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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近代中国学人划分国学类别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主张完全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对国学进行划分；二是完全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方式对国学进行分类；三是将传统图书分类方式与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混用兼采对国学进行分类，这种混用分类法中又有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图书的分类方式还是主要采取现代学科分类方式的区分。由以上分析，可知完全或主要按现代学科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其分类结果多与现有学科目录的各级分类特别是二级学科冲突重叠，皆不可取。如果要将国学列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其实质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融入到现代学术学科体系中。既然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融入现代学科目录，为避免国学与现代学科目录之间的冲突重叠，一种可行的思路就是完全或主要采取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科分类。 (一)完全采取传统学术分类标准进行分科分类 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单一的采取某一种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此种思路简单清晰，但中国传统学术涵括面广，各家见解各异，采取一家之说为分类标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另一种思路是兼取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不同分类方式，以防分类的偏颇或不足，如毛澄宇在《国学》叙言中就把国学范围定为以下几个方面：经、史、理学、百家、辞章。(16)这种分类法就兼取、混了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多种分类法。兼取混用的分类思路虽易导致分类的交叉重叠，但其优点是可以避免只取一种分类标准的局限与偏狭。 (二)主要采取传统学术分类标准进行分科分类 所谓“主要采取”就是在对国学进行分科分类时以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方式为主要参照标准，同时兼采现代学科分类以补不足。前文已经述及，将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方式与现代学科分类方式混用对国学进行分类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学人较常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在具体采取这种分类方式对国学分类时，近代学人多以现代学科分类方式为标准。采取这种分类方式对国学进行分类，其分类结果势必与现行的学科目录体系多有冲突。若调整一下思路，即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而非主要采取现代学科的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这种思路与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既保持了国学的自有特征，又避免了与现行学科目录的重叠冲突，还可兼采现代学科以补不足。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与《国学演讲录》中曾从不同角度对国学进行过分类，他在不同时期对国学分类的不同思考与尝试对我们今天思考国学分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章太炎写作《国学概论》的时间是在1922年，在《国学概论》中，他将国学分为经学、哲学、文学三大类。《国学讲演录》的讲演时间在1935年至1936年间，在《国学讲演录》中，他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类。《国学概论》中的分类显然是主要采用了现代学科的分类标准，《国学讲演录》则主要是按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同时兼采了现代学科的分类。从时间上考察，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要晚于《国学讲演录》，后者的分类应该是对前者分类的修正，或者说章太炎应更倾向于后者的分类。 笔者于此将在借鉴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思路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国学分类的设想。在提出具体的分类设想前，先强调以下三点： 一是在国学学科层级的划分上，本文借鉴类似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哲学学科的分层分类方式。在设定国学学科门类后，在国学学科门类下设国学一级学科，国学一级学科下再细分二级学科。对国学分类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国学二级学科如何划分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 二是关于思路的借鉴与兼采问题。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分别论述了完全采取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及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科分类的各自优势。在思考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及国学二级学科具体分科的问题时，可兼采这两种国学分类的各自长处：一是借鉴对中国传统学术各派有关学术分类方法混用兼采的思路；二是借鉴在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基础上辅以现代学科分类标准对国学进行分类的思路。 三是本文在思考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及其二级学科的具体分类时，将以经史子集四部法作为分类的基本依据展开。纵观近代学人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标准对国学分类的思考，他们多采用中国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主要依据，如上举邓实、钱基博诸人的分类法都是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为主体。 如果以中国传统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为国学分类的主要依据，问题也就具体化为如何围绕“经史子集”展开增删调整。在增删调整时，本着兼采的思路，笔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其他分类法及现代学科的分类法均有采用。 关于“经”的设置，应该是最无争议。一是因为“经学”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的各级门类、学科没有任何冲突，且近代学人对此基本都持认同态度。钱基博就曾说：“国学一线，端系‘六经’”(17)；何键也曾说：“国学应当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在内，并不以经为限，但是中国的学问，无不以经为根据。所以研究国学，当然要以经为首。”(18) “史”为四部中的一部，在国学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被有的学者视为“国学之体”的重要组成部分。(19)从这个角度看，“史”在国学分类中须保留一席之地。问题在于，若将“史”学直接设为“国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显然与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历史学”学科门类相冲突，更与“历史学”学科门类下的“中国史”一级学科冲突叠合。鉴于“史”在国学中的地位，自然不可将其从国学分类中剔除不顾。一种变通可行的方法是将“史”以“国史”名之作为二级学科置于国学一级学科之下。如此设置的理由与优点在于：一是保留了“史”在国学中的位置；二是以“国史”名之，又使其与作为学科门类的“历史学”及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国史”相区别。在现行学科目录体系中，“历史学”学科门类下的“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设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专门史等七个二级学科。在此分类之下，作为整体的“中国史”事实上被分解割裂开来。在国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史”二级学科以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在名称上既与作为历史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史”相区别，在内容上正可补历史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中国史”下各二级学科相互分割之不足。 近代学人在思考国学分类时都为“子”学留有空间，只是在名称上稍有不同，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将其称为“一国之子学”；顾实在《国学丛刊》发刊辞中将其称为“诸子类”；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中则称之为“诸子”。称呼方式虽略有不同，但其所指完全一样。综合比较，以“诸子学”名之显得简单清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