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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部曲”与李大钊研究的标志性新突破 采访者：侯老师的这篇文章，的确已和您的研究成果一起为读者所重，成为他们了解您整个研究成果的一个很好导读。请您谈谈，李大钊研究“三部曲”各带有什么样的标志性意义新突破！ 朱成甲：“三部曲”的确是李大钊研究史上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三次新突破。但是，这三次新突破，又以“第一部曲”的突破为最难、最关键。 “第一部曲”，是指《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这篇论文。它最集中地指向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李大钊人生的特定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李大钊研究当中那些最难解决的尖锐、复杂和深层次的问题。 李大钊是成长于戊戌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的人。他与当时对国家命运有决定作用的慈禧、袁世凯等有关系、有看法，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并非不可理解、不可以用科学的史观来加以说明的。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却偏偏没有这种说明，以致使人们对于中国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在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上不能不下最后决断以后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都采取了一种偏于主观的、简单的、直线的、绝对化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根本不可能真正面对、更谈不上科学地来论述这一时段客观存在的李大钊。所以，研究者对此如果不是留下空白，那也难免会发生误解与曲解。 研究者对于李大钊这一段人生历史发生误解与曲解的突出表现，就是把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钊曾经一度拥护袁世凯、抨击革命党的言论，竟说成是拥护革命党、抨击袁世凯的言论。从而，否认李大钊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也曾有过某种失误，以便证明李大钊这种伟大人物必然是永远地一贯正确与先进。 由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加上我小时候读《东莱博议》与阅读经典文本所受的训练，我从李大钊十分难懂的早期文本中，最早得出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有过一度“拥袁”的政治态度与思想倾向的结论；并且，在1979年年底以前，就已经可以写出一篇如《李大钊的“拥袁”史实考》这样的文章。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当时肯定会有轰动效应，可以一举成名；但是我考虑决不能这样做。因为：对于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离开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与历史过程，只是孤立地去谈他的某种失误，就难免会产生一种片面的负面影响。这与我的研究目的，是根本地不相容。所以，我决然排除这种“一举成名”的诱惑，下决心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新的总体设计，作更为深入地研究。 新的总体设计是：我的研究不但要能够确凿地说明李大钊曾经“拥袁”，而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进一步说明他为什么会“拥袁”、说明他继而又如何走上“反袁”、说明他对“反袁”的重大贡献及说明他由此而引起的思想飞跃。我认为，只有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到能够作出“进一步说明”的地步，才能够对李大钊一度“拥袁”的史实写出一篇真正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伟大观”的文章。这当然也就要求我必须深入研究戊戌以后、特别是庚子以后直至1916年袁世凯帝制覆亡这一时段的整个中国近代史。于是，我又花了约四年的时间跑图书馆、坐冷板凳，才发表特意命题为《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的文章，这就是“第一部曲”。 袁世凯一向是公认的反动人物。所以，拘于传统“伟大观”者说李大钊“一贯反袁”易；而有志于创新追求党的实事求是新“伟大观”者说李大钊“一度拥袁”难。我的研究，虽然尽最大努力来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但还是做了受到批判的思想准备。果然，原来在研究上已有成就、后来也成为我好友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当时的确坚决不能容忍我的“伟大观”。所以，几次集议如何写文章批判。而就在这时，我又有意外的支持者。文章发表后仅一个多月，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在聚集全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1984年春节座谈会上，首先对《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这篇文章，进行高度赞扬，并希望同志们今后也要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研究。此后，即使曾经持有保留态度的学者，也渐渐地普遍接受了我在研究中提出的观点。 由此可见，“第一部曲”的发表，确实是对李大钊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伟大观”的新突破，从而，标志着我国李大钊研究进入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新阶段。 采访者：这种突破，的确太重要，也太艰难。再请您谈谈“第二部曲”的新突破！ 朱成甲：“第二部曲”是指《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这本专著。 