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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解和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风险的思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仅只是丝路沿线的65个国家，只要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可以看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拉美等国。我们需要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排他或对立的，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如何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地区，如何让更多的人们认同温和的与和平的宗教信条与主张，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也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平台上的正能量，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各国的互利互惠，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因素有可能产生双刃剑效应。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争取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努力建构文化区位优势，以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但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种国际势力在世界版图内的活动及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宗教的变量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宗教风险，乃至出现宗教极端暴恐事件，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影响，也势必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研究宗教风险，探讨其发展规律及其影响路径，化解或降低宗教风险，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对此，我们既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也要关注区域性的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对于全球性热点问题和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要因地制宜，加强国际合作，积极联动治理。既形成预警机制，又探讨有效的国际治理经验。积极引导和发挥民族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同时还要看到民族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能存在的风险，努力降低或化解宗教风险。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相互支撑，从战略指导、战略理念到观念实施、技术运作各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战略链。其战略指导思想应该是稳步推进，从周边国家就近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从而在观念层面上，从全方位的理念认同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单一认同来实施。同时，努力建立区域－跨区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努力使因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变化带来的宗教力保持平衡。 第一，对于全球性宗教热点问题，应该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积极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宣传世界各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首先，努力建立地缘—跨地缘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世界各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相互了解。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目前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经常歪曲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多重标准应对中国的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就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我国与日本、韩国佛教在历史上的内在联系纽带，形成了中国与东亚佛教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动力。近年来，我国举办了“世界佛教论坛”“中日韩佛教交流会”“佛牙舍利赴缅甸供养”等一系列大型国际佛教活动，成功地为佛教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较好地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另外，参加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和《道德经》论坛，组织“《圣经》事工展”、多版本、多语种翻译《道德经》展等等，都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这些经验表明，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着力打造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 其次，努力建立区域—跨区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努力保持“宗教力”磁场平衡，消解未来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发展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努力借助现有的国际性成熟论坛，通过参加活动，建立多方合作机制，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中国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开始倡导、建设和加入一系列区域—跨区域国际合作平台。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洲开发投资银行”“中非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区域—跨区域组织作为“一带一路”的支撑和补充，在相关领域为合作架构的提升和经验的分享提供了有意帮助。近年来诸多经验表明，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举办活动，正确地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寻找契合点，坚持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途径为动力，进一步搭建地域性和跨地缘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消解未来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对于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宗教的作用，积极引导宗教发挥文化区位优势。以民族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边境一体化效应相辅相成，共同为“一带一路”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就我国而言，首先从周边国家做起，巩固与周边国家互赢互利的战略成果，通过宗教权威及宗教组织网络的影响力，使利益“下沉”，让百姓受益；建立有深度和广度的文化交流机制，以此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逐渐打造以我国“宗教力”为主导的“宗教力”文化区位优势，巩固我国的经济区位优势；积极发挥宗教在立体外交格局中的正能量作用。具体表现为：在观念层面，正视“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逐渐建立我国宗教界在边境地区沿线的主导地位，以“宗教力”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宗教的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舞台的第三战场。 我国在与周边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区域－跨区域、次区域、微区域的经贸合作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区位优势。但是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在外力作用下，其经济区位优势会发生变化，而在边境地区，由于跨境民族及其文化交流机制的存在，文化区位优势则相对明显和稳固。以云南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在针对云南省南传佛教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大部分云南的南传佛教地区在国家地理疆域结构中处于边疆地位，信众在文化认同层面形成了对南传佛教文化的高度认同。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区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因势利导，逐渐建立以我国宗教界为主的战略支点，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此外，我国的新疆地区、内蒙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东南地区等地，都有跨境民族分布及其跨境文化交流机制存在，为这些地区建立“宗教力”基础上的文化区位优势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族缘、亲缘和教缘联系，不少地区都已经形成了具有内在纽带联系的跨地域文化，乃至于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一体化效应。这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层面。