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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仰范前哲：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采访者：您所谈的求学经历，的确是特殊时代条件下的特殊经历。这不仅很有助于读者了解您的研究成果与这种特殊经历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很有助于读者从中理解：如果要想对于李大钊作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者本身到底应该尽可能地具备何种条件。现想请您谈谈：是在何种情况下选择研究李大钊的？ 朱成甲：我的李大钊研究，是在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年初，以胡乔木为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贯彻党的全会精神，决定举办一次在思想文化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我为准备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论文而选定了研究李大钊的题目。谁知，竟由此而一发不可止。到如今———2019年，竟已40年！ 人生有限。我以40年的岁月，来研究李大钊这样一位人物，究竟为什么呢？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李大钊这个人物本身的伟大力量和我们党开辟新时代的伟大力量。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6月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党又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作出关于进一步尊崇李大钊的慎终追远的重大决策，前所未有地以党中央的名义为党的领袖个人立纪念碑，并请小平同志题词。 面对党所开辟的新时代与慎终追远的重大决策，我就不能不想到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的名言：“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我的40年研究，应该说就是由于对李大钊这样的伟大人物所产生的“仰范前哲”、继承前哲、“慎终追远”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三、30年攀登之难与李大钊研究“三部曲” 采访者：您的研究，坚持进行了40年，着实令人感动。其中一定遇到很多困难。我想您的那些主要成果，一定是和克服这些困难分不开的。 朱成甲：李大钊研究之难，是我开始进行研究时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恰恰相反，开始时反倒认为研究李大钊很容易。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浅见与误解！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因为自己还根本不懂李大钊。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凡是具有“前哲”性特点的杰出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与理解，在开始时往往都是如此。 1898年，谭嗣同死难后不久，梁启超在为他的《仁学》一书作《序》时写道：“呜呼！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学，则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谓知之，而其实未能知者。”梁启超所说的当时人们对于谭嗣同的认识情况，用在李大钊身上，同样是再合适不过的。 长期以来，我国李大钊研究者对于李大钊的认识，的确就曾仅仅基本上停留于“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也就是说，研究者对于李大钊的“烈士之烈”，几乎是“人人知之”；但对于李大钊的“烈士之学”，却又“罕有知之者”。或许有人“自谓知之”，但一旦考之于研究的事实，则“其实”还仍是“未能知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李大钊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情况，与80多年前梁启超所说谭嗣同就义后人们对他认识的情况，可以说几乎完全相似。这种“几乎完全相似”的情况，在1984年出版的、由李大钊研究的知名学者韩一德教授与王树棣先生合编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下）所收的80篇研究成果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 当时，我国李大钊研究者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对于李大钊的研究与认识，从总体上看仅仅是属于认识李大钊“烈士之烈”的那种范围与水平。对于这样一种总体估量，韩、王所编的那一份珍贵的研究史料，已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所谓“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是指研究与认识李大钊仅限于他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后转向共产革命、直至英勇就义的后半生，却并未及于他的“烈士之学”，并未及于“烈士之烈”以外的人生范围与认识水平，也就是并未及于他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前半生”。这就说明，我国李大钊研究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但对于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实际上是留下了“一片空白”。这就是我开始进行李大钊研究时的最基本的研究状况。 采访者：您讲的“一片空白”的状况，的确让人闻之震惊。这种状况，给开展李大钊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朱成甲：上述的“一片空白”，的确对我刺激很大。我其后几十年的研究，可以说始终都与此有关。因为我认为：“一片空白”的状况，表明李大钊研究的水平与范围，还远远地不到位。不到位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最有决定性的，还是时代性的客观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客观条件所限，在李大钊研究者中即使有一流的人物，也同样无能为力。所以，这种“一片空白”状况的存在，就是意味着这一段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李大钊的历史，尚未得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对待；就意味着李大钊所首先倡导与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史观，在这里还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就意味着李大钊这一段20年的人生经历，是时人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正面评价的。因而，真实的李大钊，在当时的一些史著中实际上处于隐性地被排斥、被贬抑的地位。这就是我最感痛心的。因此，我才矢志要改变这种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与史观的研究状况。 李大钊早期思想或者说“前半生”，之所以被研究者长期留下“一片空白”，从研究对象本身来说，他的时代，的确是最难研究。凡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达到一定水平境界（必须具备这种条件）的史家，都知道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最难实事求是、即最难研究的时段，就是戊戌以后的30年，特别是其中的前20年。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时年38岁。李大钊说：“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就说明，他成长与奋斗的时代，恰恰也就是戊戌以后的30年，尤其是他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前的“前半生”，即前20年。