这本专著的基本内容，实际上是将构成“第一部曲”观点的突破的历史依据，再放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来加以充分展开。所以，该书除首先安排不能不写的“决定全局大背景”的历史内容外，主要构成部分就是上述的一个“确凿说明”与能够“进一步说明”、“更重要”的那“四个方面”。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李大钊“前半生”研究所留下的那“一片空白”，才第一次获得了突破性地解决；并且，通过对李大钊这个人物真实的人生过程的客观阐述，实际上对于中国史家长期以来对这一段中国近代史很难从通史的角度体现实事求是的面貌与过程，也作了相应的突破与重构。其中，书前“决定全局大背景”的历史内容，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突破与重构，李大钊“后半生”的所有那些“伟大”，人们都将难以理解。这部分的内容，就是20世纪中国近代历史一切根本性变化之“所由来”的另一个方面！ 前面讲到，中国史学界对于李大钊曾对慈禧、袁世凯“有关系、有看法”的“大背景”，长期以来偏偏没有更为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说明，“以致使人们对于中国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在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上不能不下最后决断以后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采取了一种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回避或歪曲的态度。从而，使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留下了“一片空白”。这种情况，我在写“第二部曲”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沿袭旧说。因为：上述那种“决定全局”的不能不作“最后决断”以后所引起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最主要的部分，都集中地体现在李大钊这个人物身上。 现在来看这种决定全局的历史内涵，主要是：第一，所谓“文化选择的根本问题”，就是指中国必须进行根本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变革；第二，所谓“不能不下最后决断”，就是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失败后，本应像其他五大臣一样被处死的“祸首”慈禧，才“不能不下”的“最后决断”，也就是首先进行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革，然后又进一步宣布预备“仿行”英式“立宪”制度，对封建君主专制的传统体制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第三，所谓“以后的一切社会历史新变化”，那就太大、太多了。但所有的主要变化，在李大钊这个人物身上，反映得最全面、最集中、最持久，而且最深刻。李大钊说，自己从“束发受书”开始，就“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并把“深研政理”作为救中国的根本取向。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由于上述“决定全局大背景”那三要素所造成的。所以，“第二部曲”开始的4章，用大约7万字的篇幅来讲李大钊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不能不下最后决断”背景之下的人生新起点：其一，从科举道路到进入新式学堂，后又出国留学；其二，以满腔爱国热血，投入改良派发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宪运动，并竟使李大钊最早成为学生与群众运动的领袖，接受现代政治运动的洗礼。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才有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与博弈过程，才有“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命题。不然，一切都根本无从谈起。 这里必须明确，上述“决定全局大背景”，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中最难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大领域。这项研究的难度、尖锐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远远超过袁世凯这个人物。李大钊之所以最难研究，之所以会留下“一片空白”，最根本的原因也应追溯至此。这一领域不突破，李大钊的历史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实事求是的理解，其后中国的一切变革、变化，也很难获得确切清晰的解释。试想：如果没有庚子以后“不能不”决断的教育体制变革，那中国怎么可能会在其后极短的时间内应时涌现出那么多影响与决定中国其后历史命运的人才？“第二部曲”，就是在上述这个“决定全局大背景”下，把“第一部曲”所指出的需要“确凿说明”与“四个方面”等准备“进一步说明”的那些内容，再具体化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例如：“第二部曲”以《民初政争与拥袁》为一章，用2.7万余字的篇幅集中地“确凿说明”李大钊曾一度“拥袁”的史实；又以《拥袁的背景、原因》为一章，用2.3万余字的篇幅进一步说明李大钊为什么拥袁；又以《反袁思想的形成过程》为一章，用7.3万余字的篇幅叙述李大钊走上反袁道路的思想发展过程；又以两章约7万字的篇幅，论述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实现思想飞跃所取得的主要思想理论成果，也即是民彝思想与青春思想。所以，“第二部曲”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大背景下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民主思想的发展过程，其余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李大钊与梁启超的改良派思想、章士钊等革命党的稳健派思想、孙中山等主流革命民主派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相磨、相激、相融、相竞的演变关系。