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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 项目成果：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17JJD770001)阶段性成果。修订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邴文彬、徐阳协助，谨致谢忱。 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 所谓“言路”，广义上是指传统社会实现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狭义则特指官员上呈消息、意见的途径。就宋代朝廷而言，获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决策，进而下达、反馈，是一复杂系统；牵涉到整体的层叠式布局、内外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选用、政务文书的运行、多途消息的汇总核验、文牍邸报的散发、上下之间的互动沟通，等等。种种表象背后，关系到施政者的意图、官僚体系运转的内在机制；制度运作的实态，也让观察者注意到当时的“制度文化”氛围。 宋人将制度视为“纲纪”。应该说，在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安排下，宋代对于信息的搜集汇聚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百司官员的“转对”、“轮对”，对地方官员在任表现的巡视“按察”，强调实地调查的“察访”闻奏，鼓励多方询访体问的“访闻”，专人专项覆实事由的“体量”，比对核验信息的“会问”、“照勘”，等等。此外，君主御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广泛，诸如扼守信息沟通要路的通进司与閤门司，亲从近臣掌控、在京师侦伺讥察的皇城司，宦官任职、传递内廷信息的御药院，作为“廉访使者”、按刺物情的走马承受，博访外事的军校、密探，登闻鼓检院的设置；亦有帝王出行时偶然兴起与民庶的接触……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帝王面对政事民情的渴求与焦虑。 对于上述内容，学界已经有所研究。①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1)作为重要信息通进渠道的宋代“言路”建设，(2)“言路”上的活动与滞碍，(3)“言路”通塞与制度文化的关联。 一、信息与言路：防范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时期的“信息” 中古时期的“信息沟通”，发生于当时各类人际交往活动中，包括君臣之间、朝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敌对势力之间、各类关系网络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往复传达，消息探访、递送与交换。可以说，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和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 说到“信息”，需要注意的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音信，指命令、消息、数据、符号等传递的内容与包含的知识；其次，信息大多具有时效性、流动性，凡提及“信息”，大多与“通”“塞”、“传递”“隔绝”相关联，显示出其沟通传播的本性及渠道途径的重要。② 在中古时期，“信息”一词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至少在唐代已经频频出现。类似的说法，宋代则更为常见。臣僚章奏、官府文书、私人信函诗作中，常有“信息浓”、“信息稀”、“信息疏”、“无信息”一类表述。③当时人对于信息的渴盼，予人以深刻印象。信息承载的既是音讯，也是周边畅通与隔绝的表征；信息的沟通对于民情抚慰具有重要意义，而渠道的封闭阻断，则是人身禁锢或环境动荡的体现。学界通常讨论的社会网络，正是由有形的人群、观察可见的人际关系和无形的信息流动脉络组合而成。网络中的活动，既有物品人情的往来，也有大量消息、言论、品评的交流；网络中心，往往就是信息漩涡议论场。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历代朝廷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④熙宁十年(1077)五月，宋神宗亲笔批示，令前线指挥战事的李宪“候董毡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见得次第，发来赴阙”。⑤元丰七年(1084)正月辛亥，神宗手诏李宪，再度流露出对于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担忧。⑥靖康年间，东京“信息不通”，内外困敝，人心惶惑。⑦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军政活动中信息通塞关系攸重。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拘狭的；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程度，却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宋人在颂扬本朝集权成就时，称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⑧而连结这“身”—“臂”—“指”的脉络神经，显然包括流淌在其中的信息。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⑨ 渠道通塞，包括上下双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顺畅或阻滞；本文关注的“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汇聚渠道，尤其是官员的进言途径。 (二)戒惕壅蔽的“言路” 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政书会要、编年史籍还是人物传记，对于臣僚“言事”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人向有“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⑩之说。好谏纳言，历来被认为是君主政治开明的反映，而其背后的深层关切，则在于防范壅蔽。