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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教会对破坏圣像运动的应对 在圣像问题上，西部教会虽然没能像东部教会一样形成系统的圣像神学理论，但同样强调圣像具有代表原型的象征功能，其圣像观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著名原则“滥用不能排除善用”(Abusus non tollit usum)一直被奉为经典。(55)针对马赛主教萨拉努斯破坏圣像的行为，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写信赞扬他，对他在教堂里排斥圣像、反对崇拜一切人工制造之物的出发点予以肯定。但教皇同时表示，这种盲目破坏圣像的行为又要受到责备，因为教堂里的圣像能让不识字的人“至少在看到墙上的圣像时可以读到他们在书中无法看到的东西”(56)。在写给这位主教的另一封书信中，格列高利一世进一步指出马赛主教的一时冲动已经给其教区的子民造成了伤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愿继续与他共领圣餐，教皇因此责问马赛主教：“你连自己牧区的羊都留不住，何时你才能把其他尚在徘徊的羔羊领入主的羊圈呢？”(57)格列高利一世在圣像崇拜上的态度反映了西部拉丁教会的功用主义，即圣像是一种让民众了解教会历史和普及宗教教育的手段，尤其在文化落后的蛮族人中，是引导大众信仰真谛的传教方式。从教会教义和务实的角度考虑，罗马教会支持圣像崇拜的立场是明确无误的。在基督教神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罗马教会捍卫正统教义的传统地位不断得到凸显，7世纪时教皇马丁还因为反对拜占庭皇帝关于“一志论”(monothelitism)(58)的有关敕令而殉道。对于世俗政权再次干涉教会教义，罗马教会坚持一贯以来教权独立的原则，在宗教上反对帝国东部皇帝破坏圣像，在政治上与西部法兰克人结成同盟。 (一)与拜占庭宫廷严正交涉，抵制皇帝的破坏圣像政策 727年至729年，皇帝利奥三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二世之间就圣像崇拜问题有多次信函来往。利奥三世要在帝国境内全面推行破坏圣像运动，他在西部的行动需要教皇的同意和配合。皇帝对教皇摆出强硬的姿态，指明只有两条路让他选择：顺从将得到恩宠，违抗将遭到流放。现存的格列高利二世致利奥三世的两封信函显示，双方严重对立的立场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59) 在第一封信函里，格列高利二世对皇帝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他首先提醒皇帝执政10年来一直遵守信仰正统教义的誓言，得以国泰民安，如今却要违背誓言，无惧上帝的审判。对于皇帝破坏圣像的行为，他直言：“作为一个圣像破坏者，你比异端分子更为糟糕。因自身无知或教义深奥而无法谦逊的时候，教条主义者容易误入歧途，但他们罪不及你，因为你迫害的是明明白白的真理。”(60) 对于皇帝召集大公会议的提议，教皇指出：“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如果你爱好和平，一切都将和平。想一想，如果我满足了你的欲望，所有主教都被召集，但是那位敬畏上帝、遵循传统、协助教会的皇帝在哪里呢？当上帝的教会享有高度和平时，你却制造冲突、争端和祸端。停止一切，以和为贵，没有必要召集主教会议。”(61) 格列高利二世敦促皇帝立即澄清对圣像的立场，因为皇帝破坏圣像运动的敕令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仅伤害了民众的宗教情感，而且让外族人趁虚入侵，占领意大利。利奥三世首次在君士坦丁堡对圣像的攻击，已为一大群从意大利和西部来的民众所亲眼目睹，“这些人回来后，每个人都在数落你那些幼稚任性的行为，他们不再承认你的桂冠荣誉，伦巴德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北部其他蛮族入侵了德卡波利斯(Decapolis)，攻克了都城拉文纳(Ravenna)，他们罢黜了你派驻那里的总督，强占了那里的宫殿，而且准备攻占我们附近的几座城市，甚至是罗马城，除非你能够保护我们。你这是在自食其果。”(62)西部世界对于皇帝亵渎神圣的行为感到悲伤和愤怒，伦巴德人利用意大利人和皇帝之间的不和进攻了帝国的统治区域。在格列高利二世看来，拉文纳的沦陷与禁止圣像有关，而且是其中的后果。 格列高利二世最后指出，如果皇帝想要效仿当年君士坦斯二世，把教皇马丁抓到君士坦丁堡受审的惩罚方法对现任教皇将毫不起作用：“如果你想要抓住我，正如你所言，我没有必要跟你争斗。罗马主教可以轻而易举地退到24个斯塔迪亚(stadia)(63)之外的坎帕尼亚，等你来到时，只会扑个空。君士坦斯二世曾虐待并放逐了我们的前任马丁一世。但是，皇帝因其罪孽被刺杀，而马丁却成为荣耀的殉道者。