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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介： 朱成甲，1933年12月出生，江苏省灌云县人。1961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院长办公室秘书、预科（附中）教师；1975年5月，调入由教育部所管的《历史研究》；1976年10月，归属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学部；1981年5月，工作任务由《历史研究》近代史编辑室转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编辑室，但个人研究主要仍在史学。曾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编审、文学编辑室主任；并曾被北京大学聘为历史系兼职教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李大钊研究的知名学者。 2019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值此重要的党史节点，我们采访了李大钊研究的著名学者朱成甲教授。想通过朱成甲教授为了“仰范前哲”“贻厥后来”而“殚精竭虑”的重要研究成果，来缅怀与纪念李大钊这位历史伟人！ 一、特殊时代的求学经历 采访者：朱老师您好，久仰您的大名，作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李大钊最有成就、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您早年的求学经历是怎样的？ 朱成甲：谈到我的求学经历，我想你的意思是想通过我的这种经历，来理解它与我其后所从事的研究之间的关系。自从我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重以后，有些友人有时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其中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我是学文学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主要并非如此。我的求学经历与后来所从事研究之间的关系，比在和平、安定、顺利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要曲折复杂得多。 我生长于苏北解放区，幼逢国难，所以只能入私塾，首先是家塾（鲁迅称“书塾”）。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不限年龄，四五岁就能起步；而其学习内容的特点，是专攻经典性文科。所以，它学什么和怎么学，从来都是科举性的路子，基本上不问便知。后来，我看到鲁迅、郭沫若、胡适等谈到他们自己幼年求学时的情形，发现我和他们竟也非常相似。例如：胡适说他读过《幼学琼林》；其实我在7岁前，就也读过。又如：郭沫若说他12岁曾读过《东莱博议》，并且说：自己日后之所以“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而我在9岁读了《左传》以后，老师和家长总怕我读成“书呆子”，所以也让我读这种与《左传》相辩诘、专唱反调的书。在很幼小的年纪，接受宋儒的这种思维训练，的确颇能启发我理性思辨的兴趣。我其后的研究成果，或许也可能与此有点关系。 书塾所读的书，都是指经典或启蒙的精品。所谓“读过”的书，基本上都是指能背诵。所以，我说“读过”《四书》《战国策》《国语》《左传》《东莱博议》《幼学琼林》《鉴略》《古文观止》以至某些篇《史记》《诗经》，更不用说《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基本上或者相当大的部分都要能背诵。而为了能背诵，就必须如鲁迅所说要“放开喉咙读”，读到“人声鼎沸”的地步。鲁迅说，他曾“放开喉咙读”“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其实我也曾“放开喉咙读”过。而且，至今还诵犹在耳，感到很可笑。作文都用文言，约一周一次。到我10岁读《诗经》的时候，老师就说如果有科举考试，过几年我也能考个秀才。李大钊是15岁考上秀才的人；所以，我古文的这个底子，对于研究与理解他那早年的一些难懂的文章，应该也是很有用处。 当然，在当时我也不可能都读古书，实际上也兼习新知。这种新知，主要是读抗战前蔡元培大学院时代所编的中学课本和其后苏皖边区政府所编的中学课本。但老师要求不高，主要靠自学。在这一时期，从新知上说，对我教育影响更大的，还是那革命时代的社会大课堂。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新四军到达。淮阴地区抗战的是第3师黄克诚部。当地党的干部，与家中来往很多，所以我就能经常自然地接受最生动的党史教育和革命理论教育。1940年，我7岁时，就第一次听到洛甫（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名字。他们说：党的领导人过去是洛甫，现在已是毛泽东了。并且，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1946年，春节刚过，淮阴地委群工部王维文、孙礼孝二同志赴灌云县委途中，路经我家过宿。他们慷慨地送我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俞铭璜的《论新人生观》与艾寒松的《青年修养》三本书。这是我读毛主席著作之始，时年12岁。随后，我作为“童首”，狂热地参加地方的革命活动。在乡各界代表会上，我作为代表指导员还让我作“演说”。以后，地方干部又送我《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解放区时代的这种经历，对于我在研究中理解党的历史与理解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实在至为重要。 上大学以前，我念正规的新式学校的时间，实在很短。所以，我的文化背景，实际上主要是靠非正规的教育和自学。这种情况，在那特殊时代，也是常见的。郭沫若说，他上六年制的小学，用三个学期就毕了业；而我则是用半年，六年制的小学也毕业了。当然，当时两者具体要求的情况，并不同。1949年2月，我考上时属山东的东海师范（今江苏海州师范），读了两年半，于1951年6月毕业。在今连云港市当了半年的小学教师，五年半的小学校长，共工作六年。这是我自学的黄金时代。 我并未想到能有机会上大学，但我坚信我能自学成才，达到大学的文化水平。因为，我看到过去的人才队伍中，这样的人也不少。1952年，我又看到一本谈早年毛泽东的书。其中，读到毛泽东的自学经历与他对自修的看法，这就无异于使我获得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激励下，我在上大学以前，就读了并非仅限于某一个专业的大学的一些课程。 第一是政治理论。当时，只要能买到或借到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都读。更明确的范围，首先是延安时期所规定的“干部必读”。“干部必读”这几个字，书上是印着的；有的则是印着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的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相继出版后，更是反复地读；斯大林著作当时的单行本，可以说我都读过。尤其他那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印着“中级党校教材”，更是读了无数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就读过了。后来才知道，它就是高校规定的政治课教材之一。 第二是历史学。主要是读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胡绳的《两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邵循正的《中国历史纲要》等。 第三是文学。当时所能读到的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位文学名家著作的单行本，能买到、借到的，在上大学前都读了。1955年，还买了王瑶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材《中国新文学史稿》（上）；还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和陈望道的名著《修辞学发凡》，也都反复地去读。 另外，当时中央级的重要理论刊物与学术刊物，如《学习》（实际是《红旗》前身）《历史研究》《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也都一直订阅。 以上，就是我上大学前的自学经历。1957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称为“调干生”。我入学后，就要求转系，转到政治教育系。其原因，就在于我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更有兴趣。我最终还是留在了中文系，但仍然不忘继续读马列。今天我仍认为：李大钊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需要的知识面固然很广，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马列的理论素养更重要。 我的求学经历与其后研究之间的关系，实在很难用简单的话说清楚。为了回答多年来友人对此问题的关注，我借此机会才多说几句，以便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