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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步走：第29军须撤至保定以南 “细目”出笼后，日方又一次思考如何进一步“现地解决”。冈村宁次宣称：虽然由于第29军接受“细目”而“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是“细目”“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103)。《盛京时报》进一步宣称：“日军始终以公明正大之态度，隐忍自重，力避膺惩的行动，因此本案已略见解决。然而如由客观的情势推察中日两国关系，则只此协定，难望急速实现政治的经济的提携。”(104)实现此目的之条件在于：“一、冀察如何实行约言。一、进驻河北省内之中央军动向如何。一、冀察对国府并中央军之态度。一、国府一般的对日外交及军事上之动向。”在这几项中，“冀察当局如何实行约言，成为今后事态发展之核心。冀察善处此事，即为解决事件之关键”；至于“北上中央军之今后态度”，则“为决定日华全面的冲突与否”(105)。可见，蒋介石一度认为日本只是“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争最多限于局部”(106)，是错误的。 于此，日本明确表明：“现地解决”就是华北“明朗化”；如果国民政府派军北上阻止“明朗化”，日本就要放弃“不扩大”方针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得到签订“细目”的报告后，日本内阁7月20日19点50分至21时召开紧急会议，宣称：中方“蹂躏日政府不扩大方针”，日方只能“立于既定方针，为监视协定履行计，决定采取自卫上之适切的强硬态度”。无论中方接受“细目”与否，日本都要“向既定方针迈进”(107)。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回东京强调：“不能永远墨守不扩大方针。”杉山元回答：“应该尽量避免引起全面战争那样大事件。但根据具体情况，恐怕也有奋起反击的必要。所谓不扩大事件，是避免全面战争，并非不顾皇军威信的忍耐。”(108)蒋介石发现日军自7月21日以来“向大连釜山秘密登陆之部队”，较7月19日“芦案未签字之前更多”，因此认识到“日军部必不能以芦案签字为了结也”(109)。他得到报告：“欧美以国际多事，无暇东顾。中国正在建设，若待其建设完成，欧美各国在华势力亦益巩固。彼时必将以欧美为敌手，于日作战较为不利，故欲及早与我一战。”(110) 在此情况下，日方又指责国民政府阻碍“现地解决”。它声称，蒋介石7月21日、22日先后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三项重要方针：(1)“对于第二十九军与日本军间，在现地成立之停战协定，暂取静观态度，注视其成行”；(2)要宋哲元“详细报告停战协定”；(3)“对于华北日军增兵，暂仍继续战备”(111)。它强调，这表明国民政府两项立场：“一、如何地方协定，绝对必须中央承认。一、苟且毁损领土主权之条项，断然不承认。”(112)因此，即使“日本与冀察侧成立圆满的就地解决协定”，但是在国民政府“不承认就地交涉之态度”下，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它指责国民政府“对冀察愈加强烈压迫”，“滑稽”地“高唱全国统一”(113)，阻碍“日侧不扩大、就地解决”。它还指责国民政府宣称“坚持不扩大主义”，却“将其曲尽转嫁于日本”，以“日军现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为由，“由自卫上采取对日总动员”(114)。它宣称，日本出兵华北是“临时”的，国民政府应“不足为虑”(115)。 从这些言论中，国民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局部解决”的含义。阎锡山指出日本意在华北“造成五色旗之政府”(116)，驻英大使郭泰祺指出“日本欲复活以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之计划”(117)。因此，蒋介石认识到“东亚局势已入最险关”(118)。