我当然愿意承受和马丁一样的命运，但是，为了我的人民，我要活下来，虽然我的能力不济，整个西部都在看着我，把希望寄托在我和圣彼得身上。”(64) 从以上信函的内容来看，格列高利二世的语气毫不妥协，且夹带着一丝傲慢，这不仅因为格列高利二世坚信自己的理念非常正确，而且他有强大的反抗力量，不惧怕皇帝的报复。这并非虚言，此时的教皇有西部的教会和各王国的支持。从查士丁尼二世(685-695年，705-711年在位)开始，由于教皇受当地民众、贵族和民兵的保护，皇帝派人到西部刺杀教皇的行动屡屡失败，像教皇马丁这样能最终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受审继而被流放的情形已不复存在。 皇帝并没有因为教皇的严正言辞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理直气壮地提出：“朕既是皇帝又是教士。”于是，格列高利二世给皇帝的第二封信函便着重围绕皇帝的身份和职权的问题展开争论。首先，格列高利二世指明，诸如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大帝、瓦伦提尼安大帝和君士坦丁四世等皇帝之所以拥有教士的身份，是因为他们的虔诚，他们与主教们齐心协力召开主教大会，建造并装饰教堂，通过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皇帝和教士。言外之意，只有正统基督教皇帝才能既是皇帝又是教士，利奥三世对教会的迫害导致其不配有教士的身份。其次，格列高利二世指明了皇帝和主教需要根据上帝的旨意各司其职：“正如主教没有权利掺和宫中事务，成为世俗官员一样，皇帝也不能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如选择教职人员、主持圣餐礼等。让彼此都遵照上帝的旨意各司其职。皇帝啊，你知道皇帝和主教的区别吗？当任何官员失职，你可以没收他的房子和家产，或夺取他的性命或流放他。但主教不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承认自己犯了罪，那就不是把他套在绳子上，也不是把他关押在监狱里，而是在他面前摆上福音书和十字架，把他带到教会的新学徒班，让他斋戒等。”(65)再次，教皇以教会根深蒂固的传统反驳了皇帝的一个狡黠问题：为什么前六次大公会议上没有提及宗教图像呢？教皇的回答是：正如大公会议也没有提及面包和水，没有提到它们是用于饮食的；同样的道理，圣像具有悠久的传统。主教们携带圣像前来参加大公会议，虔诚的信徒在旅途中都有圣像为伴。最后，教皇规劝皇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士。(66) 教皇格列高利二世过世后，731年3月格列高利三世继位为教皇，接过前任的旗帜，继续努力劝说皇帝放弃破坏圣像运动。格列高利三世按照教会惯例致信皇帝告知他继任为教皇，当然，他继位为教皇一事已经得到拉文纳总督的同意，事实上不需要再次向皇帝寻求确认。(67)因此，信函的重要内容是谴责破坏圣像运动、抗议对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日耳曼努斯的处置方式及力劝皇帝放弃反对圣像。这些信件由一个叫乔治的教士送往君士坦丁堡，但乔治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心生怯意，没有送达信件就返回罗马。教皇虽然想要罢免他，但在众人的说服下，同意让他将功赎罪，再次派他为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送信，信函以更为强硬的措辞谴责破坏圣像。不幸的是，乔治途经西西里时被当地总督扣留，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教皇对此非常愤怒，于731年11月1日召开西部主教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包括拉文纳和格拉多(Grado)教会大主教在内的93名西部主教。会议决定：“如果任何人胆敢移走、损毁、辱骂甚至亵渎基督、圣母马利亚、神圣的使徒和圣徒的圣像，那就严禁他参加圣餐礼，并革除教籍。”会后教皇又派一位名叫君士坦丁的辩护者(Defensor)给皇帝送信，告知会议决议，敦促皇帝恢复圣像崇拜等事项。但君士坦丁在途中同样遭遇扣押，一年后才得以返回，但信件早已被夺走。教皇不得不进行第四次尝试，派遣另一位辩护者彼得送信到君士坦丁堡。对于这次送信的结果，相关历史文献语焉不详。(68)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三世在反对破坏圣像方面的坚定立场，拜占庭宫廷采取了缓兵之计，扣押教皇特使，劫走教皇信函，但是这些信件又必须送达拜占庭宫廷才合乎外交程序。据柯林斯估计，教皇很可能改变了策略，采取了非官方的途径，使得一些信函最终成功送达君士坦丁堡。(69)在实际行动中，罗马教会继续崇拜圣像，使用更多圣像装饰教堂，反对破坏圣像的异端行为。格列高利三世把拉文纳总督送的6根玛瑙柱子分别放置圣彼得大教堂的使徒墓的左右两侧，右边的柱子上雕刻了救世主和众使徒，左边的柱子上雕刻圣母玛利亚和众圣贞女。