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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中立权利缔约运动 1854年4月28日，即正式收到英国政府“对中立国宣言”照会的当天，马西再次照会英法政府。这份史称“第一次马西照会”的文件除了重申4月13日照会的相关立场外，着重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如下诉求：把“对中立国宣言”中的自由主义海事原则宣布为永久性政策，转变为“整个文明世界所承认的国际法普遍原则”；为达此目的，“美国期望与其他大国一道共同发布一个视同国际法准则的宣言，为各方今后所遵循”。[17]“第一次马西照会”向英法表明了美国政府在国际海洋法事务上的下一步行动方案，即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创制新的国际法规则，争取“整个文明世界”承认美国所界定的自由中立权利。马西认为，英法采行自由主义海事原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通过构建国际条约网络把相关原则国际法化，从而创制国际法规、规范国家行为的机会。因此，在“第一次马西照会”发出之前，美国与其他国家订立双边条约的行动就已经展开了。 马西把缔约首选国定为俄国，理由有三：（一）俄国的大国地位毋庸置疑，与之首先缔约显然能够增加公约的“分量”；（二）俄国从凯瑟琳女皇起就赞同自由主义中立权利主张，两国在海洋法上存在历史性共识；（三）进入19世纪以来，美俄两国关系总体良好，而且在制衡英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1854年4月14日，马西致函俄国驻美使馆临时代办斯托克（Stoeckl），表达了缔约的愿望，建议公约中包含英法在“对中立国宣言”中给予中立国的海事权利原则，迈出了把相关原则转变为永久性国际法准则的第一步。马西的计划是，他将向英法两国政府发出缔结相同公约的邀请；如果两国拒绝，美国便首先与俄国单独缔约；随后，向其他一些二流海洋大国提出相同动议。马西相信，这些国家本就乐见把相关原则确认为权威性国际法规则，若能规避英国的影响，便会同意美国的动议。[18]经双方谈判后，1854年7月22日，《美俄海上中立权利公约》在华盛顿签署。公约第一条把“自由船自由货”、敌船所载中立货免予捕获确认为“永久的、不可更改”的原则；第三条则创造性地规定：“缔约双方同意，任何愿意或同意接受本公约第一条款之规定的国家，只需发表一项表示遵守的正式声明，便可自动享有与公约始签国相同的权利”。[19]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既不需要征得公约创始国的同意，亦无需国内立法机构正式批准，只需单方面发表一纸加入声明，就将事实上成为公约缔约方。这种便捷的入约程序，无疑会在较短时间内把支持中立权利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在相关原则上达成共识，从而确立其国际法原则地位。显然，美国意在通过一场国际缔约运动，将美国的中立权利主张国际法化。因此，皮尔斯总统在公约签字后第三天，便迫不及待地将其提交参议院审议；参议院也心领神会，很快便通过了建议批准的决议案。而在正式公约文本送达圣彼得堡之前，美国也向其他国家发出入约邀请。 为了保证缔约运动能有一个良好开局，第一批入约受邀国的确定经美国国务院“精挑细选”，马西颇费一番思量。8月初的最初受邀国包括普鲁士、荷兰、汉莎同盟以及英国和法国。马西认为，前三个国家不仅属于大国，而且在中立权利上与美俄立场基本一致，它们尽早入约将会给其他小国树立榜样，增强公约的公信力。而对于英国和法国，马西从一开始就认定它们入约的希望微乎其微，但绕开它们便显不出美国的诚意，因此，抱着侥幸一试的心理，还是向它们发出了邀请。[20]一个月后，又发出了第二批邀请。截至1854年10月，受邀国家涵盖了欧洲、美洲、北非以及太平洋地区共25国。其中，欧洲国家有英国、法国、丹麦、荷兰、教皇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典、挪威、两西西里和西班牙；美洲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委内瑞拉；北非包括埃及、摩洛哥、的黎波利、突尼斯；还有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王国。 然而，美国发起的这场自由中立权利缔约运动并不成功。除两西西里王国因与英国发生外交纠纷而很快接受美国的邀请并与之签约外，其他欧洲国家均未与美国签约。此外，美国在拉美地区亦斩获不多。虽然美国与墨西哥（1855年1月8日）、委内瑞拉（1855年3月5日）、厄瓜多尔（1856年4月9日）、智利（1856年5月27日）签订了“公约”、“共同宣言”或者“条约”，但这些文件皆因传输延误和外交沟通不畅而最终未能正式批准生效。