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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区域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但存在一系列的全球性民族宗教问题，区域性的民族宗教问题更是地缘板块之间的热点问题。解决好区域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是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重要应对措施。 （一）难民危机问题在不同区域内出现，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愈加凸显 就欧洲而言，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人口总量的下降，欧洲宗教出现了世俗化现象。而近两年欧洲遭遇到严重的难民危机，更进一步加重了解决欧洲区域性宗教热点问题的难度。涌入欧盟地区的难民中，穆斯林人口占到了绝大多数，如何使难民平稳融入欧洲社会，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应对危机，欧盟通过了转移安置难民的方案，但是欧盟成员国对该方案的反应不一，以匈牙利为代表的欧盟多个成员国对此方案坚决抵制，甚至公开宣称拒绝接受穆斯林难民。此外，随着欧洲穆斯林人数的不断上升，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让欧洲再次陷入宗教对立激化的局面，恐怖袭击频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东南亚而言，除了南传佛教的活跃度持续升高之外，缅甸穆斯林罗兴亚人的难民问题将成为整个东南亚的焦点问题。罗兴亚人是缅甸一个族源多元的混血民族。作为外来民族的罗兴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本国主体民族和其他族群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联系。这些历史恩怨逐渐演化成罗兴亚穆斯林和缅甸佛教徒的冲突。到了21世纪，罗兴亚穆斯林和缅甸佛教徒的紧张关系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据研究人员估计，在过去的60多年间，至少有数十万罗兴亚人移居或逃亡其他国家，主要的目的国是孟加拉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泰国和马来西亚设置了罗兴亚人难民营，在国际社会的要求下，缅甸政府在若开邦也设置了罗兴亚穆斯林居住地。近年来，土耳其外长专程拜访了缅甸罗兴亚人聚居区，与他们一起过开斋节。此外，“世界各国的穆斯林纷纷以宗教慈善的方式救助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国际社会对于缅甸政府应对若开邦罗兴亚人的暴恐事件有不同的声音和态度，甚至逐渐形成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的声援活动，倒逼缅甸政府调整其民族、宗教政策，提高罗兴亚穆斯林的政治待遇等。这一系列事件后面有深层的历史、政治、民族宗教等原因，但更有西方国际势力的参与和推动。此外，印巴克什米尔问题更具有易发性、派生性，成为中巴、中印战略合作中的宗教风险点。 对于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我们既要考虑到现实的利益冲突，又要考虑到历史原因，还要考虑到外部势力的影响，我们必须对以上因素加以综合研判，并准确做好预警机制。 （二）局部地区的信教群体人群的内聚性文化磁场挤压原有信仰版图，逐渐导致一些国家部分地区的宗教信仰格局改变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都是世界宗教信仰群体聚集区，由宗教分歧、教派矛盾、民族纷争、部落冲突等引发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宗教热点问题，是局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人群内聚性文化较强，无形之中会“挤压”周围人群，形成移民人口的流动性或“固化”，最终导致局部地区宗教结构的变化。 欧洲的宗教形势已经呈现传统基督教相对衰落，伊斯兰教发展迅速的特点。在欧洲的一些社区，甚至出现基督教徒搬离穆斯林群体已占多数的社区的情况。在东北欧，车臣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的文化磁场。 虽然车臣地区以俄罗斯联邦下属的车臣共和国的形式存在，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车臣地区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地区，经常爆发战争。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族占车臣人口的一半，然而随着车臣暴乱不断，当地俄罗斯人不断逃离，车臣最终不可逆地形成了以穆斯林群体为主的人口结构，甚至形成了以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为目的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在随后发生的几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即便击败了当地的分裂武装，但该地区局势仍不太稳定。 在东南亚，从南传佛教在全球的分布和影响来看，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频繁，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外延一直在扩大，南传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跨区域化的特征，其文化一体化效应的影响在向外渗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在欧美各国出现了三次移民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南传佛教向世界范围的辐射。世界范围内南传佛教的信众人数在增加，世界各国对于南传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提升。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国家的佛教徒人数近30年来发展较快。1980年英国约有12万佛教徒，早期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近年来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迅速增加。1989年德国约有佛教团体200多个，约有佛教徒2万余人，大多集中汉堡、柏林、慕尼黑等七八个大都市。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难民涌入法国，佛教徒急剧增长，皈依佛教者也渐增多。在美国各个宗教中，佛教信众是增长最迅速的，全国佛教徒或接触佛教的人数已达400万，占人口的1.5%，大小各式佛教社团组织约近2000所。其中南传佛教信徒的比例也不容忽视。这些宗教信徒的内聚性力量对于社区原有宗教版图的影响不可小觑，假以时日，无形之中会“挤压”周围人群，形成移民人口的流动性或“固化”，最终导致局部地区宗教结构的变化。 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民族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问题 由大国博弈和地区热点问题引发的政治风险、由汇率和债务风险导致的国际金融风险，以及由民族、宗教、部落对抗与冲突导致的非传统安全事件等，将是实施“一带一路”的主要风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可以发挥助推力作用，推动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宗教的变量作用也可能产生宗教风险，由此引发“蝴蝶效应”。因此，在引导宗教积极发挥正面作用，逐渐建构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前瞻性地充分认识宗教因素的变量作用及其带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宗教风险进行研究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民族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是引发中东政治变局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风云突变的中东局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这场动荡之中，经济危机因素、政治因素、中东地区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重越来越高、网络因素在其间的作用等，都是引发中东变局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考量中东变局后面的秩序重建及其原因。令人注意的是，在中东变局中，我们渐渐感受到伊斯兰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转型。一个小贩的举动引发了整个中东地区出现了“颜色革命”，它的意义远大于这个事件本身，它对全球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全球战略。中东国家经历了现在的动荡后，如何在缺乏有效可靠的经济基础以及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稳定社会力量的背景下重建政治权威？伊斯兰教将如何进一步转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所以这会是一次新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大洗牌的过程。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已经不仅仅是人民的运动，更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战场与不同目标的追逐之地，同时更是经济利益的逐鹿之所。世界秩序正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建。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下暴恐活动频发，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势力，东南亚伊斯兰分离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缅甸佛教极端势力、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宗教风险。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不但持续在中东保持强大影响力，而且在东南亚发展也较快，并且与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联系密切。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之一的伊斯兰祈祷团的网络庞大，已渗透到东南亚各地。其核心成员有1800人左右。尽管东南亚各国政府逮捕了许多该组织成员，但仍有核心成员尚未抓到。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加强了管制，该组织成员目前开始向管制较弱的地区流窜，恐怖袭击目标正从军事设施、大使馆等戒备森严的地方向购物中心、饭店等管理松懈的地方转移。因此这个组织对东南亚、甚至东南亚以外地区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这样的极端组织进行的活动，将会让未来的东南亚地区暗流涌动。佛教信仰虽然相对温和，但是个别国家也存在尖锐的宗教矛盾。如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与缅甸政府长期推行“缅甸族、缅甸语、缅甸佛教”的合一同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缅甸佛教的极端势力还经常对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项目进行阻挠和质疑。印度是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家，但是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印度教国家”主张，造成了印度教与印度国内锡克教、伊斯兰教势力的紧张局面。印度国民大会党倡导的世俗主义力量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取而代之，提升了教派冲突和地区冲突风险。这些现实无不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对宗教风险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