(70) (二)与法兰克王国结盟，逐渐脱离拜占庭帝国的统治 罗马教会由于反对拜占庭皇帝破坏圣像政策而面临着一系列的暴力行为。733年，皇帝利奥三世向意大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但船沉了，恼怒之下的皇帝又派了一支舰队到意大利，由于遇到暴风雨无功而返。眼看武力威慑不行，皇帝便在经济上对教皇进行惩罚，提高了卡拉布利亚和西西里的税收，剥夺了教皇对这些地区征收人头税的权利，并把罗马教会在西西里领地的全部收入收归国家财政，这笔钱每年总计高达3.5金塔兰特(gold talents)(71)。之后，皇帝还取消了教皇对伊利里亚、卡拉布利亚、西西里和萨迪那等地区的司法管辖权，把这些地区置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管辖之下。(72)尽管罗马教皇一再抗议，但拜占庭始终没有归还这些地区给教皇。 伦巴德人趁着帝国内部的矛盾大举入侵，艾斯图尔夫(Aistu1f，749-756年在位)国王率军于751年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总督府拉文纳，直接威胁罗马城，教皇很有可能沦为伦巴德人统治下的宫廷主教。教皇斯蒂芬二世(752-757年在位)向拜占庭帝国皇帝请求军事援助，但无果而终。皇帝君士坦丁五世此时正在为754年宗教会议进行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准备将破坏圣像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法兰克王国的崛起给罗马教廷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因素。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不顾年迈和路途艰险，亲自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来到法兰克的蓬蒂翁(Ponthion)王宫，请求法兰克国王丕平把他们从伦巴德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在圣德尼教堂，教皇斯蒂芬二世为丕平及其诸子举行了隆重的加冕膏油礼，赐予丕平“罗马权贵”(Patrician)的头衔，在某种意义上把他称作罗马教会的保护人。双方还在奎尔兹(Quierzy)签订了一个“彼此协助，彼此保护”的盟约，丕平允诺恢复使徒之首的公道，保护教皇不再遭受伦巴德人的欺负。(73)诺波尔(Noble)对此评论道：“斯蒂芬二世的历史重要性在于排除了一切阻隔罗马和法兰克王国之间的危险和困难。不可否认，丕平在意大利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罗马教廷的历史很有可能就在8世纪5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74) 应教皇的请求，754年和756年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迫使伦巴德国王投降，并将伦巴德人所侵占的意大利中部的大片土地赠与教皇，这些土地成为“教皇国”和教皇世俗权力的基础。教皇迅速实现了对拉文纳的管辖权。丕平将伦巴德王国从拜占庭帝国夺得的领土归还给罗马教皇而非拜占庭皇帝，使得拜占庭皇帝在西部的权力局限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沿海的部分地区。因此，罗马教廷与法兰克人的盟友关系不时受到拜占庭的干扰，756年至840年期间，来往于法兰克宫廷和君士坦丁堡宫廷的外交大臣至少有55位。(75)756年，君士坦丁五世派遣了两个使者去见丕平，请求归还拉文纳总督区等原属拜占庭帝国统治区的领土。757年和758年，皇帝又派了使者携带大量礼物去见丕平，皇帝赠送给丕平一架管风琴，这是法兰克王国有据可考的第一架管风琴。(76)《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篇》作者对此说：“双方通过各自的代表立誓相互友好和忠诚。我不知道后续情况，但他们着手建立的友善关系注定不会成功。”(77)教皇保罗一世则一再写信劝说丕平，请求他承担保护罗马教会的责任。(78)尽管丕平有结好君士坦丁堡的意愿，但对于拜占庭人归还领土的要求，丕平还是断然回绝：“法兰克人如此频频作战可不是要讨好什么凡人，而是为了对圣彼得的爱和救赎自己的灵魂。纵使全世界的金银珠宝都给他们，他们也不会背弃诺言，把业已赠给教皇的东西窃取回来。”(79) 拜占庭宫廷除了要求法兰克人把原来拜占庭的意大利行省交还给拜占庭帝国，还派遣使臣企图说服法兰克人同意反对圣像。由于拜占庭使臣的优厚条件和各种承诺，丕平最终同意在圣像问题上召集会议咨询主教和各显贵的意见。教皇知道事情原委后，致信给丕平，表示深信丕平对希腊人的答复只会让罗马教会更为喜悦，希腊人的各种利诱都无济于事，因为上帝的话语和使徒的教义都深深印在他的心上。