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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革命印刷：抗战时期中央印刷厂的工人管理及动员 显而易见，中央印刷厂并非是雇佣式的工业企业，工人在厂中并非是通常的受雇劳动力，而是生产组织、技术革新和思想教育的主力。工人虽然领取工资，但在党政机构的组织之下，并未将工厂视为“资方”，而是极具革命奉献精神，以为革命印刷为荣。中央印刷厂是供给制的生产单位，因此，所谓的工资，实际上是职工津贴和技术津贴。此种津贴性的工资制度，几经变化，最后发展为实物与货币混合制，以签订集体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16]，规定每个职工应该享受的实物(衣食等)和货币的数量，其工资数额是根据工厂具体运作及市面上物价情况制定，并对最低工资进行规定⑤。现有研究主要是强调工人的阶级性与进步性，未充分关注工人在印刷厂实际运行中的地位与角色。如果从工人与工会的视角来观察，则有助于理解印刷厂在运行中的革命“密码”。 关于印刷厂的职工来源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部分为老战士，主要是长征时期的红军、陕北的红军及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战士，以祝志澄、朱华民等为代表。这些老战士组织纪律性强，政治立场坚定，对建厂初期政治思想建设的开展有极大的帮助和带动作用。第二部分为西安来的技术工人，以西安的《长安晚报》社及《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十多名技工为主，在迁移到延安前，曾印刷过革命宣传品。1937年转移到延安后，两社技工部分进入抗大学习，部分经组织介绍进入中央印刷厂工作。第三部分为上海来的技术工人。1937年初，祝志澄奉命到上海以雇佣的名义，招聘了两批共11人的技术工人，包括排字、刻字、铸字等工种。西安、上海两地技术骨干的加入，为中央印刷厂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技术基础。第四部分为在延安本地吸收的农民、店员及1938年后补充进来的知识青年(有部分是大学生)⑥。因为革命宣传的特殊性，印刷厂对工人的要求基本是政治与业务并重。西安、上海来的部分技工在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是为延安的中共工作，为使这批熟练技工安心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印刷厂首先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以期克服不良习气，同时组织文化学习，提高这批印刷工人的思想认识。 印刷厂重建后，为补充人手，中央印刷厂还招收了一批学徒，作为印刷技工的后备队伍。1937年6月23日，中央印刷厂贴出招收学徒的广告，招收对象是16-20岁具有高小毕业或相当程度的男性。体格健全，无不良嗜好，当为合格。考核方式则包括：“国文”、“口试”、“普通常识”及“略试新文字”。考试手续较为简单，可随到随考，但录取后需有团体介绍信或有正式商铺作为担保。学业期限为一年半，分四期，每期均有津贴，学业期满后，可根据技术水平酌给工资。若在学业期内，工作积极、技术进步较快，则可缩短学业期限，同时予以优等待遇[17]。 印刷厂工会成立于1937年4月，成立之初，会员只有40余人，且成份较为复杂。有经历过长征的革命战士、有从大城市来的技术工人、有学校来的知识分子，亦有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因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差异，最开始并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团结。这一时期的工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工会不再是领导工人同资方进行斗争的组织，而是教育工人、领导工人管理生产的组织。工会的主要任务有三：发动群众参加生产竞赛和生产管理，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组织职工开展文教和体育娱乐活动；推进各项劳动保护工作的正常执行并领导职工在生活中实现互帮互助[18]，工会最高负责人为工会主任，下设农场、伙食委员会、工会劳保部(后改为组织部、文教部、劳保部)三个部门。中央印刷厂工会在工会系统内受边区总工会领导，同时中央职工委员会也经常性地予以直接指导，党支部亦通过工会进行各项活动的开展。关于印刷厂的生产费用，是由中央财政部和中央特会科直接拨款，书本杂志等产品则无偿交付新华书店和其他发行机关。 在生产方面，印刷厂以生产支援革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生产突击队，二是开展各种生产竞赛。