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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正考察宗族乡党舆论的方式 魏晋时期，中正考察宗族乡党舆论有哪些方式，这是学术界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就史料记载来看，魏晋时期中正考察乡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即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中正考察乡论能够顺利实施。一类是身份性的规定与要求，即州郡中正既是地方选举的主持者，又是乡邑清议的代言人，这种双重性的身份，决定了中正品评必须兼顾宗族乡党舆论的意见。上述两种类型又各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以下分别述之。 首先，魏晋时期为了保证中正品评注重考察乡党舆论，也采取了一些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这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魏晋时期实行三年一定品之制，这是中正考察宗族乡党舆论的主要方式。我们知道，魏晋时期实行三年一定品的制度。《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载石虎建武二年(336)下书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23)可知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一直采用三年一定品，从魏至晋，遵用未改。由于中正是三年一定品，定品时间相对固定，定品人员相对集中，所以在定品之时，州郡中正对于乡邑人士的品、状也是集中品评，成批列上，然后再区分优劣，铨第等级。《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曰：“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24)所谓“辈目”，又称“伦辈”“辈类”，(25)指中正品第相同之人。而“各为辈目”，则是指不同品第的人被中正以类相从，列为不同的等级。可见自陈群建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评人才就不是单个进行，而是成批列上，集中品评。其具体过程是，先由郡中正对被品评者区分优劣，按其品第高低排成不同等级，然后再由州中正在总体上审核，裁量各郡的评议，使品评结果与等级高下整然有序，以此作为吏部选官的参考依据。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三年一定品时，中正是如何对乡邑人士进行品评的呢？众所周知，曹魏时期，由于州郡中正例由现任中央官兼领，他们久居京城，与乡里相悬隔，再加上中正所管地域广阔，人士众多，所以州郡中正是否了解乡党人士的情况，并给予客观公正的品评，也一直是个难题。《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应璩《新论》就说：“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踈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26)齐王芳正始年间，司马懿提议“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27)也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此议遭到曹爽之弟曹羲的反对，他说：“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28)曹羲认为，一州之地过于辽阔，州中正不可能熟悉所属郡县的情况，在品评人才时还须征询本郡人士的意见，“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于郡人”。那么，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呢？ 其实，魏晋时期州郡中正虽然远居京城，与乡里相悬隔，但根据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州郡中正之下均设有属员，名曰“访问”，其具体职责就是负责考察乡党舆论，在定品之时协助中正对乡邑人士进行品评。如前引《晋书·孙楚传》就提到了“访问”：“(王)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如前所说，王济为孙楚作状，时在曹魏末年。传称“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说明当时被列上定品的乡邑人士很多，而“访问”则是按照名单上的排列顺序，对乡邑人士逐个进行品评。当“访问”铨叙至孙楚时，王济以其不了解情况，乃亲自作状为之揄扬，孙楚也由此脱颖而出。可见直到曹魏末年，中正品评人才依然是成批列上，集中品评，而且这一工作照例由中正属员访问操作完成。只有当州郡中正对某一乡邑人士特别了解时，这一品评工作也可以由州郡中正做出，如王济为孙楚作状即为一例。 世入西晋，依然坚持三年一定品，《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畅自序》曰： 时请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立为州都，令(今)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故至于上品。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29) 按“请定”乃“清定”之讹。所谓“时清定九品”，是说当时正值三年一定品之时，所以一些空缺中正的州、郡都在抓紧时间选补中正，以便在定品之年能够及时铨叙乡邑士人的品第，为其日后仕进提供依据。泥阳大族傅畅继其祖、父、兄之后，于西晋初年担任雍州大中正，“掌州乡之论”，并在“清定九品”时以“宿年为先”，致使那些“乡里素滞屈者”经过铨叙，获得相应的中正品第，并由此进入仕途。据此可见，三年一定品确实是魏晋成法，在定品之年，不仅有成批的乡邑人士要接受中正品评，而且也有一些耆宿高年和“素滞屈者”还要经过多次的品评，才能获得中正品第。然则，就傅畅而言，一个在定品之年才担任本州大中正的青年人，是如何为“乡里素滞屈者”一一品评，使他们“渐得叙也”进入仕途的呢？一般来说，典章制度有其历史传承性，若参考前揭《孙楚传》所载“访问铨邑人品状”的做法，那么，傅畅在品评人物时也应该得到其下属“访问”的协助。这样，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就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了。