在这过程中，李大钊终于在1917年年底开始转向了俄国十月革命，接受社会主义新潮流。 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来看，“第二部曲”涉及到的新突破实在很多。但就李大钊研究来说，最主要的是对李大钊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前“前半生”历史“一片空白”的状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从而，标志着李大钊研究已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那种狭小天地，进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广阔领域的新阶段。从此，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自然地通过李大钊这个人物，从历史深处去进一步探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就必须溯源于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大潮流。 采访者：“第二部曲”，对长期以来李大钊“前半生”研究“一片空白”的状况实现了新突破，是一个重要贡献。而且，其意义还不限于李大钊研究。请您再谈谈“第三部曲”的新突破！ 朱成甲：“第三部曲”《李大钊传》（上），最主要的新突破，是关于李大钊的历史定位问题。 李大钊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前述已有多种说法，但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定位，实际上并不明确。在“第三部曲”《李大钊传》（上）完成后，我认为可以有充分可靠的理由，得出一个新定位。 《李大钊传》（上）比《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更系统、更充分、更严谨地考察阐述李大钊从“束发受书”时起，百折不挠地以“深研政理”为途径、寻找救国真理的“可歌可泣”的曲折过程；并在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产生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新成果，即形成重要的“烈士之学”，成为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其中，以7万余字篇幅所阐述的民彝思想，即是其中之一。所以，该书《后记》明确地认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和孙中山、严复一样，苦心地向西方（不是俄国）寻求救国真理并且真正是作出杰出成就的”“优秀人物”。 李大钊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定位，其实，毛泽东从中共历史的角度，早就提出来了。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根据毛泽东这个论述，符合其条件的，只有李大钊一个人。试想：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除了李大钊，还有谁比他更早地找到马列主义？还有谁比他在寻找救国真理过程中经历的曲折艰险更“可歌可泣”？还须特别指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可歌可泣”，是指找到马列真理的过程，而不是指找到马列主义真理以后实践这个真理的过程。如果这样想，就完全错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这里所提到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其重要特点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中，是否也有像严复、孙中山一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另外，不经过首先“向西方寻找真理”，他是否能够直接率先找到马列主义的真理？我认为，通过《李大钊传》（上），这两个问题都已经可以得出新结论。所以，《李大钊传》（上）的《后记》中，明确地提出了李大钊历史定位的新突破，即李大钊实际上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论列的与严复、孙中山一样，曾是“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正以此，李大钊才有条件、有资格在中国率先找到马列主义真理，为中国革命与历史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第三部曲”对于李大钊的这个历史定位，应该标志着：李大钊的整个人生过程，将从此有可能获得更为合乎历史的客观实际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新表述。 采访者：《李大钊传》（上）对于李大钊“历史定位”的新看法或者说新突破，的确很重要。“三部曲”之后，您的李大钊研究还有什么后续之作？ 朱成甲：根据李大钊这个人物的实际情况，我想，后续之作就不再以传记的形式来写。因为传记这种形式，对于李大钊的思想理论贡献的阐述难免会着力不够。所以，我想省去一些分量不重的一般经历的叙述，更集中地写《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一本书。其中心思想是：在已经从历史深处探寻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源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阐明李大钊为何率先和能够率先选择马列主义真理救中国之由！ 李大钊“后半生”的研究，我原本计划还想写另外一本书，即《李大钊与中国“大革命”》。现在看来，这只能留给新一代的学者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研究得比我的水平更高！更好！ 采访者：这次访谈，让我们充分了解了您为撰写李大钊研究“三部曲”而“殚精竭虑”的心路历程，并从中了解了李大钊的伟大及原因之所在，相信广大读者会受益良多。最后，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早日见到您的新成果！ （采访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 1001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