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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中央印刷厂的重建及运作 抗战期间，随着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为宣传革命思想、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中共亦开始着手在各敌后根据地建立印刷厂。陕甘宁边区(原陕甘革命根据地)此时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首府延安成为中共领导全国进行抗战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建立的比较大型的印刷厂主要有延安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及光华印刷厂。中央印刷厂主要负责印制中央的政策文件、报刊杂志及马列书籍；八路军印刷厂主要印刷军队的教材、军报及部队的宣传读物；光华印刷厂又称“财政部印刷厂”，于1942年从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独立之后成立，主要负责印刷陕甘宁边区的钞票[11]37。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做出决策重建中央印刷厂。中央印刷厂重建于1937年7月，并于次年将7月1日定为厂庆日，选址清凉山。清凉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是党的新闻印刷出版中心。此时中央印刷厂划归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后改为中央发行部领导。印刷厂实行厂务会议制(厂务委员会)，厂务会议由三个部分构成：党支部干事会、由厂长领导的生产部及工会执行委员会(相关人员任职情况详见表2)。1943年前由于委员会人数较多，不便经常召开会议，于是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任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性质的会议，又称“三人团”，负责组织领导全厂的生产活动，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并对职工的生活福利进行管理等[12]14。有关全厂整体性的问题，如制定生产计划、预算决算、干部配备、职工奖惩以及党政工会等活动，都提交常务会议来解决。厂长直接领导的各生产部门，是印刷厂的主体组成部分。厂部设工务、总务两处。各部门的职能、任务和组织随着印刷厂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调整变动，但总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工务处按生产工艺顺序一般设立有排字、机器、装订、刻字、纸版、铸字等生产部门以及材料科与校对科，负责全厂生产活动的组织调度，并管理原材料供应。总务处最高负责人通常由厂长兼任。厂长、处长、科长及其他各部门的主任皆由中央行政委任，而各部门的生产小组、工会小组，组长则可通过统一选举产生[11]14～15。在工业生产方面制定了全厂性及部门性的生产计划，1943年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印刷厂开始普遍订立个人生产计划。随着各项生产计划的制定，印刷厂先后建立了一套包括生产统计记录、原料收发、保管及财务支出收入在内的规章制度[11]14～15。  中央印刷厂党支部先后经历中央财政部、出版发行部总党支部的领导。1942年成立总支部，开始受杨家岭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领导。党支部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在印刷厂职工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动员全厂职工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另一方面是领导工会，并通过工会进行各项活动的开展。 建厂初期，印刷厂只有2台四开机、4台对开机、1台鲁林机、1个圆盘，职工70余人。当时陕甘宁边区仍处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由于电力的缺乏，机器启动只能依靠人力来完成。中央红军进厂时曾带来几部石印机，《长安晚报》的技工也带来2台四开铅印机及部分铅字器材。其余印刷设备的来源主要依靠购买。祝志澄曾通过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利用各种关系，购买了一批机器设备(对开机1台、铸字机2台)、印刷器材和各种纸张运回延安。原《西北文化日报》社技工在转移到延安前，曾在周恩来的授意下，集资购买1台四开印刷机和圆盘机以及部分铅字、字架等设备器材。将这部分设备器材安全运回延安也是颇费周折。首先，工人们以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为借口，将设备迁到三原县城，接着再将设备由三原县秘密运往延安④。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正是这些简单粗劣的设备、器材和原材料保证了中央印刷厂的生产，其中一些关键性材料甚至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印刷厂消耗最大的原料为纸张和油墨。自从开始使用机器印刷后，各种设备工具都由印刷厂开始自行制造，但是“唯纸版第一层纸悉采自日本产之薄型纸”[13]。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国内主要进出口岸为日军占领之后，印刷材料如纸张、油墨的进口和流通严重受阻，对于深处中国内陆的延安而言影响亦十分明显。1939年12月30日，《新中华报》刊登了一则令印刷厂无比欢欣的消息：“现不断出口质量提高，且每日产量亦增至一万余张。”[14]这种纸即是用野生的马兰草打浆而制成的，人们亦称其为“马兰纸”。马兰草在陕北随处可见，工艺相对容易，成本低，因此成为最佳选择。为尽快造出纸张，中央印刷厂工务科科长王元一带领部分同志，前往延安安塞县的山沟里创办造纸厂。就造纸而言，这批人都是外行，因此使用的都是手工工艺。首先将收割的马兰草进行晾晒做干燥处理，然后进行浸泡，最后进行碾碎，漂洗干净后即成为造纸所需要的草浆。开始造出来的纸比较粗硬，不适应印刷的要求，印几千张后就将印版的字面磨平。印刷职工想尽千方百计，改进印刷工艺，以适应马兰纸的特殊要求，最终印出了合格的印刷品。 油墨全赖自制，但制作油墨的关键性原料——黑烟子，却是关键问题。为解决黑烟子的来源问题，职工最开始使用锅底灰，但逐家收集不仅麻烦，而且质量不佳。1940年6月18日，《新中华报》刊登了张子春读者的来信，信中说：“在我物质困难条件之下，尽量按照纸张，配制油墨，造纸方面，亦请在质量上多加注意改良，不然会令人手执报而兴叹!”[15]印刷工友决定对油墨进行改进，为提高质量，工人们开始在劳山农场烧制松烟，并利用延长石油厂炼油剩下的油渣，经过再次燃烧收集烟子，解决烟子问题。为将油墨细腻调和，在兵工厂的协助下，制造出一台小型的轧墨机，最终解决了印刷用墨问题。 使用马兰纸印刷，纸边不齐且含沙量较高，切纸工作显得很困难，而切出来的书籍外观往往不甚理想。切纸工樊元行创造简易裁纸架子，将纸张夹在杂木制的板架之间，利用人的体重踩压，不仅节省体力，而且提高了裁纸的效率。刻字工人曹国兴利用刀片、螺丝和木板自制一架土切书机，其效率虽比洋切书机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一大进步。 除上述印刷原料设备外，印刷厂职工还曾自制相机，利用日军投下的哑弹制作打样机，进行字架改革，维修机器设备等生产改良活动。在生产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印刷厂发挥创造性与能动性，解决原料问题，坚持生产，传播革命理念。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印刷职工的工艺水平得到进一步传承和提高，并且在印刷原料方面，打破了对进口原料的高度依赖，在战争时期，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印刷效率的最大化。 抗战时期的中央印刷厂直属中共中央领导，其经营目的并非在于营利，而是宣传革命。印刷厂的人事行政、党组织及工会都接受上级党组织的统筹管理，其生产任务与计划也与新闻宣传紧密相关，是实现革命宣传的物质保障。印刷机器是千方百计从外购运，而纸张、油墨等方面则逐渐实现自制自用。技术方面，以核心技术人员为骨干，对工人进行技术培养。中央印刷厂的重建成功，使中共革命宣传获得更为稳固的保障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