例如，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从文化形态分布来看，东南亚华人华侨宗教信仰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道教和佛教信仰这三种中国传统宗教形态，而且华人华侨在宗教信仰上基本保持着与中国的紧密联系，这客观上为开展中国与东南亚宗教交往提供了条件。海外华人华侨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政治上分别隶属于各自国家，但是在血缘、文化方面却保持着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在情感和文化上渴望能够保持与中国的联系，通过宗教文化交往，这种渴望能够得到提升，同时为建构东南亚华人华侨与中国的良性关系打好基础。在华人华侨中，妈祖信仰是最为普遍的，在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南非的开普敦、澳大利亚的悉尼、新西兰的惠灵顿、印尼的雅加达都有妈祖信仰和妈祖庙，每年都根据需要举行各种活动。可以说，妈祖文化信仰在华侨华人圈内是较为重要的宗教文化资源，形成了丰富的跨地缘的神缘信仰网络。对此，我们可以逐渐形成跨区域的“宗教力”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形成互补。 第三，正确认识极端主义和民族宗教之关系，加强针对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土壤的治理。宗教极端主义与特定的宗教、特定的民族没有直接的关联。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伊斯兰教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宗教和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文化息息相关，因而在那些宗教传统比较悠久、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宗教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很容易成为政治组织进行思想动员和组织运作的工具。伊斯兰教是崇尚和平的宗教，“暴恐”恶性事件的发生，与伊斯兰教没有本质联系。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问题，是伊斯兰教在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必然的结果。本质上属于政治层面的极端主义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宗教只是它们在特定地区特定时段所搭乘的“便车”。 极端主义不是宗教，它属于政治范畴，与此相应，极端化也是政治范畴，当代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除宗教极端主义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国在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时，更应重视和加强全球性治理。如倡导宗教理性和宗教间的和平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状态等。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宗教环境、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在简述中国周边国家宗教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安全威胁最大的是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涉及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三个地区。对此，他提出了较好的主张： 我国的应对原则应当：一是不要将周边国家的宗教问题特殊化和泛化。虽然周边国家的宗教形势较为复杂，但它们不是因为“一带一路”的提出而产生，更不是直接针对“一带一路”。二是尽量避免介入一国宗教争端。整体来看，绝大部分宗教问题都是一国内政问题或国家间冲突问题。三是秉持可合作安全的理念。这有助于为我国在与谁合作、在什么问题合作等问题上提供思路，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安全合作上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 笔者同意这一建议。因为周边国家存在的宗教问题不是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才出现的，一些国家的宗教问题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要坚持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和研判。 对于全球性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治理，由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地理位置的复杂性，恐怖组织活动的国际性等因素，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边性、国际性等特征，对此，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同时，国际社会应精诚合作，倡导全球共同的安全观念，建立全球预警机制。 第四，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提醒我们，要有前瞻性眼光和全局视野。近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在提醒我们，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不容忽视，也不容乐观。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宗教风险的存在，考虑宗教风险产生的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机制，研究其规律和特点，做到未雨绸缪。 近年来政治对宗教的影响，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开始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日益放大。因为这些是信教群众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是这些区域内各国家的特征。随着我国大国外交立体格局的展开，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政治、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了较好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早在几年前，美国政府就高调调整其亚太政策，返回亚洲，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东南亚地区积极经营。亚太区域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较为重要的区域。目前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逐渐扩大，会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甚至会直接冲击“一带一路”中对他国经济贸易依赖性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风险。如何让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局面，如何让更多的人们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发展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因此，加强这一领域的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风险、法律风险、投资回报风险、债务风险等政治经济领域的风险、乃至宗教风险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的。 结 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生活地域、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族群与宗教的不同分布和信仰板块。但是族群与宗教层面的差异并非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族群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在不同区域板块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因此有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存在。宗教差异本身并非冲突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各国政治、经济斗争、资源分配和利益争夺的工具，现在更成为西方国家搅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的战略资源。 无论是从世界宗教分布格局，还是从全球信教人口来看，宗教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它存在于不同的地理单元。有的宗教问题成为国际性热点问题，有的成为了区域性热点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对这些国际性宗教难点问题，不是单一一个国家可以面对和解决的，这需要各国形成合力来共同面对。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就会出现一些“短板”，导致很多政策、项目难以有效实施或可持续发展。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是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宗教会产生风险，宗教风险引发的“蝴蝶效应”不能被低估，它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 总之，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民族“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与此同时，宗教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处于较为活跃的态势，这不仅体现在宗教人口的增长上，也体现在宗教运动的活跃和“宗教力”的影响方面。因此，应该以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眼光来对全球性热点问题和区域性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更好地引导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交流平台上发挥正能量作用，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