教皇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767年，丕平虽然如拜占庭皇帝所愿召开了让底里宗教会议(the Synod of Gentilly)讨论圣像崇拜问题，整个会议过程虽没有留下记录，但我们从事后教皇保罗致丕平的信函中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教皇特使与拜占庭使臣就圣像问题在丕平面前展开了激烈争辩；二是保罗称赞丕平维护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捍卫了正统教义。(80)由此可以推论，会议上双方争辩中教皇这一方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结果也是有利于教皇的。(81) 教皇高度重视结盟后法兰克人在圣像问题上的态度。769年4月，教皇斯蒂芬三世主持召开拉特兰主教会议(LateranSynod)以谴责破坏圣像运动。(82)为了取得法兰克王国的支持，教皇请求法兰克国王派代表参加，参会的12名法兰克主教们在会议中享受了不一般的礼遇，从他们的签名顺序就可见一斑。与会人员的签名顺序如下：首先是教皇，接着是拉文纳大主教的代表，第三位是法兰克高卢地区的森斯大主教威利卡尔(Wilichar，archbishop of Sens)。在他之后是奥斯蒂亚红衣主教乔治(Cardinal-bishop George of Ostia)；紧接着是11位法兰克主教，之后才是其他意大利主教。(83)最后的结果也如教皇所愿，包括法兰克主教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同意了会议决议，谴责754年宗教会议是一场“邪恶的会议”(84)。 由于罗马教会的努力争取，在拜占庭统治者787年召开第七次大公会议前，法兰克王国对圣像崇拜持肯定态度。因此，当查理曼采取介乎圣像崇拜与反圣像崇拜之间的中间路线时，教皇哈德良就不得不谨慎地对待第七次大公会议决议。查理曼有理由拒绝接受该会议决议。从教义上来说，该决议的拉丁译文中出现了错误，“尊敬”和“敬拜”这两个概念没有得到恰当区分，甚至颠倒过来。政治上的原因更是显而易见。查理曼是作为拜占庭的竞争者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在第七次大公会议上，尽管有教皇的特使出席，但法兰克人的声音却缺失了，该会议被指责“企图以傲慢和轻率的方式绝罚了各地教会，会议召开前没有相关信函告知，也没有根据教会传统征求意见”(85)。更何况会议的官方召集者是伊琳尼皇后，“她作为女性的弱点以及她那不正常的心智排斥了她能拥有超过男人管理教会的领导权”(86)。查理曼无法认同西部教会接受东部宗教会议的决议，下令宫廷神学家认真审视第七次大公会议决议文件，并编写了《加洛林书》(Libri Carolini)。这部长达85章的文件既反对754年鼓吹破坏圣像的大会，也反对787年第七次大公会议，因为前者把“圣像”等同于“偶像”，而后者的错误在于允许“敬拜”圣像。教皇收到《加洛林书》后，在回复中对该文件条文一一解释，但仍然无法改变查理曼的意愿。(87)查理曼于794年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召集了主教会议，旨在谴责第七次大公会议，这给教皇施加了不少压力。但是，教皇很快找到了出路：一方面，他派遣特使参加法兰克福会议，对于特使赞同该会议决议的态度，教皇明智地保持缄默，从而维持了与法兰克人的盟友关系；另一方面，教皇在第七次大公会议召开之前曾向拜占庭帝国提出了相关要求：归还教皇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领地，并恢复教皇在上述领地和伊利里亚地区的司法管辖权。由于以上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教皇在致伊琳尼皇后的复函中以此为借口，要将皇帝判为异端分子且革除其教籍。(88)虽然教皇最终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但至少向法兰克人表明了教皇的明确态度：罗马与拜占庭不可能重归于好。 罗马教皇通过与法兰克人结盟，解除了伦巴德人对罗马的威胁，抛弃了与君士坦丁堡皇帝长期以来的君臣关系，从以往维护拜占庭帝国的利益，转向维护自身和加洛林王朝的利益。8世纪中后期，拜占庭皇帝对罗马教会名义上的统治权逐渐消失，教皇在会议备忘录、决议等文书中不再沿用拜占庭皇帝的纪年法，不再向拜占庭皇帝报告自己的继位事宜，而是写信告知法兰克国王，还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和画像铸造硬币等。(89)罗马教皇获得政治独立，完全脱离拜占庭的控制只是早晚的事。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曼加冕，宣称其为罗马人的皇帝。西部帝国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教皇权威捍卫者的正式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