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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凭借区域内资源优势，已步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与东部省(区、市)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正确认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是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当地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 1.缺乏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例如，2017年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广西14.25％、云南13.98％、贵州14.92％、***15.49％、内蒙古10.23％、宁夏7.56％、青海9.02％、西藏9.37％；东部沿海部分省(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上海0.33％、江苏4.75％、浙江3.90％、广东4.22％、福建7.56％。由此可见，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沿海省(区)。其二，民族地区基本无现代产业基础。由于民族地区缺乏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发展，导致地区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对外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来自内陆地区，沿边靠海的少数民族省(区)虽起到了较好的桥梁通道作用，但远未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聚集群，难以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传统的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低价格消费品而获取矿产能源的贸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其三，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目前，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通道经济”层面，能源经济也成为一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打口岸经济、中欧班列等经济项目，但仍然无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2.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层次较低。1983年以来，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惊人，但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差距依旧明显。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3]，而我国民族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如广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904.76元、云南为18348.34元、内蒙古为26212.23元、***为19975.10元、青海为19001.02元、贵州为16703.65元、宁夏为20561.66元、西藏为15457.30元[4]。上述数据显示，除内蒙古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民族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居民购买力和富裕程度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呈现落后之势，这从侧面反映出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另外，由于一些民族地区周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狭窄，产品需求层次也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民族地区出口产品以低端和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也主要以矿产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致使对外开放层次较低。 3.高精尖人才依然匮乏。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信息闭塞不畅，使得民族地区居民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商品经济和市场意识长期落后东部沿海省(市、区)。加之，自身教育基础落后，人才培养难度较大，难以满足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对复合型高端人才的需求，直接制约和阻碍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4.依赖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惯性较强。我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拥有较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对外开放肩负着更多的任务要求，既要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协调发展，又要实现稳固边防和睦邻友好。对象国和对象区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民族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前提和保障之一。这种“依赖惯性”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省(区、市)对外开放的基础较为脆弱，该类型开放易受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战略影响，从而制约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三)新时代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建议 1.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的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强烈。由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特殊，其产业发展不仅是简单的通道经济、能源经济以及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而且是注重发展培育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开放特区深圳为例，其作为“试验田”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经历了从简单商品贸易、外向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的升级，到现在重点明确文化产业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的新定位，其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工业企业与生产型服务业企业相互助益。深圳既有国内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通讯巨头——华为，也有优质的金融服务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还有快递行业领头羊——顺丰。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外开放建设展现出生力军特点，国有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力量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同时，多业态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深圳模式”，为民族地区外向型企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2.在文旅产业领域“做文章”“下功夫”。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普遍模式。比如意大利，近年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当地第三产业带来了持续的增长动力。有数据显示，意大利旅游业产值占国家GDP的近12％，为12.8％的意大利人提供了工作岗位[5]。2017年意大利时尚产业、奢侈品产业产生的附加值达242亿欧元，占意大利制造业总附加值的10％，从业总人数达50万人，约占到意大利总就业人口的15.5％；2017年意大利时尚系统的贸易顺差高达200亿欧元[6]。由此可见，以文旅产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我国民族地区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资源，但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品牌化与国际化程度不够，导致我们有功夫、有熊猫，但没有“功夫熊猫”。因此，要深度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开发要做到精耕细作、精准供给，改变以往的大杂烩式的打包供给；要通过品牌性论坛以及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真正孵化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艺术大家和艺术产品；同时，集中创建有市场前景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形成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独特模式。能源资源越用越少，文化资源越用越多。民族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逐步走出一条以市场运作为主，以全面开放倒逼改革、带动创新，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3.抢抓“一带一路”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其一，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区域发展规划，突显平台作用。选择与区域实际相适应的开放模式和路径，对于提高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国家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了***、宁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为其初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明确提出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迄今为止，中国—东盟博览会共举办了200多场会议论坛，促成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合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合作机制，为各领域的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提供了广阔平台，促进了双方更深入的沟通交流与互惠合作，真正实现了“10+1大于11”[7]。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举办五届，先后有30位中外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1100余位中外部长级嘉宾出席，遍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政治、外交、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高层论坛和专题活动50余场次，共集中签约内联项目总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对外经贸成交总额近300亿美元[8]。中阿博览会举办了五届，共有29位中外政要，336位中外部长级官员，140位外国驻华使节，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139家大型商协会，6500多家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以及4.7万多名参展商、采购商参会参展，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9]。上述展会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项目，是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其二，合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配套的相关要素，展现联动作用。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等诸多要素，有可能将以往所谓改革开放的末梢升级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由于建设资源的有限性，我国民族各省(区)在制定实施政策过程中还应加强沟通，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三，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定位发挥带动作用。判断“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该地区是否存在“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具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基础条件。企业发展关乎民族地区的税收状况，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有效促进民族工作持续推进的支撑点。如果民族地区缺少优质企业，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必然影响民族的团结进步。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企业分布呈现出国有企业占比多、民营企业占比少、“世界500强企业”寥寥无几的现状，企业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4.推动精准扶贫做实走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致力于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但西部地区依然有近1100万少数民族群众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等省(区)。在当前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仍在法律制度供给、管理体制、识别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影响了扶贫的效果，延缓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很多民族地区的干部认为，民族地区的关键任务不是开放，甚至认为开放会“引火烧身”。有一次笔者去西部开会，主题是“一带一路”。当地一位干部说，本省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扶贫，不是参与“一带一路”。可见，这一思想不是一个缩影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它不仅不会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反而会限制脱贫进程。 5.探索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其一，加强整体规划，专门出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人才规划或纲要，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涉及的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梳理，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其二，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型人才，分级建立省市县等人才数据库，为对外开放人才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其三，促进东部地区为民族地区提供人才支持，建立由省(市、区)一把手挂帅的省级决策咨询机构，汇聚八方英才，为民族地区科学决策提供“金点子”，发挥“最强大脑”效应；其四，重视海外华人华侨资源优势，引导更多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到民族地区发展和创业。在政策给予倾斜，鼓励华人华侨在民族地区开展科技合作交流、技术指导等活动，支持其选聘为相关行业顾问，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6.加强对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视域下的区域协同开放，与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息息相关。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对外开放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为保障我国民族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既要促进社会公正，又要消除国际合作对民族事务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强化对民族事务的学术研究，加强民族事务的智库建设，从而在国际民族事务上发挥建设性影响，提升在世界民族事务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学术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