所谓“防范壅蔽”，不仅是防范基层信息收集不及时不畅通，更是戒备高层臣僚的选择性报告或揽权阻塞。唐初魏徵向唐太宗解释“兼听”意义时，明确地说：“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话语中所指的戒惕对象，应该说十分清楚。(12) 宋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沉重压力。从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宋人对于开广言路尤为重视。孝宗朝名臣罗点曾说： 祖宗立国以来，言兵不如前代之强，言财不如前代之富；惟有开广言路，涵养士气，人物议论足以折奸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则非前代所及。(13) 南宋后期，张端义曾比较历代治政特点，称“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14)相对而言，宽容议论、鼓励进言，确实是宋代治国特点之一。欧阳修在其《镇阳读书》诗作中，自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15)“言路之通塞，系乎人材之消长”，(16)这样的意见成为朝野共识。尽管后世有“(宋之)儒者论议多于事功”之讥，(17)而在当时，这既是士大夫报效社稷、建树风采的途径，也是君主宣导下情、补益聪明的方式。 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 祖宗纪纲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18) 这种纪纲，很大程度上是靠言责来维持的。从执政臣僚、给舍、台谏到各路监司，对于朝政得失、官员臧否、内外物情，无疑都负有言责，这具有监察意义，也是朝廷信息来源所在。(19)民意的把握、政策的制订、制度的调整，正应以此为据。 尽管历代都强调官员言责，但“言路”一说的集中出现，是在宋代。宋代的进言渠道应该说是多层多途的，也有各类临时性加急性的特别处置。南宋后期魏了翁曾回顾说：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20) 这段话常被学者用来证明宋代君臣沟通的途径，所列举的方式，在历史上确实都能寻得例证。诸如御前会议、近臣宣召、官员入对、书疏章奏、经筵咨询、私下访谈，都提供了君主了解外情的机会，也都曾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这一说法，即便在宋人引以为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现象；他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 进言渠道中，首当其冲的言事者，应该是宰辅、侍从等，也就是吕中所说“大臣”。正因为如此，真宗朝的“圣相”李沆，才因其寡言而被批评为“无口匏”。(21)一般来说，宰辅进言、与皇帝对话，会有当时的记录；像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曾布的《遗录》、李纲的《建炎时政记》、史浩所记《圣语》、周必大的《思陵录》《奉诏录》等，都是宰辅近臣对于政务对话情境、往复进言及皇帝旨意的笔录。“论思献纳，侍从之职”，(22)侍从臣僚亦“于事无不可言”。(23)我们在宋代史册中看到，每逢重要的人、事调整，政策变更之际，往往有这些大臣的若干章疏及连篇累牍的君臣对谈。 不过，在宋代，“言路”一说有其特指。所谓“言路”，是指官员向皇帝进言的专有途径，也是指担负言职的机构及官员。时人通常会说，“言路，台谏给舍也”，(24)这可以说是狭义或曰严格意义上的言路官职。所谓“台谏”，是宋代监察部门御史台、谏诤部门谏院的合称。有关二者的职任区分与关联，学界已有许多研究，(25)今不赘。就其突出的“言事”功能来说，二者责任有所区分，谏官职在论奏谏正，而台官则是弹举纠正。(26)所谓“给舍”，则是指从属于宰相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担当草拟诏旨与审覆封驳职责的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之后，二者分处两省，职事既有分工合作，亦有先后程序中相互防察处。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27)给事中“掌读内外出纳之事。若政令有失当，则论奏而驳正之”。(28)给舍的缴驳通常伴随进言，“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29)给舍之言常被视为“公论之气”的代表。(30) 元丰后即常见给舍、台谏并提： 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设为给舍、台谏之官，以封驳、论列为职，所以弥缝其阙，纠正其非，归于至当也。(31) 也就是说，给舍掌管封驳，台谏职在论列。就时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言，给舍、台谏在言路上发挥着前赴后继的接力递补作用： 政事归于庙堂，而言路通于天下。庙堂之有所失，给舍得言；给舍之有所不及，台谏得言；台谏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32) 给舍与台谏，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官员；前者位于行政体制之中，后者则属于监察规谏体系。(33)二者得以并提，与宋代“言路”的运行机制相关，既反映出二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职能互补，也凸显出这些部门共有的进言作用，强调在其位者针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权利。朝廷重大事务的运行链条，离不开出令—审覆—执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中枢决策形成过程中，给舍若有不同意见，或封还词头，或封驳诏令，是其进言机会；颁出的政策内容失当或朝政措置疏舛，台谏可以规谏廷辩。这些做法，既是为减少决策过程失误，也对居于“庙堂”之高的君王宰执构成某种牵制。 我们经常看到官员“极言时政”、“极论阙失”之类说法，一般是指不惮风险竭力陈说。宋人常说，“任言责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4)事实上，位于言路之上的官员，有刚劲者，亦有猥懦者。(35)谏说之难，自古以然。(36)司马光曾经比较裴矩在隋炀帝、唐太宗时期的表现，评议说：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37) 总体上讲，宋代朝野风气相对开放，士人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亦追求清誉，当时“虽庸庸琐琐之流，亦为挺挺敢言之气”，以致“失在谏垣，救在缙绅”。