俗学本身来谈论，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为实践民俗学者认为，民俗学不是因为民俗才成为民俗学的。民俗研究若成为一门学问，那并不是因为民俗本身的缘故。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兴趣，直接原因是民俗学的学科反思，但是，在更大的意义上却是源于对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兴趣。 作为一门带有传统与现代二元论思维定势的先天局限性，以及带有民族国家历史使命的现代学术，民俗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随着后现代主义产生而不断被解构。这些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议题是追求文化和语义上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以及对实证主义的普遍性、对将单线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信仰视作人类统一而理性的行为、绝对真理、普遍结构、累加话语及宏大叙事的怀疑。随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精英主义的怀疑，一种超越一般性的学理层面的研究要求被提出。从现象学和社会实践角度重新审视民俗学理论，它们不同程度地属于主观的、解释的、修辞的和政治的，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真理。经验实证的科学主义不再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了。一切能够被证伪的，仅仅表明它们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不表明一切就此完结。因为在理论———经验范式之外，还可设定先验的、纯粹实践范式。实践民俗学者提出一种终极意义上的逻辑起点，依据的是康德哲学的先验划分，认为只有实践民俗学才能超越理论理性的经验领域，进入先验的、纯粹的实践理性并且找到自由，也只有实践民俗学才能以理性的目的论保持民俗学作为一门维护普通人的自由、权力和尊严的学科的内在性和统一性。实践理论和现象学，作为思想和方法，强调民俗在社会互动、实践、应用中获得它们的形式和意义。强调日常生活实践与经验，就是对权力、对普遍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抵抗，助力多元化文化政治。强调人的能动性，改变传统的以事象为中心的理念，探求历史和事件的意义。倡导公共领域的建构性实践，促进每一个人的个体权力。因此，实践民俗学的动机或目的之一，是实现古典主义的人文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首先需要突破道德性和现代性的分裂，要突破二元论思维的悖论陷阱，也需要破除基于二元论思维的民俗研究中对象决定论所导致的学科知识的异己化和文化的他者化。因此，实践民俗学者需要一个先验逻辑实现思辨的有效性。 克服理性的僭越就要破除二元论思维的悖论陷阱。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出现了“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即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启蒙主义理念，站在极端西方化的立场上，主张以科学精神根除迷信思想。陈独秀以物质性来谈论鬼神，以科学来谈论宗教，以实证来谈论信仰，以逻辑来证明灵魂世界和事物的世界。陈独秀宣布合理的理性和科学是区分真理和非真理的准绳。陈独秀认为人的“真正的确证和实践”应该依靠科学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由此，他不仅否认了鬼神的存在，也反对宗教。用科学去否定宗教，并不能消灭宗教，只能破坏其中的道德价值。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于鲁迅对华南一伙“假冒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伙人以财政紧缩的理由禁止农民秋收庆典。对此，鲁迅认为，劳作一年的农民，年终岁尾举行仪式，是一种精神慰藉，原本人之常情，这是民众的素朴之心。鲁迅认为那些冒牌知识分子是“伪士”，而他们所指出的“迷信”倒是可以保留。生活世界和自然秩序中原本蕴含了人的精神价值，它是信仰的来源，也是道德客观性的依据。近代以来，精英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设法渗透“日常生活”，但是，却没有理解“日常生活”的真谛与精髓。当代社会的问题是工具理性过分僭越，对自然的统治思维蔓延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基本价值异化为利益和工具。市场原则和资本逻辑只能限定于经济领域之内。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危机源于物质主义，迷信科技解决一切。“反身性”表明理性仍然有赖于环境，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效。理性主义要求的逻辑的完全自洽是不可能的，自我指涉、悖论等现象都是从理性自身推导出的反理性主义的后果，是理性主义建构的所谓内在逻辑的不可规避的存在样态；另外，任何试图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反思在实践层面上都是不现实的；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反思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 实践民俗学者认为，对象决定论导致异化和他者化，即民俗学研究对象被“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异己化、他者化。因此，民俗学泯灭了民俗主体本应享受的主体地位，这是该学科在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民俗学离开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陷入纯粹形式主义的研究，走入机械论的、科学主义的、碎片化的歧途。由此，民俗学远离社会，脱离了实践，回到象牙塔里成为古董，成为无用之学。这无疑是说，回到实践，回到重大问题，实现伦理和道德转向，回到意义的探索，才是正途！问题的核心不是你研究了民俗还是研究了别的什么，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的背后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即学术研究的观念是否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认为，现代学科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并不是由学科对象所决定的，而是由学科观念所决定的。既然科学研究以经验实证为检验科学性的标准，那么经验实证的有效性也只能限制在经验实证的范围内。实践民俗学者从康德式的抽象理念，即抽象的价值规范出发，试图为民俗学提供先验逻辑，划分先验知识范畴，认为这种先验逻辑可以有效地揭开经验实证研究给民俗学带来的遮蔽，即工具理性的僭越所导致的盲区。所谓“经验性的实践知识”就是以经验性的对象或客体为意志的规定依据，对应于任意意志；而“内在于纯粹理性的、超验的实践知识”则对应于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因此把民俗学区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超验世界是意志或者实践理性的必要假设。从轴心文明时代起，人们开始以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的确是一个古典主义的课题，也无疑是真理的宣称。按照吕微的话就是：“在古典主义者眼中，人的‘自由的任意’却是以人的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即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自由意志)为无条件条件，而这一无条件的自由条件才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古典范式给予‘民俗复兴’以积极的道德评价或价值判断的最充分的理由。”古典主义的人文情怀或者说是“人文理想”不可能来自科学的推论。 实践民俗学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过程中充当思想家的角色。强调自由意志的目的是证明民是自由的人，民俗是有价值的文化。民俗学者在发现民的主体性时实际上也是发现(觉悟)了自己的主体性。主体的人因而有人的生活权利和自由意志。实践民俗学者站在古典主义的道德制高点，等于宣称自己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承认有超越经验世界的、科学不能证明其存在与否的、绝对先在的条件，借以否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先验范式就是强调“内在性”，克服经验认识和经验实践的外在性。实践民俗学关注的对象与传统的经验实证的民俗学相比较发生了改变：从物到人的改变，其实就是由实在世界向精神世界，由外在性到内在性，由具体到抽象，由经验到先验的视角的转换。这种实践转向所指，即转向主体的自由意志，强调伦理，强调生活世界理论意义上的精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超越性，也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这种批判具有非实在性和非实然性质的纯粹思辨色彩，是精神层面的批判。它有别于强调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