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在7月24日致孔祥熙电中，一方面“预料不久日将于要求中央撤退入冀部队以外，兼提不得干涉冀察外交与共同防俄之要求，其必有出入不及防之举动，或提最后通牒之类”；一方面认为“如英美两国在此一周内于其未提出以前，能有一共同严正之劝告，或可消患于无形”(119)。但是，蒋介石的幻想落空，许阁森面告他，外务大臣艾登告知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两点：其一，“英政府对远东和平极为关切，并请日使转告日政府，为维持日本在华北利益计，亦应竭力抑制一时激烈之情绪，于卢沟桥事件务求和平解决，须知中国此次虽然抵抗，但并未放弃和平之愿望，惟中国所要求之和平亦有一限度，日本应予注意者也”。其二，“华北目前局势，若赓续不变，则英政府即认为不宜与日本进行双方合作之谈话。”许阁森强调：英国政府“目前所能尽力者即止于此”(120)!孔祥熙等人由此指出，这是“英、美、法怕被拖入战争的恐惧心理。”(121) 在此背景下，日军寻找动手借口。7月25、26日，日军攻打廊坊，冲击广安门。日方却指责该两事件是第29军挑起的，宣称其对“将来和平解决及不扩大方针，愈成绝望”，只能下“重大决意”(122)。7月26日15时，香月清司由松井久太郎向第29军递交让出平津地区的最后通牒，限7月27日15时前答复：(1)“限芦沟桥八宝山一带我驻军三十七师，于廿七日午前撤至长辛店”；(2)“限北平西苑我驻军三十七师，于廿八日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并谓三十七师必须撤至保定以南”(123)。松井递交时宣称：“若不受领通牒”，则“吾等立即采取自卫手段”(124)。日军“采取自卫手段”后，今井武夫7月28日7时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询问：“日本何故要在二十八日正午以前开始行动呢”？今井武夫回答：“因为广安门事件，情势一变。八宝山方面的二十九军应该在昨日正午以前撤退，城区及西苑的部队，也未见有准备撤退的样子。本来预测本日正午可以撤退，然而他们却确实全未那样去做呵所以才这么办。”记者又问：“城内二十九军不撤退的时节，就攻打北平吗？不撤退就成正当攻击的理由吗？”今井武夫回答：“不撤退，显然地可以认为是挑战行为，以前也这样地声明过了。”(125)日军就是这样“名正言顺”发起战争的! 7月27日，日本处于正式发起总攻夺取平津地区之关头。6时半，“在陆相官邸，杉山陆相、梅津次官、后宫军务、山胁整备、阿南人事、木村兵器、小泉军医各局长，田中军事、柴山军务外关系各课长，一律参集，对华北事变，对日军当局应采取之措置，举行重大会议”(126)。会后，日本政府下达总动员令，将20万多兵力派往华北。它“通告各国，决定对华用兵”(127)。 日本政府强调，虽然总动员令下达，但是“不扩大方针并未改变”(128)。它发表声明：日本帝国“为东亚和平”而“坚持就地解决、不扩大方针”，“对冀察侧不过要求停止华军驻扎芦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关于将来之保障，直接责任者之处罚等”，这些要求“异常宽大，且局部地的条件而已”。第29军却“于七月廿六日在廊房对修理电线之日军部队，加以不法射击，更是日傍晚对为保护日侨经冀察当局谅解而入城之日驻剳部队，突如闭锁城门，出以俄然加以射击之暴拳。该两事件，对日军应当所负之平津交通线之确保，及保护日侨之华军武力妨害”。这样，日军“由遂行任务并确保履行协定事项之必要上，竟成为采取自卫手段之不得已”。但是，日方“仍希望因华方反省，而限定局面为最少限度，以期迅速解决”(129)。 不扩大，指限制在华北作战；扩大，就是发动全面对华战争。日军少壮分子宣布：“如今已进入放弃不扩大方针、断然讨伐中国不法行为新阶段，如仍固执不扩大主义，事变将难以解决。”石原莞尔强调：“动员对迫使放弃不扩大方针有很大威力。既有不扩大方针，当然希望尽量避免动员，但从政策观点出发，绝对不能使作战陷于不利，一旦形势紧迫，必须及时动员。”(130)海相米内光政宣称：“华北情势因愈趋恶化，同时山东、中南华方面亦受此影响，此点已屡次所经验者。故为应付如斯事态，重整准备，同时为协力华北陆军作战，除常备兵力外，命必要之海军兵力暂时待机。又其一部，对所需要方面，开始行动。最近华中南方面，排日空气日加浓厚，中日两国关系，今后不容乐观，故此际海军正讲适切之对策。”(131)驻屯军司令部于7月28日零时“对中外发表重大声明”声称：虽然“日本军始终坚持事件不扩大方针”，但是“和平解决之方策今已全尽”，只能采取“膺惩手段”，以“谋迅速恢复治安，以期增进民众福祉”(132)。