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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朱瑞熙：《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2—121页；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林松涛、朱刚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89页；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参见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③参见《苏轼文集》卷53《与王元直二首(黄州)》，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7页；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14引李清照：《上韩公枢密诗》“只乞乡关新信息”，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6页；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卷16《辰州僻远乙亥十二月方闻秦太师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诗悲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34册，第593页下栏b—594页上栏a；《杨万里集笺校》卷36《寄陆务观》，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66页；等等。 ④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中，朱瑞熙先生专门辟出“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一节，对此予以讨论。(第102—121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18页。 ⑥李焘：《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辛亥条，第8222—8223页。 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八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609页下栏b。 ⑧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22《转对条上四事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76页下栏b。 ⑨参见邓小南：《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132页。 ⑩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41叶b。 (11)吴兢：《贞观政要》卷1《君道》，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12)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之《魏徵传》(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9页)中，此处表述作“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从“贵臣”到“奸人”，显然是有意的更动：从道德判断上看，是缩小了圈子，划定了范围；从人员层次上看，不再限于“贵臣”，则扩大了警惕的对象面。 (13)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9页。 (14)张端义：《贵耳集》卷中“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下。 (15)《欧阳修全集》卷2《古诗·镇阳读书》，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5页。 (16)楼钥：《攻媿集》卷31《荐沈端叔王度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8页。 (17)《宋史》卷173《食货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7页。 (18)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2《徽宗皇帝》“小人创御笔之令”，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2页。 (19)有关宋代多层多途的信息处理机制，参见鄧小南：《多面的な政治業績調查と宋代の情報处理システム》，平田茂樹等編：《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ユ二ケーション》，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97—130頁。 (20)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58页下栏b。 (21)《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40页。 (22)《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页。 (23)《苏轼文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第487页。有关宋代侍从官员的范围，可参见王宇：《试论宋代“侍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张祎：《宋代侍从官的范围及相关概念》，《国学研究》第3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4)赵升编：《朝野类要》卷2《称谓》，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页。 (25)参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对于言路上信息的来源、相关机构设置、言路官的选任及考核等问题，亦可参见这几部著述。 (26)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5，崇宁二年(1103)八月条，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74页。 (27)《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85页。 (28)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20《给舍门》“给事中”引《神宗正史·职官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39册，第698页上栏a。 (2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80引《宋续会要》，第2981页。 (30)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八日进”，《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页。 (31)袁燮：《絜斋集》卷6《策问·封驳》，第71页。 (32)林駉、黄履翁编：《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揽权不必亲细务)”，台北：新兴书局，1970年，第994页。 (33)元丰改制后，谏官曾经分属中书、门下两省，“自中兴建炎间，诏谏院不隶两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78引《宋续会要》，第2980页)，恢复为独立的言事机构。 (34)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6“谏垣”，台北：新兴书局，1970年，第814—815页。 (35)参见《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807)十一月，李绛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68页。 (36)洪迈：《容斋随笔》卷13《谏说之难》，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5页。 (37)《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626)末，第6142页。 (38)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6“谏垣”，第815页。 (39)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贴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54页下栏a。 (40)李焘：《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第5169页。 (41)李焘：《长编》卷488，绍圣四年五月，曾布语，第11581—11582页。 (42)张田编：《包拯集》卷7《请差灾伤路分安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4页。 (43)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44叶a。 (4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1127)六月甲子条，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2页。 (45)《宋大诏令集》卷194《政事(四七)》“诫约台谏诏”，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12页。 (46)李焘：《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甲寅条，曾布语，第11609页。 (47)李焘：《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戊申条，第10057页。 (48)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 (49)参见李焘：《长编》卷437，元祐五年正月己丑条，第10538页。 (50)参见《杨时集》卷11《语录·余杭所闻》，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4页；李焘：《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条，第12148页。 (51)王夫之鉴于明代亡国教训，曾经回溯宋代中叶的上书言事，愤懑批评“以赏劝言之害，较拒谏而尤烈”。(《读通鉴论》卷10，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 (52)蔡戡：《定斋集》卷2《乞选择监司奏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22页下栏a。 (53)《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皇城司”，第3932页。 (5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4之21，天禧元年(1017)八月十五日，第3860页。 (5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探事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56)李焘：《长编》卷162，庆历八年(1048)正月，第3913页。 (57)《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第3939页。 (58)张纲：《华阳集》卷22《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135页下栏a。 (5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9之13“御药院”引《两朝国史志》，第3553页。 (60)参见友永  ：《御薬院考》，《别府大学短期大学部紀要》第6号，1987年；程民生：《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6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丙子条，第2755页。 (62)李焘：《长编》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苏辙语，第10767页。 (63)例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61—189页；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10—112页。 (64)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48页下栏a。 (65)相关情况参见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6)胡铨：《澹庵文集》卷2《经筵玉音问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25页下栏b—29页下栏b。 (67)周必大：《文忠集》卷30《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337页下栏b。 (68)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宋史》卷390《刘章传》，第11959页。 (69)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第1194页。 (70)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181页上栏a—b。 (71)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 (72)有关宋代经筵及经筵官人选等问题的研究，参见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邹贺：《宋朝经筵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73)邹浩：《道乡集》卷39《苏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522页下栏b。 (74)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6，咸平二年七月“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条，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0页。 (75)杨亿：《武夷新集》卷11《杨徽之行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300页下栏a。 (76)《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12页。 (7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丙子条，第292页。绍兴十二年以后，秦桧把持朝政，“每除言路，必兼经筵”成为其控制进言途径的举措。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官制一》“祖宗时台谏不兼经筵”，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16页。 (78)袁燮：《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第212页。 (79)参见徐元杰：《楳野集》卷1《进讲日记》“四月十二日进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第667页上栏a—669页上栏a。 (80)参见司马光：《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李裕民、佐竹靖彦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1，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27页下栏a；罗从彦：《遵尧录·司马光》，《罗豫章集》卷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正谊堂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81)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11页。 (82)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二十六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4页下栏a。 (83)有关宋廷与进言渠道相关的行政与信息网络设置，参见朱瑞熙：《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01—121页；以及邓小南：《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邓广铭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9—247页；《“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0—924页；《从“按察”看北宋制度的运行》，柳立言主编：《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53—104页。 (84)程珌：《洺水集》卷13《上执政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398页下栏b—399页上栏a。 (85)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4《周礼义序》，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第695页上栏b。 (8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0，绍兴三年十一月癸亥条，第1363页。 (87)庞籍：《上仁宗答诏论时政》，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6，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66页。 (88)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2《论点选河北强壮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5册，第498页下栏b—499页上栏a。 (89)监司按察本路州县时，经常事先通知下属即将“按行”、“指摘”、“点检”的事由，号称“刷牒”。州县官吏接到通报，必然预先作好准备，这就为下级敷衍上级按察造成了方便。 (90)《宋史》卷394《陈自强传》，第12035页。 (91)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67—75页。 (92)袁燮：《絜斋集》卷13《黄公(度)行状》，第219页。 (93)欧阳修：《上仁宗论台谏论列贵在事初》，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百官门》，第561页。 (94)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第996页。 (95)《陆九渊集》卷18《删定官轮对札子》，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页。 (96)《陆九渊集》卷7《与詹子南》，第96页。 (97)《陆九渊集》卷10《与李成之》，第129页。 (9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百官转对”，第170页。 (9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60之1，第4665页。 (100)刘随：《上仁宗缴进天禧诏书乞防泄漏》注文，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第556页；又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1，第3068页。 (101)陈次升：《谠论集》卷1《上哲宗乞留正言孙谔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331页下栏a。 (102)彭龟年：《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103)田锡：《咸平集》卷1《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罗国威点校，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2页。 (10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7，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言，第4500页。 (105)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陆彦猷”，孙菊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106)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诏求言”，第771—772页。 (10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19，乾道元年(1165)五月一日条，第3037页。 (108)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第189页。 (109)卫泾：《后乐集》卷10《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03页下栏a。 (110)《宋史》卷407《杜范传》，第12282页。 (111)刘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1—19页。 (112)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8《仁宗皇帝》“正纪纲 抑内降”，第171页。 (113)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9《仁宗皇帝》“台谏”，第189页。 (114)《宋史》卷387《杜莘老传》，第11894页。 (115)《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第10360页。 (1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条，第2327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胡忠简上书”，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7页。 (117)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165《归庐陵日记》、卷99《同金给事待罪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778页下栏b、75页上栏a。 (118)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张子韶在经筵”，《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琳琅秘室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19)《司马光集》卷76《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2页。 (120)《宋史》卷247《宗室·赵子崧传》，第8744页。 (1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2《论官》，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3页。 (122)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15《论封桩札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37页下栏a—b。 (12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27，乾道四年六月四日条，第8030页。 (124)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三日进”，第27页。 (12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初八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5页上栏b。 (126)参见岳珂：《桯史》卷8“袁孚论事”、卷9“黑虎王医师(继先)”，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109页；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玉色不悦”，第1198页。 (127)孔飞力针对清代“叫魂”事件，对于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进行了分析，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128)楼钥：《攻媿集》卷27《缴林大中辞免权吏部侍郎除直宝文阁与郡》，第382页。 (129)《宋史》卷311《吕公弼传》，第10213页。 (130)《欧阳修全集》卷111《论史馆日历状》，第1687页。 (131)柳立言对于“动态的法律文化”的界定与说明，参见《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节讨论受其启发。 (132)楼钥：《攻媿集》卷99《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第1390页；《宋史》卷393《黄裳传》作“朝廷之大者”。(第12005页) (133)参见虞云国：《宋代政治生态视野下台谏监察信息渠道的通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菊生学术论坛：7至16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主题报告，北京，2017年11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