质言之，傅畅并非以一己之力品评雍州人士，而是得到其下属“访问”的协助与支持，所以清定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另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载陈寿语曰：“(晋武帝泰始)五年，予尝为本郡中正，清定事讫，求休还家，往与周别。”(30)据《晋书·陈寿传》：“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31)所谓“清定事讫”，也是指三年一定品之事。陈寿时任著作郎，平时公务繁忙，他在定品之时特意从京师返回家乡，主持“清定”之事。按照规定，三年一定品是中正考察乡论的制度性安排，其间中正属员“访问”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陈寿能够在返乡之日从容地完成“清定”工作，应该与其下属“访问”的协助有关，并非偶然。 2.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西晋时期还专门制定法令，规定大小中正定期聚会，及时交换对乡党人士的考察意见，这也是中正考察乡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曹魏时期三年一定品的制度，人晋以后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增加了大小中正每月一会，以便互通声气的规定。《通典·职官十四》中正条引《晋令》曰：“大小中正为内官者，听月三会议上东门外，设幔陈席。”(32)《晋令》的这一规定，应该是针对九品中正制自身的弊端而发。魏晋时期，由于州郡中正多由现任中央官兼领，加之中正所管地域广阔，人士众多，所以州郡中正是否了解乡党人士的情况，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也一直是个难题。进入西晋以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晋武帝时刘毅在著名的《论九品有八损疏》中就指出：“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33)可见入晋之后，上述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大概有鉴于此，晋武帝时为了加强州郡中正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了及时交换对乡邑人士的评价与看法，避免中正所定“品状”有采誉纳毁、道听途说之嫌，西晋王朝遂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凡在中央政府担任现职，又兼领本州郡的大小中正，须定期在洛阳东门外“设幔陈席”，聚会一处，及时交流相关信息，以便更好地考察乡党舆论的意见。但是，关于“月三会议”的“三”字，唐长孺先生认为乃“旦”字之误，因为“每月三次开会议太烦，而且也无此必要”。(34)因此，西晋规定大小中正每月一会的制度，是对中正定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其目的仍然是注重考察乡党舆论。由于在三年一定品的周期之内，又增加了大小中正每月一会、共同品评人物的规定，致使定品程序更趋合理，定品制度更加完善，这也是西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3.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魏晋时期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考察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由州郡中正达成共识，以此表示“州里”清议的一致意见，这也是中正考察乡论的重要表现形式。据《晋书·郑袤传附子默传》： 初，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文帝(司马昭)与袤书曰：“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35) 齐王芳嘉平年间(249-254)，以司马氏为首的世家大族已逐渐掌握政柄。其时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均为当轴执政，权势显赫，故传称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显然是着眼于他的家族门第，即把“家世”作为中正定品的主要依据。但是，考虑到“州里”乡间清议的影响，在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的同时，也需要在本州选择一些道德才能俱优的贤士加以帮衬，避免给人造成“门选”的印象。可是，由于司马炎的高贵身份，“乡里莫肯与为辈”，所以才有“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之事。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据《晋书》地理志，魏司州只领五郡，晋朝建立后，司州始领十二郡。此处十二郡之云，当是以后来之制追记旧事。”对于“相辈”、“为辈”，周先生则指出：“辈是动词，所谓辈、相辈，指列为同品。”(36)可见在司马炎“当品”这一问题上，司州中正及诸郡中正煞费苦心，为了使“贵公子”能够顺利地获得中正品第，又避免“门选”之嫌，遂采取了“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的方式，既以郑重地表示“州里”清议对郑默的认可与支持，又借以证明司马炎并非只凭“贵公子”的身份，他也同样获得了“州里”清议的好评。因为据郑默本传记载，郑默虽然出身高门旧族，但有“才行名望”，“宽冲博爱，谦虚温谨，不以才地矜物”，(37)颇得宗族乡党舆论的好评。观司马昭所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司马炎对郑默说“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就可以看出郑默在宗族乡里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郑默传》所载“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说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州郡中正可以采取临时性措施，达成共识，以郑重地表示“州里”清议的意见。另一方面，它也表明郑默其人已经得到了宗族乡党舆论的认可，这是本郡舆论和“州里”舆论认可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州郡中正达成共识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得到宗族乡党舆论的认可，然后才能得到本郡舆论和“州里”舆论的认可，从而形成了宗族、本郡、州里共同组成的乡论三级重层结构。