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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记忆与失忆：林百货复原价值 台南市在规划古城保护时即倾向以“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以保护人与物的互动及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环境变迁为主，将整体环境中的物质(地景)与非物质(文化)共同保存以唤醒民众的集体记忆，并借此达到对整体城市的认同[26]。林百货再开业的事件已然成为唤醒民众个人记忆与城市集体记忆的触发器。城市的物质文化遗产保存透过修复工程的细节和空间的叙事性排列，将原来被民众遗忘的残迹遗构，再次深刻地彰显于地景之中，使其再度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载体[27]。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我们习以为常的个人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对应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其可由制度(如仪式)或物体(如地景)来实践或运作。而记忆的另一面则为失忆，当人群与集体记忆的人、事、物产生断离时，原有的集体记忆也会被逐渐遗忘[28][29]。 在台南老居民对林百货的记忆中，几乎都会记得林百货每年在节日或庆典时，会沿街摆放菊花及祭品，并会从楼上向民众抛洒铜钱和日式点心，这样的祭典在当时是台南地区的重要大事，所有邻近的居民几乎都会赶赴参与盛会。林百货再开业后，上述相关回忆亦重新返回至民众的记忆之中，所以在对台南老居民蔡心正的访谈中，他也提到了以下的童年记忆：“到台南神社祭拜后绕大街游行，上午游街完，结束庆祝，中午过后则在神社左侧的林百货(全省最高的百货公司)六层楼仔，主办单位会做日本麻糬丢下来，让参加的学生捡回去吃平安……”[30]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当地老居民对于祭典(仪式)及林百货(地景)的记忆有很强烈的连结，在其个人记忆中可以清楚地记得林百货是栋六层楼的建筑，而其实当时由于林百货第六层面积内缩，因此在外观上常被误认为是栋五层楼的建筑；但在最高建筑的认定上，他却误认林百货为当时全台最高的百货公司，而事实上当时全台最高的百货公司为台北的菊元百货(七层楼)。然而，无论当地老居民是由于记忆错误，抑或是主观认定林百货就是当时全台最高的百货公司，在其今天的表述之中，明确地显示出对于林百货这栋建筑物的自豪感。这也说明民众可以借由古迹残构修复后所呈现的丰富文化表征，进而产生对它的认同与骄傲，也间接地达到对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集体认同。 曾经在林百货工作过的李锡铨于二战后转行，开设南兴委托行，专门贩售洋货及杂货，并向当时已停业的林百货购入两件展示商品的玻璃柜。但由于后来其子女并无人继承家业，其子李建畿将这两件玻璃柜捐赠给台湾历史博物馆。随后，两件柜子进入博物馆的库房之中尘封，直至林百货再开业，才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出面将其迎回至原属之地(图14)[31]。这两件柜子在被捐赠后即脱离其原生态环境，也因此失去其原始历史文化脉络及价值。而脱离其“语境”(空间)后，它也被产生“失语”(失忆)现象，无法与后置环境对话(连结)，只能被当成标本弃置于博物馆一隅。此后，文物失去“灵魂”，徒存“形体”。尔后，直至这两件柜子再次被迎回至林百货这个原生态空间，重返居民集体记忆之后，才再度开启对话，与民众产生连结，重新复活。这也呼应王明珂所言，当某物与我们过去的记忆产生连结时，我们会因为物的“存在”及“可见性”唤醒对过去的相关记忆，而过去也因物而更真实，并由此再强化了整体社会的集体记忆[32]。 奇美博物馆的潘元石顾问则是由一次整理母亲遗物的过程中寻回对林百货的记忆。他记得童年时有一次母亲带他去林百货购买制服，他哭闹着想要用来展示衣服的手绘人形木牌，后来店员将一对男女人形木牌赠与他。之后，这两只人形木牌被他的母亲收至老皮箱中保存，并一直跟随着他四处迁徙，但由于未曾取出过，因此也脱离了他的个人记忆，直至整理母亲遗物时，他才回想起这件往事[34]。 这样的回忆事件也反映了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认为的“一件事实只有当它被人想起时才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思想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一件非历史的事实将是一件没有被思想过的事实，因而是不存在的”[36]。而这两只人形木牌的故事也在潘元石顾问的“回想”及“诉说”下，重返林百货的相关历史叙事之中，成为实际的“存在”，并被作为林百货的代表物证之一进入民众的记忆。原来仅属于个人记忆的收藏转而进入公众视野，唤醒民众的集体记忆(图15、16)。通过上述几个案例可以发现林百货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从结合、分离到再次结合的过程中，能清楚地理解族群认同是如何借由对共同之物品、事件、地景的共同集体记忆来完成；同样地，认同的改变亦是借由历史失忆来达到。  图14 旧玻璃柜回归林百货发布会，左2为捐赠者李建畿，左4为前台南市长赖清德，玻璃柜里展示了林百货的衍生纪念品[33]。  图15 林百货复刻的手绘人形木牌(摄影：林孟怜)  图16 林百货手绘人形木牌形象面膜商品[35] 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对于遗产的看法为：“我们要保留地对待过去，向它学习、汲取灵感及迁就它，但要从中走出来”。他指出遗产保护存在着一种危险，忽视遗产保护绝对是错误的，但过于规范地看待它们及学习它们，并对当下的景观有贬低的思维也并非是正确的[37]。台湾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从“残迹”及“原物”的保存，走向“活化”和“再利用”的应用，这样的保护方式已然跳脱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旧有思维，欲在古迹保存与城市发展中间找到适性的平衡点。林百货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延伸出它的再利用目标，其内容重点是以“彰显古迹建筑保存及商业活络的功能；承载并延续其作为社区族群凝聚及社交互动的功能；可作为一重点游憩及参访的文化地景”为目标[38]。诚如李军先生所言，每一种物质文化形态都会有其相应的非物质文化形态，有些物质文化形态上附着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已死”；而有些则依然“存活”。他分别以教堂和孔庙两种著名的东西方文化遗产为例，指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因其保有天主教的文化空间，可与信众频繁地接触，使得该物质文化遗产维持“活着”的状态；反观曲阜的儒家圣地孔庙，尽管每年举行盛大的祭孔典礼，却依旧掩饰不住其“死亡”的事实，这是由于该物质文化遗产已失去信众，只徒存空壳行揽客旅游之实[39]。林百货的历史虽然短暂，无法与上述二类古老的文化遗产相提并论，但也更因为如此，在这样较低层级的文化遗产保护中能较弹性地运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对其作最适性的保护。其保护方案试图从“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并弹性地兼顾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将此“庶民古迹”重新修复返回至民众生活之中，也呼应了其原始功能——民众的百货公司。林百货的保护并不企图在物质文化修复上达到完美的“修旧如旧”；而是期盼在非物质文化上继续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让这样一座原来已经“死亡”的文化遗产在重返公众生活之后，与人群交织进而能够重新“活起来”，并借此唤醒民众的集体记忆，从而产生对整体城市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