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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2019年,文学研究者集中探讨审视与思考文学研究的成就与困境,由之而引发两大层面的讨论,一是宏观层面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二是具体层面的基础、手段与文学研究的互动。 反思文学研究得与失。文学研究者多立足于自1949年以来的学术历程,梳理和汇总70年来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当前存在的困境和挑战。70年来的文学研究成绩卓著,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学术体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走出“空白期”或“滞缓期”,进入了最为活跃、最有成绩的时期。詹福瑞《回归文学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一文指出:“摒弃了单纯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回到真正的科学意义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态,这是最值得我们这一代人骄傲、庆幸并应该坚持的成果。”刘跃进《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则以11个文学学科的建设和整合情况为据,指出当前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正在逐渐完善。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当前的文学研究在现实价值判定、文化历史意义思索和人类自我探寻等方面考量不足,跟民众日用常行的精神世界脱节,出现了与现实社会生活疏离的态势。 构建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融合,其中学术是内涵,话语是表达,二者融为一体。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的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学者主要从重要性、构建历程以及可行路径等方面,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陈众议《百年外国文学研究评述》(《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5期)结合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现状呼吁道: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不仅有助于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同时也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进入“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不过,在大量引进西方范式的同时,本土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立场,也有所坚持和张扬。张富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认为,在继国家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社会个人话语的探索创新之后,应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人类话语”。而这需要确立“民族人类话语”的世界性价值,加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审美性,力求克服民族人类话语和文学实践的疏离状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来自西方的文学概念无法涵盖古典文学实际的矛盾,故尤其需要构建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对此,吴相洲《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困难与解脱之法》(《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认为,文学应该定义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言说”,也因此当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展开文学研究,而传承前人文学言说经验,提高今人语文能力,以便更好享受文学生活,才是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文学研究质量,才能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真正对话。 文献、史料、科技助力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推进,也离不开基础文献和科技手段。它们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向来是学界关注热点。70年来,文献、史料的规模化整理蔚为大观,其中以某朝、某地或某文体等命名的丛刊、集成、文库的出版以及相关的数据库建设,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种趋向:一是古代文学文献为整理而整理;二是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出现“知识化”倾向;三是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学研究带来异化。其中,对于势头正猛的文献整理现状,廖可斌《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提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而对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热”,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指出,学者在史料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这无疑削弱了研究活动的学术含量。杜桂萍、黄发有等人则呼吁继续重视现代科技手段和史料整理及考证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杜桂萍《古典戏曲研究四十年:“让思想冲破牢笼”》(《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这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黄发有《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也表示,目前当代文学史料的保存、发掘与整理,不但十分迫切,而且对不同类型史料的旁推互证与综合运用,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 (罗海燕,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