这也以具体的史实证明，川胜义雄提出的“乡论重层结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州郡中正既是地方选举的主持者，又是乡里清议的代言人，这种双重性身份，也决定了中正品评必须兼顾宗族乡党舆论的意见，即其所作所为并非率性为之、随意为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职务行为。这又有以下两种情况： 1.由于中正主持乡里清议，是乡里清议的代言人，所以在中正定品的过程中，州郡中正可以根据自己对某一乡邑人士的了解，对其道德才能加以品评。前引《魏略·清介吉茂传》云：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德优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38) 王嘉父子与吉茂为同郡人，相互之间非常熟悉。汉末建安年间，吉茂以“州举茂才，除临汾令，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然生性迂腐，后“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39)及其被收，竟不知原委。但王嘉与其父当官也不清廉，所以王嘉对吉茂的评语为“德优能少”，吉茂看后大为恼怒，说：“难道让我像你们父子一样去抢劫别人才算有‘能力’吗？”正因为王嘉对吉茂十分了解，加之王嘉又是冯翊郡中正，是乡闾清议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评语实际上等同于乡闾清议的意见，在品评人物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前揭王济为本州大中正，不让访问“品状”孙楚，亲自为孙楚作状，也是因为二人是同郡好友，对其道德才能十分熟悉的缘故。故王济以大中正的名义品状孙楚，可视为代表宗族乡闾评价的又一例证。又据《晋书·王戎传》载： 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40) 王衍、孙秀同为琅邪郡人，但孙秀人品卑劣，不为乡里清议所重，所以一直没有获得中正品第。及王衍领本郡中正，其从兄王戎害怕得罪地方豪强，劝王衍为孙秀定品，才使孙秀获得了日后仕宦腾达的资本。及至八王之乱，孙秀依附赵王司马伦，“以谄媚自达。既执权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41)可见王衍虽然熟知孙秀为人，在执掌乡里清议时不愿为之定品，但最终还是为了一己之私，不得不屈服于邪恶小人。 2.在中正执掌乡里清议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将自己的家庭成员或是违犯清议的官员上报中正，请求降品处罚，中正通过对乡党舆论的考察，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这也是中正考察乡论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晋书·阎缵传》载： 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缵无怨色，孝谨不怠。母后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为太傅杨骏舍人。(42) 西晋时期，司马氏标榜“以孝治天下”，崇尚孝道尤其受到重视。阎缵盗窃父亲生前财宝，自属不孝。因此，当阎缵被继母诬告，“讼于有司”之后，也受到中正降品处罚，“遂被清议十余年”，失去了仕进资格。但阎缵毫无怨色，对继母孝谨不怠，后来终于获得继母谅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由太傅杨骏辟为公府舍人。可见，在中正执掌乡里清议的过程中，一些当事人可以将家庭成员的不孝行为“讼于有司”，或将其改过自新的表现“更移中正”，经中正考察核实后予以降品或“复品”，这也是中正注重考察乡论的实例。 此外，西晋时也有人将违犯清议的官员上报中正，中正则对“乡党”进行考察，并根据乡党舆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晋武帝太康中，尚书令卫瓘上表，列举前太子洗马“济阴郄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余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之假葬。三年即吉，诏用为征东参军。或以为城寺之内，屋壁之间无葬处，不成葬，则不应除服”。(43)按“假葬”乃世俗所为，并非经制。但是假葬关系到丧主的除服及仕宦问题，所以为社会舆论所重视。从卫瓘上表来看，其时或以为假葬“不成葬，则不应除服”，因此郄诜不应仕宦。其时晋武帝下诏征求朝臣意见，“诏问应清议与否？”吏部尚书山涛、兖州大中正魏舒均认为“郄诜至孝”，“居丧毁瘁，殆不自全”，“访其邑党，亦无有他”，(44)因而建议不予清议。据此，对于举报有违清议的官吏，州大中正必须“访其邑党”，加以考察核实，然后提出处理意见，而不是随意贬降其乡品。但据《通典·选举二》记载：“于时虽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其为惩劝也如是。”(45)可见郄诜最终还是不为社会舆论所宽恕，被中正降品一等，予以清议处罚，反映了其时名教礼法之严峻。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中正考察宗族乡党舆论有多种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三年一定品制度，由于定品时间相对固定，定品人员相对集中，加之中正属员“访问”具体负责考察宗族乡党舆论的意见，协助中正对乡邑人士进行品评，从而在制度上为中正考察乡论提供了保证。此外，在三年一定品之时，由于州郡中正主持州乡清议，是乡邑清议的代言人，所以州郡中正也可以根据自己对某一乡邑人士的了解，亲自加以品评，这也是中正考察乡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曹魏时期对某些重要人物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由州郡中正达成共识，共同推荐某一乡邑人士，借以表示“州里”清议的意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川胜义雄氏提出的“乡论重层结构”理论具有一定的正确性。而西晋官府制定法令，规定大小中正每月一会，及时交换对乡党人士的考察意见，不仅是中正考察乡论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对三年一定品制度的重要补充。通过上述多种考察方式，一方面使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及其道德评价与宗族乡党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使宗族乡党舆论与中正品评即国家选官制度联系起来，三者密切配合，成为魏晋时期考察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