国家经济和政治命脉早已控制在美国手中的夏威夷王国（1855年3月26日）和尼加拉瓜（1855年6月9日），虽以发布“声明”的形式加入美俄公约，但这两个“蕞尔小国”的国际影响力实在有限，它们的加入仅具象征意义而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贡献。此外，秘鲁（1856年7月22日）和玻利维亚（1858年5月13日）虽以正式“公约”形式加入，却均在《巴黎宣言》出台之后，事实上也未对美国的国际缔约运动产生什么推动意义。 造成缔约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在实力上与欧洲大国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其倡议，英法等大国并“不买账”。它们在否认接到了美国邀请的同时，向其他国家提出了增加反对武装私掠条款以反制美国动议的建议。[21]第二，海军小国不愿与弱者为伍。对欧洲中立国而言，加入一个俄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公约，意味着它们在眼下的欧洲战争中站到了强大的英法同盟的对立面，这是极不明智的。第一个对美国动议做出回应的荷兰政府在1854年9月22日的照会中表示：王国政府不反对那些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的原则，“然而，为严守中立起见——这是海牙内阁自战争伊始就采取的政治行动准则——荷兰政府已决意不加入任何会置本王国开罪于交战任何一方的安排”。[22]这实际上是欧洲中立国的普遍想法。出于对英法同盟的忌惮，受到美国入约邀请的欧洲国家，除了两西西里王国和普鲁士外，均在征求英国意见后明确表示不接受美国的邀请。第三，作为缔约一方的俄国消极不作为。俄国之所以签署《美俄海上中立权利公约》，与其说是因为它完成同意美国的海洋主张，不如说是出于离间英美关系、把美国拖入战争成为自己“帮手”的盘算。[23]俄国认为美俄签署公约便可达到目的，至于有多少国家加入公约无关紧要，因此它并未积极地向其他国家发出加入邀请，而只是对美国亦步亦趋。俄国消极政策导致的一个荒唐失误是，作为欧洲重要中立国的比利时竟然在近1年的时间内未收到入约邀请，原因在于美国国务院的遗漏，但俄国未积极“补台”亦难辞其咎。尽管1855年4月美国发现失误并发出了正式邀请，俄国也随即跟进，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亦无法挽回。[24] 更为重要的是，在缔约运动中，美国坚持不放弃武装私掠权，致使它难以赢得受邀国的支持。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废弃武装私掠已成为欧洲国家的普遍愿望和主张。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中立宣言”中表达了放弃武装私掠的意愿，英法在对中立国宣言中也声明禁止武装私掠，就连普鲁士也不例外，该国曾经与美国签订过当时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通商航行条约[25]，因此被美国寄予了最大期望。1854年11月22日，普鲁士驻美大使冯·吉朗特男爵（Baron von Gerolt）向马西递交照会，阐述本国对于美国缔约邀请的立场。照会在对美国的主张表示赞赏后，要求美国政府“与普鲁士政府合作，争取所有商业国家承认另一项对实现普遍海上商业自由不可或缺的措施，即废止交战国向私掠船颁发特许状、捕拿敌国个人海上财产的国家实践”。普鲁士给出的理由是，“武装私掠行为与新世纪的自由主义精神格格不入”。[26]面对普鲁士的要求，皮尔斯总统在12月4日国情咨文中予以回应，阐述美国坚持武装私掠政策的原因，认为废止武装私掠的条款对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有利，若被承认为国际规则，如果战争爆发，海军力量弱小国家的海外贸易之命运将任由海军大国摆布。国情咨文指出，一旦放弃诉诸武装私掠的权利，在与拥有海军优势的大国发生战争时，美国就将进退失据。皮尔斯总统强调，可行的废弃武装私掠的建议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手无寸铁的非战斗人员，即便属于敌国，其私人财产亦应免受交战国的抢夺……只有欧洲领导大国同意把海上私人财产免受公共武装船只及私掠船只捕拿作为国际法准则，美国才会同意在广泛层面与之合作”。他呼吁柏林方面丢弃那些“难以接受的前提条件”，参加到美国发起的国际缔约运动中来。[27]但此番言论并不能说服普鲁士人。该国政府担心，与美国签约将导致自身与英国关于中立地位的冲突升级，遂决定对美国的呼吁不予明确表态，施以拖延搪塞之策。 缔约运动虽然失败了，却对《巴黎宣言》的形成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第一，对美国再次发起国际缔约运动并取得成功的担忧，是英国接受法国对海战法进行根本改革动议进而出台宣言的背后动机之一；[28]第二，美国缔约运动中发明的创制国际法原则的方式，即赋予双边条约开放性的做法，为英法在出台《巴黎宣言》时所效仿，为更多国家加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