(38)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员，像翰林学士、六曹长贰，也是“职在论思”，“虽非言责，亦未尝不因事献言也”；(39)其他官员也会利用朝廷求言、轮对等机会进言。士人间的清议评骘，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径。 为防范来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励朝廷上“异论相搅”。(40)绍圣四年(1097)五月，枢密院奏事时，亲政数年却仍涉世不深的哲宗，询问知枢密院事曾布：“大臣所见，岂可不言？言之何害？”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布，顺势谈起“先帝”神宗皇帝的御臣之术： 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愿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41) 按照这一逻辑，允许上下之人持有“异论”，是为避免“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 尽管如此，广开言路在宋代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政争中控制言路，封锁消息；灾伤时“递相蒙蔽，不以上闻”；(42)日常事务中大事化小，敷衍应对……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瞒报虚报的动力从来不曾缺乏；君王态度的好恶，更成为群僚窥伺的焦点。围绕言路通塞问题，朝廷之上始终呈现着拉锯战般的状态。元符三年(1100)，面对登极伊始的徽宗，目睹多年朝政翻覆的晁说之带有几分激愤地说： 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43) 南宋初建，被召为宰相的李纲，回顾北宋末年的情形，也指出：“靖康间虽号开言路，然议论鲠峭者皆远贬，其实塞之也。”(44)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还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广植耳目成为“明目达聪”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说“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聪明，以天下耳目为视听”。(45) 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46)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后与哲宗：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瘖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47) 两年之后，苏辙陈诉本朝故事说： 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48) 除台谏外，兄弟二人先后列举了宰执、在内两省、侍从、诸司官长，在外监司、郡守、走马承受等众多的君主耳目。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49)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尧俞弹劾蔡襄、哲宗授意陈次升再劾章惇，(50)尽管并未如愿，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作用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51)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经说，“夫监司者，号为外台，耳目之寄”；(52)其沟通内外的功能，不仅在于入奏之际。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掌宫城出入之禁令”(53)的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54)以致被呼为“察子”。(55)仁宗年间，臣僚进奏称，“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56)宦官入内内侍省，“通侍禁中，役服亵近”，(57)亦会通进讯息。仁宗曾问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58) 在宫廷中“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的御药院，(59)搜讨进呈消息、沟通内外，(60)“素号最亲密者”。(61)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锡、赵镕等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强烈批评皇帝对侧近佞臣的宠遇，事实上，这正与他对此类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关。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这类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视为正常，如苏辙所说： 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豫知祸福之原。(62) “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63)本文不赘。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帝王而言，侍从近臣皆系亲擢，“时赐召对，从容讲论，以尽下情”(64)理应是常态，时间、场合亦不受限制。但君臣之间“从容讲论”的情形，显然并非普遍。从留至目前的材料来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与臣僚直接讲论较多；谈话的对象，包括宰辅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间情伪……凡皇帝牵念系怀而在庙堂之上未便公开从容议论之事，往往利用各类机会探询。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孝宗赵眘，是南宋历史上最为注意君臣沟通的帝王。不仅正式上朝理政与臣属直接对话，晚间也会个别宣召咨访。(65)胡铨绍兴年间因力主抗金被贬，孝宗即位后召回。