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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中共领导的印刷厂中，中央印刷厂极具典范意义。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中央印刷厂通过早期的机器印刷技术的引入，奠定了印刷生产的根基，同时通过强化党的领导体制和政治管理，确立了革命化的生产原则。中央印刷厂为发展党的新闻出版、印刷、发行事业、宣传中共的各种主张、政策，支援革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陈毅曾对延安时期包括中央印刷厂在内的出版印刷事业做出如下评价：“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12]中央印刷厂的印刷与管理，均非商业性的生产与销售方式，而是以革命宣传为中心的革命印刷厂，这是其与一般以盈利为目的的印刷企业的根本区别所在。印刷厂的资本及运行经费为主管之部门负责，其本身并不以利润来维系再生产。 中共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新闻宣传来扩展其政治生存与发展空间，传播革命主张。中央印刷厂所承载的正是建立中共自主的革命宣传能力的使命。基于此，中央印刷厂虽非商业雇佣式的工厂，但需要强化工业生产能力。在此方面，中央印刷厂在机器的修造、印刷技术的演进、印刷原料的开源等方面，都在不断强化自主革新和保障能力。根据地的条件虽然简陋，并要经常应对战局与形势的变化，但中央印刷厂仍然保持着高效和规模化的生产效率，且成印刷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力支援了各根据地印刷事业的发展。正如印刷厂的厂歌所言： 是抗战文化的心房，我们的印刷厂。努力呀，兄弟们!加速运转我们的机轮。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声音，借着我们的印刷品，传播到四方。 是抗战文化的心房，我们的印刷厂。努力呀，兄弟们!加速运转我们的机轮。让中共救国建国的主张，借着我们的印刷品，散布全中国。 努力呀，兄弟们!我们要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要创造独立幸福的新中华。[12]223 厂方与工人间并非雇佣式的劳资关系，虽有支付薪资，但远非高薪。在中共主导的印刷厂管理制度中，政治与革命的原则始终贯穿，但工人并非是完全被动为政治所掌控。在工会的组织与教育下，绝大多数的工人在工厂能够感受到生活和情感上的关怀，自发地对于革命产生认同感。革命化的工人在印刷厂的生产之中激发出很高的创造性和自主性，诸如技术难题、原料困境，多是在技术工人的探索之下发掘出来的。工人在印刷生产之中所寻求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报酬，更重要是受为革命印刷的使命所鼓舞，而视之为自己革命的进步行动。中共领导下的中央印刷厂，作为中共在革命宣传战线上的先锋，为中共建立自身的印刷宣传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物质载体，革命理想与信念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薪酬激励，党组织下的工厂体制也缓和了潜在的劳资冲突与矛盾，中央印刷厂，这一有着鲜明中共烙印的印刷机构，在激烈的斗争形势中发挥了其巨大的效用，也展现了其独特的性质。 注释： ①美国学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对印刷资本主义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解说，将印刷技术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认为“印刷资本主义是印刷业与出版业机械化过程中的一种衍生物”，“与传教士所期待的不同，印刷技术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基督教王国，反而促成了共产党政权的成功”(参见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民族主义是被想象建构起来的，新教与印刷资本主义结盟，通过廉价的出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体，资本主义创造的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②关于中共根据地印刷事业的研究主要有：万启盈《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出版的中央印刷厂》，载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编《中国印刷年鉴1981》，印刷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曹国辉《延安时期的印刷事业》，载《新文化史料》：1988年第6期；曹予庭《毛泽东关心革命印刷事业》，载《新闻出版交流》1994年第2期；周岩《抗日根据地印刷工作者的历史性创造》，载《第三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6月；郭清源、陆英文《浅谈我军印刷工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对革命战争的作用》，载《第三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6月；倪波、张志强《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编辑出版事业》(上、下)，载《新闻出版研究》2000年第4-5期；袁桂莲、王光荣《红都延安的书刊是如何传播到全国各地的》，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6期；刘苏华《延安出版业研究(1937-1947)》，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赵晓恩《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载《出版发行研究》2010年第1-5期；王海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的印刷与发行》，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2期等。 ③参考钟明星等《中央印刷厂的情况》、朱炳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简况》、马永年《回忆中央印刷厂和中央印钞厂》、肖易生口述、杨明瑞整理《回忆中央苏区印刷厂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编《印刷职工运动资料》(第3辑)，1986年，第44-49页。 ④参见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李平《回忆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历史简况》，载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编《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2-3页。 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央印刷厂职工工资情况如下：1938年每月最高工资为28元，最低为13元；1941年2月实行新工资制度，最高工资为34元，最低工资为20元，伙食每月9元，不足部分由厂方负责补给；1941年10月17日，中央印刷厂估价委员会根据边区政府关于实行新工资办法的决定，规定中央印刷厂的工人除衣食住由厂方供给外，工资为每月20-60元；1942年4月厂职工大会与厂方订立集体合同，关于工资部分，采用实物货币混合制，货币工资额为35-60元，每半年估价一次；1944年货币工资折米0.8-3斗，平均2斗，全年24斗，合洋48000元。 ⑥关于印刷职工的来源主要参考：李平《回忆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历史简况》，载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编《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2-4页；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原文参考文献： [1]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M]//近代中国报业史料研究简编：第3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 [2]王云五.中国的印刷[J].文化建设，1934，1(1). [3]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J].申报月刊，1932，1(1). [4]曹国辉.延安时期的印刷事业[J].新文化史料，1988，(6). [5]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上海市轻工业局党校政治教研室，等.印刷职工运动资料：第2辑[M].内部资料，1985. [6]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印刷职工运动资料：第3辑[M].内部资料，1986. [7]中央印刷局实行劳动法[N].红色中华，1932-01-20. [8]明云.军委印刷所工人生活素描[N].红色中华，1934-06-01. [9]印刷工人的合作运动[N].红色中华，1933-12-23. [10]一分一秒一丝一毫为着革命战争的需要[N].红色中华，1934-06-30. [11]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中国革命印刷史资料：第4辑[M].内部资料，1987. [12]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3]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人试制毛边纸版成功[N].晋察冀日报，1943-06-26. [14]振华造纸工合社日出报纸一万张[N].新中华报，1939-12-30. [15]读者信箱：本刊恐待解决的发行问题[N].新中华报，1940-06-18. [16]中央印刷厂工会厂方订集体合同[N].解放日报，1942-05-01. [17]愉快的学徒生活边区印刷厂速写[N].中国工人，1940-04-04. [18]李平，立民.边区印刷厂工会是怎样长大的[N].中国工人，1940-09-01. [19]印刷厂组织生产突击队[N].新中华报，1939-03-31. [20]边区印刷厂完成生产突击计划[N].新中华报，1940-01-13. [21]农具中印两工厂积极开展赵占魁运动[N].解放日报，1943-04-08. [22]中央印刷厂参加赵占魁运动，四十二人拟定新的生产计划[N].解放日报，1943-04-12. [23]赵占魁运动光辉成果，中央印刷厂生产激增[N].解放日报，1943-04-29. [24]边区印刷厂热烈赞同印刷所的提议[N].中国工人，1940-10-01. [25]中央、光华、留政印刷厂相互竞赛条件[N].解放日报，1944-07-01. [26]边区印刷总厂召开生产大会[N].中国工人，1940-03-08. [27]印刷厂召开“募捐毛袜手套大会”[N].新中华报，1938-11-10. [28]边区印刷分厂热烈募捐帮助中工出版[N].中国工人，1940-02-07. [29]边区印刷厂买公债三千余元[N].解放日报，1941-06-21. [30]边区总工会捐款五百元慰问中华书局港厂被解雇工友[N].新中华报，1940-03-22. [31]延安商务中华同人会电慰沪港该馆员工[N].解放日报，1942-02-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