按照签订的劳动集体合同，印刷工友每天本只需工作八小时，“为保证完成和超过生产计划”决定每天自愿多做工一小时。工务处的各部门均组织生产突击队，展开生产竞赛，机器部白班与夜班的竞赛、装订部女子同男子的竞争、甚至老年人也与青工展开竞赛[19]。生产突击队的组建，激发了印刷工人的革命与劳动热情。1939年12月党中央给予印刷厂生产突击的任务，印刷工人日夜加工，三天排完15万字，并将“九十五期《解放》及《新中华报》二期外加特刊，共印好了十九万张”[20]，最终顺利完成了组织交给的突击任务。1939年年终总结时，全年共完成1500万排字，出版《解放》20.59万册，《新中华报》45.49万册，《中国妇女》1万册，《中国青年》1.25万册，马列主义书籍30.32万册，并代印了其他书籍6.2万册等。1943年赵占魁运动在边区工人生产运动中迅速展开，中央印刷厂积极响应，但因原料限制等原因，“生产任务目前尚不须大量提高，故现已有十七个工人参加农业生产，所遗工作任务即分由其他工人担任”[21]。中央印刷厂开展赵占魁运动的特点表现为除工人掀起生产热潮外，印刷厂决定开展工作大检查，以使“劳动力的组织和配备，以及原料使用等管理制度”[22]更加完善，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目的。随着赵占魁运动的开展，各部门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总产量在原产量的基础上增加28％，截至报道时，中央印刷厂参加赵占魁工人运动的人数已经达到69人(连职员在内共85人)，占到全厂工人总数的54％以上[23]。这一年全年排字量达到3973.6208万字，印纸4471令(相关产出情况详见表3)。  中央印刷厂职工的生产竞赛除部门与部门以及个人之间的竞赛外，还与其他印刷所工厂展开。抗战进入更加艰难的相持阶段之后，为坚持持久抗战，增强抗战能力，中央印刷厂除自己继续坚持义务加班生产外，对政治印刷所提出的“九小时”工作制也极力赞成，并请求政府将其“定为边区工友们一种自觉订立的新制度”[24]。同时要求两厂星期天及休假日加工，增加一小时义务工，为九小时以外，中央印刷厂还提议青工与成工无差别地均实行九小时工作，以为边区经济做出贡献。1944年，中央、光华、留政印刷厂相互展开竞赛，由于三厂均为印刷厂，因此竞赛的条件主要集中在提高技术改进质量、增加生产等方面。要求减少排字的错误、提高切书的质量、培养出新的技术工人、原料方面实现替代品的自给自足、生活方面改善职工的伙食、改进医疗卫生等[25]。三厂自七月开始至十月结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竞赛。其中中央印刷厂年排字量为4000万字，印刷4800令纸。在生产竞赛结束后，三厂还积极进行总结：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印刷厂印刷质量明显提高，印刷品字迹清楚；留政印刷所学徒技术进步快速，并用替代品克眼原材料不足问题；光华印刷厂建立检查制度，精简组织机构，提高行政效率。 中央印刷厂还积极进行生活自救。自1939年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的提议后，各工厂通过各种途径以实现自给。印刷业由于行业与工人的特殊性，最开始实行的是“以工业生产代替农业生产”。至1940年，大部分党政机关、学校都坚持农业为主、自己动手的方针政策，初步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印刷工人也不甘落后，1940年2月29日，边区印刷总厂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并产生新的“生产委员会”。根据指示，“工厂仍以工业生产代替农业”，“每人生产二个月的粮食，每人每月加三个工”，“除此之外，并决定种大批蔬菜，以改善生活”[26]。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央印刷厂取得的突出表现为平江领导的菜园生产计划和以佟玉新为代表的佟玉新运动。生活生产运动的开展，最直接的作用是保证了印刷厂职工的生活所需，在劳作的过程中，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 通过开展生产和生活运动，印刷厂在各方面进步均比较明显。一方面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用物质生产的成果支援革命，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促进了彼此间技术的交流、进步及传承。 