在其《经筵玉音问答》中，详悉记载了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閤”的情形。孝宗优渥礼遇，嘱其修订答金人书稿，当晚赐酒宴唱曲词，谈话直至凌晨。次日胡铨对朋友称，有“归自天上”之感。(66)乾道年间，胡铨再以侍讲夜对，孝宗嘱咐他说：“卿直谅，四海所知，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告朕。”(67)反复叮咛，让人感觉到君王心中难以排解的隐忧。翰林侍读学士刘章夜对时， 上(孝宗)从容问曰：“闻卿监中有人笑朕所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对曰：“圣主所为，人安敢笑！若议论不同，则恐有之。”上意顿解，亦曰：“止是议论不同耳。”(68) 对于信息阻滞的警惕，对于外朝讥笑的担心，成为孝宗“访问不倦”的动力。楼钥在为其舅父汪大猷写的行状中，说到汪大猷乾道年间兼权给事中时，君臣间“造膝启沃”的情形：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尝曰：“卿为侍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论。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正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9) 君王对于政务的急切，对于臣僚的赏识及笼络，产生了明显的回馈效应。理宗朝，吴泳曾经回顾孝宗“故事”，不无渲染地说： 故事，禁从讲读官及掌制学士更直递宿，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70) 当时的兵部尚书宇文价、中书舍人陈骙、直学士倪思、侍讲金安节、马骐、侍御史周操等人，都曾经在夜对时就朝政提出建议。由于君王特示宠渥，场合比较随意，彼此态度放松，对话也相对从容深入。当时即有人援引李贺的诗句，称进言者“帝前动笏移南山”。(71)尽管如此，对话中的引导者显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观察揣摩之中。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72)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73)真宗咸平时，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日给尚食珍馔，夜则迭宿，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74)利用此类机会“亲近老成”。杨亿在杨徽之的行状中描述讲读时的情景，说： 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75) 看来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既深且广，有涉机密者。 其后的君主，也经常利用经筵之机询访讲读官员的意见。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仁宗皇帝即“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76)南宋建炎时，高宗接受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议，允许侍读官“读毕具札子奏陈”。(77)光宗时，黄度进言，“乞令侍从讲读官反覆议论治忽所系”。(78)淳祐年间徐元杰在经筵讲读《论语》，赐茶之后，理宗与其一番对话，君臣之间的问答往复达47次之多。(79) 司马光的《手录》中，保留着他与宋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熙宁元年至三年，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课后，神宗经常征询他对于朝廷事务的意见，不仅问及擢用台谏州县官、赈灾、郊赉等事，也常问及对于新法乃至对当政诸臣的意见，甚至“历问群臣”，询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应对无所顾忌，甚至当面指教皇帝说： 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以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耳。(80) 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坦率、诚恳，简直像朋友一样”。(81) 南宋后期留至今日的相关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彦约《昌谷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徐元杰《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记录了大量的君臣对话，场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仅有任职地方时的章奏，有应诏所上封事，也有面对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札、轮对奏札、内引札子、直前奏事札子、朝辞奏事札子、召还上殿奏札，更有与皇帝对话的记录(如“得圣语申省状”、“得圣语申后省状”、“奏对手记”等)。对话时，包括前线战事、敌使礼仪、地方安危、官员选任、财用窘困、军籍虚额、福建盐法、楮币得失，乃至诚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议题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四书章句并进呈故事，随后理宗问及与蒙古议和事： 赐茶毕，上问“虏人议和未可轻信”，奏曰：“臣适尝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杨恢书，云在襄阳闻虏酋元不晓‘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将投拜之语改为讲和。”其说颇详。上然之。奏云：“朝见一节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来商量，待从吉后引见。”李奏：“虏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测。”奏云：“此臣所谓鸷鸟将击之形也。”遂退。(82) 这些对话，明显体现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忧虑。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