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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学理论发展的前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及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历史学的特点是经验研究，但理论的重要性和指导作用不能忽视。我们回顾过去7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发现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作出积极的展望，并提出更高的期待。总的说来，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高。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性，原因在于它可以不断为具体的历史研究提供帮助，这更多地体现在史学方法论上而不是历史认识论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突破还是应回到史学方法论上。纵观国际史学界，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之前一度衰落的经济史、社会史和革命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归，旨在对历史研究中过于关注文化因素，而放弃结构性问题的矫正。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依然能够在经济史、社会史、革命史研究中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不论是经济史、政治史还是革命史，研究者都对个人、群体、社会集团乃至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属性保持高度关注，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历史叙事中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以及个人问题的重视，依然会对上述研究在方法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已故美国史学史研究大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通过考察东欧的史学研究后发现，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济史领域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特别是，他们通过常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重要而真实的史料，对于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社会状况，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以及工人阶级的罢工和社会抗议运动等十分重要。不仅如此，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在共产主义、自由和民主运动等领域，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并且纠正了德国传统历史学家的某些偏见，比如，有意忽视对个人历史的研究[29]（P152-153）。伊格尔斯也高度评价了在波兰日渐兴起的经济社会史研究，认为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在有意识地尝试跨越理论与经济观察之间的鸿沟。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正试图构建一种既考虑到发展的抽象逻辑，同时也考虑到与这一发展相关的具体历史因素的研究方法，从而避免“与历史无关的抽象”和“与理论无关的历史主义”这两种极端。伊格尔斯指出，波兰历史学家的研究路径与法国的年鉴学派非常接近[29]（P155）。由此，伊格尔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扩展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加强人们对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冲突的物质基础的关注[29]（P158）。伊格尔斯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价值，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其次，继续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将之转化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去。邓京力在一本研究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中指出：“尝试从中国史学理论的立场审视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发，对当前西方史学理论试图克服现代与后现代的局限、融合双方有利于推进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30]（P1-2）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实际是满足中国史学的需要。经过学者几十年来的引介、评价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已经对中国当前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且有益的影响。以颇有争议的西方后现代史学为例，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助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诸如传统的发明、知识的再生产、话语分析、历史记忆、眼光向下等诉求开始出现在一些被冠以“新社会史”或“新史学”的研究中。“新社会史”在中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谨的派别，其研究者身份的复杂性——集中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外国学者为一体，其研究方法的混杂性——融微观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文本分析为一身，都显示出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近年来，“新社会史”更是以一种内涵更为含混的“新史学”来彰显其与以往史学的不同。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史”是一种范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视角。但不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道才是“新社会史”的应有之义。 “新社会史”的倡导者杨念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境化。”[31]（P36）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醒人们，“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尤其是这些研究所细腻揭示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开启了既超越‘革命史叙事’又超越‘现代化叙事’的历史解释新框架的可能”[32]（P27）。“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实践者孙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新社会史”的目的就是要“放弃建构整体史的野心”，“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解读的观念和方法”，并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33]（P22-23，2）。在孙江那里，“新社会史”的研究旨趣就是要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盟”[34]（P9）。虽然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史学出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范式转换，但“新社会史”或“新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中国史学的研究面貌带来了改观。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关系。不可否认，中国的历史学家在重构过去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中，曾极大地受益于西方理论。但同时中国学者也应当思考，如何在西方理论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之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究竟是对西方理论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价值和意义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中发掘某些有益的理论因素，使之与西方理论形成一种有效的平衡，抑或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治史理路，将西方理论彻底抛出史学研究之外？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理论视作一种无涉价值的具有科学特性的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暗含的种族和文化限度。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则预设了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观念上潜在的对立。至于无视西方理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更像是一种偏执的非理性行为。 这里，将“混杂性”（hybridity）概念引入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史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35]。理论的“混杂性”强调了理论的跨文化维度，它既看到了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的适应性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对之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突的过程，已经与后者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而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也完全内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进入和离开西方的策略，而不是迷失在西方的话语之中[36]。 如果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史学理论应当成为一种可以被称作“世界史学理论”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缺少了中国史学理论的“世界史学理论”体系显然是不完备的。中国的史学理论当然与西方的史学理论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理论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前提[37]。不论史学理论的形态是中国的、西方的抑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整合在一个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世界史学理论”体系中，从而为人类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意识，塑造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域的身份认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