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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史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导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史学实践对理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于全面考量这一学科的作用与价值、把握其未来的变化与走向乃至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西方史学理论 新中国70年 作者简介：张旭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86） 尽管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中并不缺乏对理论的思考与建构，但真正有意识地将理论用于并指导史学撰述的实践还是始于20世纪初。其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尝试以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进而建立一种以国家、民族和国民为本位的“新史学”，以此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史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导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对理论在史学实践中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于全面考量这一学科的作用与价值，把握其未来的变化与走向，乃至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唯物史观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与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在唯物史观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李大钊看来，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是唯物史观较之中国的传统史观以及西方的宗教史观、政治史观和唯心史观的进步之处，由此可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进化研究”，进而能够全面和客观地理解历史的“全部真实”[1]（P192）。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在探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在现实层面上印证了这一道理，从而使之更具合理性。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属性和中国古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等具有历史理论性质的问题上。受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影响，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成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1954年，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旨在说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较之旧版的新颖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突出了“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若少了这条线索，便“不可能讲明历史”[2]（P22）。当时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所谓的“五朵金花”，无不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不过，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对历史研究的统摄，也带来了一种将唯物史观直接等同于史学理论的倾向，这就使得具体的历史研究在运用理论时，往往忽视了特定的语境和研究对象的差异，理论的使用也容易沦为一种迎合而不是现实需要，失去了其本意。这种理论的泛化导致了历史研究的教条化，因而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徐成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轨迹浅析》一文中所言：“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 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之间作出区分，以强调前者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刘大年在1983年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样。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同它有自己严密的理论系统是一致的。”[3]（P173）宁可同样认为，当前的史学理论“往往侧重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重复”。他建议回到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上，即以历史学本身而不是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理论和方法上，具体包括“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等”[4]（P28-30）。 在这种主张的呼吁下，同时也缘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史学理论再次引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首先转向了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上，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马雪萍在1988年发表的《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一文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指出，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如果有助于认识历史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应当予以肯定。鉴于历史认识不仅涉及事实判断，还涉及价值判断，历史的“真”因而既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同一年，武汉大学的两位博士生撰文探讨了历史解释与历史学客观性的关系。两位作者指出，历史学总是要对过去作出某种解释，因而历史著作中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和中立，也不可能有不带任何解释因素的历史事实。由此，两位作者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大胆提出了历史即解释的观点。这样，历史事实便不能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但也不会与历史学的客观性产生矛盾。原因在于历史解释有其限度，不能随心所欲。再者，客观性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它是在历史认识中体现出来的，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学客观性。客观性应当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中，从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动态地把握”[5]（P147）。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是陈启能，他援引苏联学者的历史事实概念，认为完整的历史事实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二是反映这一过程的史料；三是根据史料再现既往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映像。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或史学事实指的是第三个环节，即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史料去认识历史事实。考虑到史料并不必然反映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学家需要对史料进行核实和校勘，做到去伪存真。陈启能还认为，作为历史认识的范畴，历史事实不能脱离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历史学家而存在，历史事实因而是一种无法摆脱解释的事实，但解释不是随意的，它受到历史事实的制约。总的来说，陈启能侧重的是历史事实的客观性[6]。陈光前赞同陈启能对历史事实的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他重点强调了历史事实的动态性，即历史事实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虽然发生且完成，但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依然对现在产生影响。而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出现，也会对历史事实进行重建，导致其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历史事实的意义，亦即研究者赋予它的现实意义也因时代和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历史事实的这种动态性，使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因而从来不是一门关于过去的死学问[7]。张耕华同样认为“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但与陈启能的分类略有不同：一是曾经发生或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二是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三是包含在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三者构成了历史事实的本体、概念和信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都遗存为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也并非全部表征着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至于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历史学家的主观赋予，张耕华的观点是，历史事实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也随着历史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历史事实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因此历史事实存在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8]。 进入90年代，对历史认识论的讨论重点转向历史学的本质，亦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上。何兆武认为历史学兼具科学与人文的特征，为此他将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I和历史学II。历史学I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历史学在这一层次上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属于科学的范畴。历史学II是对历史学I的理解或诠释，它因人因时而异，是思想的产物，没有现实的客观性，属于人文学科范畴。何兆武的结论是：“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也不是科学；它既需要科学性，又需要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9]（P39）与何兆武不同，庞卓恒认为历史学II同样属于科学范畴，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或诠释这样的精神因素同样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同样能够发现其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庞卓恒进而指出“：历史学本身的历史表明，历史学家对于他的研究对象自身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性或规律性的意识越强，他对历史运动的深层内涵的洞察就可能越深刻”[10]（P42）。尽管何庞两人对于争论的基础即究竟何为“科学”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科学”究竟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还是一门学问或一种知识体系，但两人对历史学本质的讨论，真正触及了历史认识论的深层问题。 上述对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带有强烈的理论和思辨色彩，对于澄清历史学的性质，厘清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深化历史学的功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具体的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抽象的理论探讨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那些注重实践的历史学家来说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在90年代，更多的历史学者选择回避理论，转向实证研究[11]（P1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在更切实可行的史学方法论上下足功夫，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理论和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