在8月1日对日本国民的广播演讲中，香月清司首先宣称：日军“基于事件不扩大主义，隐忍自重”，中方却一则不接受“日军之正当主张”，二则声言“此次事件系日军挑战”，“侮辱皇军”。然后宣布：“由中国全体之动向观之，国民须理解除武力解决外别无其他方法，从而今后以中国全体为对手，以求武力解决欤。”(133) 同时，驻屯军司令部宣称“日军断无占领华北领土的意思者也”(134)!但是，《盛京时报》7月29日宣称，“华北有识者”，“为实现华北明朗，待望王者早日出现”(135)。7月30日，日本众议院议员质问广田弘毅：“‘现地解决’主义之‘现地’是何意义？”广田回答：“凡维持‘满洲’治安所必要之地域，皆称‘现地’。”又质问近卫文麿：是否发动为全面对华战争？近卫回答：“务期不变成全面的战争，故今日仍未放弃和平之望，惟随事势推移，期望国民更加一致协力。”(136) 在“现地解决”基础上进而侵占全中国。日伪指责国民政府“不仅阻止冀察政权当局应日本之要求作现地解决，且又命令全国之飞行队准备出发，或对于河南附近蒋介石直系以外之中央军令其出动，今则平汉铁道举其全力连日运输军队与军需品，该津浦、平绥、陇海之诸路线等，皆充军事输送，依中央军集结于河北，着着进行准备武力的抗争。南京政府之此种行为，对于日本努力处理事变之事件不扩大及现地解决之方针，由正面施行对抗”(137)。7月28日，近卫文麿在日本众议院明确宣称：“中国问题不但就地解决，且想非进至根本的国交调整不可。我国自四十年来所高唱之保全中国领土，为由欧美侵略拯救中国是也。”(138) 在此之下，日方还声称坚持“现地解决”之“不扩大”方针。8月5日，广田弘毅在众议院宣称“仍然不能放弃现地解决主义”而避免全面战争，强调“夫军与军对峙事态何时重大化尚未可知，而日华全面冲突，为东洋和平大局所不取者，愿中国方面亦充分认识之”(139)。日军制造“八·一三事变”后，近卫文麿还在8月20日的谈话中弹唱“现地解决”：“华北由日满不可分关系观之，排除反满抗日分子，驱逐共产系分子，最关切要。关于以华北政权为限，苟不与日本提携，绝对危险。目下情势，虽属非常困难，但仅在华北，必须如此。”(140) 然而，如杉山元8月17日在内阁会议上所称，虽然“仍然坚持不扩大方针”，但是“各种事项应向战时体制转移”(141)。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方“始终确守隐忍态度，为使事件不扩大为惟一方针，企图和平的而且局地的处理一切”，“忠告”国民政府“不可妨碍就地解决”。然而，“南京政府不但不肯听日政府劝告，反而对日方为目标节节重整战备”，一方面“使中央军节节北进，威胁驻华日军”，一方面“在上海遂向日军开砲，对日本军舰加以爆击”。“如斯”，日方“隐忍业达限度”，“不得不采断然措施”，“膺惩华军暴戾”(142)。8月20日，近卫文麿强调：“虽仍不变求中国反省不以中国国民为敌之日本根本方针，但今次已一掷从前消极的方针，一转变成积极的膺惩中国之态度。”“日本今次积极方针，直接乃由上海突发事态之结果耳，故即所谓膺惩中国，其最后达到之点，日华两国提携一事，固不变也”(143)。8月26日，他进一步宣布：“日本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方针，但因华方暴戾，致不获已，放弃此策。”(144) 9月4日，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召开，“议会开幕当天发布了具有对中国宣战布告性质的敕语”。9月5日，近卫在议会上的演讲，标志着日本正式放弃不扩大方针：“帝国政府自事变以来所采取的根本方针，在于力求中国政府反省，放弃错误之排日政策，以期从根本上调整日华两国国交。”据此，日本“一向竭力防止事件扩大，限定范围，收拾局面”。然而，中方“利用帝国之忍让，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战局终于波及华中”。至此，日本“认为采取从来消极、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终于不得不积极全面对中国军断然给予一大打击”，“倘中国方面仍不反省，继续顽抗，即使进行长期作战，帝国亦在所不辞”(145)。 可见，日本在“细目协定”基础上提出的“现地解决”，是要求宋哲元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遭到拒绝后，日本强迫第29军撤至保定以南，将平津地区让给日本。7月27日是它作出对平津地区发起总攻的日子，9月5日是它正式将作战地域扩大至全中国的日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