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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引介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1924年，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经历史学家何炳松的翻译在中国出版，该书所倡导的进化论思想、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文化史的研究路径，给国内史学界带来巨大影响。1933年和1937年，李思纯译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陈韬译德国学者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相继出版，对中国史学界接受并应用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西方史学理论基本遭到否定和排斥，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变。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之前被否定和排斥的西方史学理论予以重新认识和肯定。比如，吴于廑和张广智在80年代中期都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强调了其进步和积极的意义。张广智也对鲁滨逊的新史学予以肯定，反对将其不加分析地归结为欺骗工人阶级的，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谬论[12]（P68-69）。另一方面，国内学界也开始系统介绍和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西方史学的方法论。总的说来，从80年代至今，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史是国内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重点。 早在1978年，张芝联就撰文对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及演变作出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这大概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最早的引入[13]。到80年代中期，王晴佳总结到，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即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扩大化，以及将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倡议，一定会给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帮助[14]（P56）。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年鉴学派在史学方法上的嬗变，徐浩在1992年就建议人们关注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以往史学研究中的“经济”一样，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5]（P130）。汪建武则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做出了准确的概括，即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来认识,采用各种系列的、功能的、结构的、综合的、多元时空的研究方法,多向度、多层次地去把握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总之，正如汪建武在《试论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模式》一文中所说，年鉴学派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新了史学观念，变革了史学方法，扩大了史学领域，最终推进了史学革命。 现代化理论进入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理论，为研究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历史思维模式。对此，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罗荣渠明确指出：“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解释人类发展，与18世纪人文主义者提出的‘进步’观念，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提出的‘进化’观念，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革命’与‘过渡’观念，等等，都不尽相同。”[16]（P32）罗荣渠进而指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有助于纠正之前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把我们的历史研究从长期以来只注重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方面转移到注重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也就是转移到注意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方面”[17]（P163）。在此基础上，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肯定了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意义，从而消除了“五种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给史学家带来的困惑。“多线”强调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因而能够兼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18]。 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史学界引起关注，主要始于1999年罗志田就美国汉学家何伟亚的新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所发表的一篇长篇书评。罗志田对该书的后现代史学取向和方法作出了评论，并基本持肯定态度，让大陆学界开始对后现代史学有了初步印象[19]。王晴佳则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后现代史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关系，指出后现代史学侧重历史的叙述形式，不再坚持科学史学的“神话”，从而摆脱了让人困扰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20]（P139）。程光泉肯定了后现代史学的方法论价值，认为它清除了现代史学的一些积弊，强调了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为新社会文化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堪称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场“颠覆性”革命[21]（P16）。陈新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将后现代史学视为一种“实验史学”，即它不再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而是致力于在历史性情境下提供个体史学家认可的文本,并交由读者阅读、判断,随后通过该文本产生的效用来确认其是否真实。这样,任何一种史学实践都将是历史学家当下进行的一项追求历史真实的实验,而实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实验环境即阅读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当然，国内学者同样关注到了后现代史学的弊端。于沛认为，后现代史学刻意凸现话语之间的交流、转换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而不再看重原始史料，放弃了在实证与批判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图景。这样，在历史叙述之外，就不存在任何客观历史。后现代史学的这种论调与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理念，截然对立[22]（P10-11）。 近年来，全球史因其宏观的历史视野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成为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刘新成将“互动”视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在于交流、交往、相互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互动的观念有助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对世界和人类的历史予以尽可能真实的描述，这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值得追求的理想。[23]（P10）何平则认为，从史学编纂的角度看，全球史较之旧的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上都有突破，称得上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思维模式和历史书写方式[24]。与此同时，于沛强调了全球史的多样性，指出全球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是因为每个民族特有的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每个民族丰富的记忆遗产决定了全球史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只有把全球史与民族历史记忆结合起来，历史学家才能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25]。张旭鹏指出了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之处，即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全球史叙事也应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应当体现全球时代差异和多样性[26]（P25）。对于全球史的不同理解，表明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史学理论时，正努力展现自身的主体性。但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取何种立场，其出发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统一性就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去寻找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尽管当前做到这一点还很困难。正如刘新成所说：“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27]（P187） 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它们对于推动中国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即时关注西方新出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潮，比如历史记忆、历史时间、大历史、后叙述主义、情感史、人类世、动物转向、后人类状况等，表现了中国学者努力做到与西方学术同步，进而与西方史学理论展开对话的愿望[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