工会在引导工人捐助支援革命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38年11月，工会宣传队在全厂会议上对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抗战的艰苦情形进行报告，并召开“募捐毛袜手套大会”，阐述捐助毛袜手套对于前方抗战的重要性，会场认捐情形热烈，当场募捐的总数有“大洋三百九十一元一角，毛袜手套各一双”[27]，最终折合毛袜手套650多双，超过预计的三倍。为支援工人自己的阅读刊物《中国工人》的顺利出版，印刷工友不仅为其募集基金一百二十七元，在资金上对其予以支持，还全员进行义务加班，以期创刊号能在“二七”纪念日时出版问世，并成立通讯组、读书会，以方便给《中国工人》提供稿件[28]。此外，印刷工友还积极购买建设救国的公债，青工在此过程中表现得更为踊跃，不仅带头认购，而且数额较大“多以一月或两月之工资购买之，有认购达二百元，一百五十元之多者……全厂职工及杂务人员，共已购买公债三千七百元”[29]。 边区印刷工友还积极支援印刷同仁的工作与生活，鼓励同仁在战争年代，继续坚持发展中国的文化印刷事业。1939年8月7日，香港中华书局分厂工人1400余人被厂方无故解雇，每位工人只发一个星期的工资作为遣散费，并令其限期回到上海。然而，这些工友为坚持正义，为保护国家和广大工友的利益，坚决抵制回沦陷区为日寇所用。工人失业后一方面呼吁社会援助，一方面请求政府的支持，但历时半年之久均未得到解决，一千多名工友流落香港，生活十分困苦。印刷厂工友在第一时间内将此事在多种报纸上进行转载报道，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随后代表全体边区工人“向厂方表示严正的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友和抚恤医治负伤者”[30]，并寄送500元国币表示对香港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的同情与援助。沪港相继沦陷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被日本封闭，失业工人剧增，面对此种状况，在延安的印刷工友聘请陈云、王锦其等组织延安“商务中华同人会”，对商务、中华书局的同人生活表示关心，并去电以示慰问：“特向我全体同人致最亲切之慰问外，对我同人等之生活，倍深关怀。同人等在此有同人会之组织，藉以沟通音讯，联络情谊，本我商务中华同工过去之奋斗精神，为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文化印刷事业而奋斗。”[31] 工厂的自主式工业化和工人的革命化提升了中央印刷厂的生产绩效。1939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延安桥儿沟开幕，中央印刷厂参加了展出，送展的产品有纸版、铅版、拼好的活字版及印刷、装订完工的报纸、书籍等，将印刷生产的过程直观地展现在大众面前。5月12日，边区工业展览会在中央大礼堂完美闭幕，中央印刷厂最终获“团体特等奖”，李克谦则获“个人劳动英雄奖”。1942年7月，程海洲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战斗了五年》一文，对中央印刷厂五年的战斗历程，生产成果做了较为详细的回顾和总结。生产方面，五年来共“印刷书籍321种，3,514,275册；杂志16种，1,440,000册；报纸10种，4,432,229份”，同时“每月的生产数量是在300万字以上”(而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的生产能力不过100万字左右)；思教方面，“印刷职工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得以提高”，印刷工友改变了雇佣思想，成为革命事业的积极工作者和创造者；职工及技术方面，员工队伍不断壮大，并“帮助中央建立一小型印刷厂，不断给以人和物的帮助”[32]。中央印刷厂不仅实现了自主的工业化印刷，而且成为中共革命印刷人才的培养基地。据1944年边区印刷事业的统计数字显示：边区的印刷厂全为公营，计有四个厂，职工总数达297人，最大的是中央印刷厂，有职工169人(不计副业生产人员)[12]187。 在抗战时期的革命宣传体系中，延安中央印刷厂居于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延安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革命出版中心，其出版的书刊种类、报纸数量虽不能与重庆、上海、桂林、昆明等战时印刷出版中心相比，但它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中央印刷厂支持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中国工人》、《中国青年》等核心革命报刊的发行，此外还有各种著作、党的各类文献宣传布告等。通过印刷报刊书籍宣传品的形式，将革命主张传送到各根据地和散布到大后方，壮大革命的队伍，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