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愿景到规划再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不仅为加强全球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而且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新机遇。在这一过程中，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状态的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实现了对外开放发展的新突破。其中，处于“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位的新疆已经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等领域独树一帜，其政策效应与发展效果尤为突出。但是，民族地区发展受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及历史因素等制约，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而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则在于积极整合区域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内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致力于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建设，构筑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发展战略。 关 键 词：“一带一路”倡议/“节点—网格”秩序/对外开放/边疆民族地区/新疆/企业建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新疆社会发展”(16ZDA152)。 作者简介：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北京 100091 赵磊，1977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法学博士，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自2012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对中国的海洋战略构成了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重视西向战略，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地进行战略缓冲，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而且能够创造战略机遇，促进地区发展。在此过程中，毗邻中西南亚八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是我国最大的沿边***，独特的区域位置决定了***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通道以及核心区。 一、“一带一路”的逻辑：“节点—网格”秩序 是否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概括“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或逻辑，或者说“一带一路”的自身逻辑是否超越了以往的相关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既需要逻辑也需要原理论。从内涵来看，“一带一路”是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是“中心—边缘”秩序，而“一带一路”的逻辑是“互利共赢”，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为节点，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一个国家都是“自中心”，由此国家在网格体系中实现公平与普惠(详见文末表)。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而且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欧的捷克等。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等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联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1]。 虽然有人认为中欧班列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意义重大。截至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1.1万列，开行中欧班列的地方城市达到45座，目的地包括欧洲15个国家、亚洲11个国家，运送货物92万TEU(标准箱)。虽然中欧班列尚未达到海运的规模，但从国际关系层面和从全球公共产品层面来看，其对地缘政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途经的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实现真正的开放与全球化。波兰前总理瓦尔德马·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认为，中东欧16国是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潜力巨大的地区，“一带一路”有效促进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他说，原来这些国家靠海运，但时间漫长，中欧班列的开通对中东欧国家特别是不靠近海洋的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欧亚一体化(Eurasia)这个概念原来离中东欧国家很远，现在感觉很近了。①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并称之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心脏地带乃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而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些班列如同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之间的活力逐步增强。 “一带一路”倡导新型的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在政治上，“一带一路”强调“互利共赢”，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的原则，不追求霸权地位。在文化上，“一带一路”价值观强调“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认差异，不是要改造对方，而是要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集体的文明互鉴，并据此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总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而是要有“原理论”阐述；不能总是讲“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而是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它的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究竟是什么。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逻辑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每一个层次都各有主体侧重、衡量指标以及理论基础(详见下页图所示)。 二、我国民族地区把握“一带一路”机遇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逐步由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迈进。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当前，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以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以实现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路径，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切实推动民族地区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一)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模式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在沿边开放政策的带动下，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2年我国同苏联开始恢复经贸往来至1999年止，以***口岸重新开放为标志。这一时期国家陆续颁布了促进沿边地区开放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广西、云南、内蒙古等数个边境省(区)的口岸得到开放，西部沿边地区对外贸易稳步发展，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起始于2000年持续至2012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相继开展了西部大开发和富民兴边战略，涉及了民族地区所有省(区、市)，国家出台了诸多专业性优惠政策，使得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地区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第三阶段从2013年起至今。在这一阶段，我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地区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朝着高层次、多途径、宽领域的方向迈进。经过40年的探索奋进，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模式。 1.沿边沿海的民族地区，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缘优势，打造交通枢纽、文化科教和商贸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国外的贸易和交往平台，形成了经济辐射中心，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广西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为主轴，构建了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融入了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东盟国家的近50个港口建立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2]，从而打通了面向东盟的交往通道。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对外开放模式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联通中国、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对内开放则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以打造对外开放核心区为目标，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领域独树一帜，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教文卫和旅游、人文领域的合作。内蒙古以雁阵模式搭建对外开放架构，着重发展农牧业及其衍生产业，着力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铁路运输和口岸、开放试验区建设，借助中蒙博览会平台，深化对外贸易发展。西藏以强化口岸联通引领对外开放，推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着重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合作，借助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平台推动农牧、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由此可见，边疆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抢抓机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图1 “一带一路”的逻辑 2.深居内陆的少数民族省(区、市)，凭借自身突出的优势资源，构建战略通道，打造枢纽省(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促进内陆地区的对外交往与经济发展。宁夏以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目标，凭借突出的人文优势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机制平台，促进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建设面向南亚、中亚、西亚的物流运输通道和商贸物流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青海形成了以生态环保为基调的对外开放模式，紧抓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机遇，融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打造特色轻工、新能源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青洽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促进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贵州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对外开放模式，依托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平台，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融入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扩大酒博会等品牌国际影响力，围绕先进制造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链实施对外开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