这两者之间，恰恰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人要想真正地研究李大钊、认识李大钊，就必须认识到：研究李大钊人生时代的上述背景，是最为重要的。李大钊这个人物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是时代人物，是时代之骄子。他的整个人生，都和自己的时代有着最密切的互动关系。他政治早熟，从“束发受书”时起，就能抓住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立志通过“深研政理”来寻找救国的真理。并且在经过“可歌可泣”的“摸索”之后，于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以后，终于率先找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真理。李大钊的这样一个人生过程，既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符合他自己人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当然，也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人类近代史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原则。但是，所有这一切，也不能避免他的“前半生”竟长期被研究者只能留下“一片空白”。这是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内涵、历史主题实在太复杂，并且因为李大钊与那个时代的主题实在又互动太密切。所以，不管他其后如何“先驱”，但他的“前半生”，即使是权威史家如范文澜、胡绳、李新等，也都实在很难去实事求是。 采访者：为了突破这种“一片空白”的状况，您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了哪些思考和探索？ 朱成甲：李大钊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时代之骄子，任何时候对于他的研究，都应该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李大钊研究，属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李大钊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近代人类思想发展潮流中的李大钊研究，而决不应该是孤立的李大钊研究，决不应该是脱离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脱离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近代人类历史潮流，仅仅是狭隘的中国化的李大钊研究。脱离于上述潮流的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实际上本来就不存在。所以，针对长期以来李大钊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我对于李大钊研究的任务、特点、意义与困难，逐步地形成了一种新看法。 第一，针对“一片空白”的状况，必须全面、完整、客观、深入地认识李大钊这个伟大人物。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研究者对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和“前半生”留下“一片空白”，对李大钊后半生的研究即使真的完全到位（事实上根本不可能），那么，对于李大钊的研究与认识，也仅仅是“半个人”，而不是“全人”。所以，这种对于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一片空白”的状况，对于李大钊的认识仅限于“半个李大钊”的状况，我实在决不能让它再继续存在下去。 从历史科学（包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来说，对于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史家的考察认识，都必须首先“实事求实”，继而才能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是”，以求达到认识的全面、完整、客观与深入。所谓“全面”“完整”，就是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必须知整体，知过程，知始终，反对任何的片面、孤立与断裂。所谓“客观”“深入”，就是要学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学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达到研究李大钊这个伟大人物应有的史学标准。 第二，针对有关李大钊的认识长期仅限于“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必须突出地解决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泰山”当“东山”的那种浅陋眼界，首先要真正认识到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重要特点与历史地位。 研究者经过长期努力能够研究与认识到李大钊的“烈士之烈”，当然也是重要成绩。而且，这种研究成绩，实际上也正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尊崇与纪念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的重要条件与原因，成为构建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伟大观”的最主要的基本点。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上述四个方面的历史评价，是党和人民对李大钊永远尊崇与纪念的根据。但是，李大钊的“前半生”在其中却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李大钊的“前半生”，并不是无足轻重，平淡无奇；相反，它恰恰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与大书特书。我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位最具特殊时代意义、最具特殊人生曲折经历而又最具特殊重要历史地位的伟大人物；而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看，他又是一位最值得深入研究而又最难深入研究的伟大人物。 中国近代史上、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人物甚多，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李大钊这个人物从思想史、文化史上看最值得深入研究？理由当然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是真正始终准确地抓住历史发展的主题，始终能从更深的思想理论上回答中国文化选择、文化方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这方面真正是一位杰出的站在历史制高点的思想家、理论家。正如老革命家林伯渠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起到了“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历史作用。 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上述从“烈士之烈”出发所构成的“伟大观”的四个基本点，应是人们最熟悉的，但是，人们如果细察那四个方面，只有邓小平1983年4月为李大钊烈士陵园纪念碑题词所称“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与林伯渠林老所说“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评价，才更为确切地显示李大钊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有这种“独一无二”性，才是构成党给予李大钊最高尊崇地位的决定性条件。长期以来，我的李大钊研究主要成果所体现的研究观念与评价标准很明确，就是要帮助读者认识与理解李大钊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所没有的，其中也包括陈独秀这样的杰出人物。 任何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按照时代需要的标准，由这个人的社会实践的实际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中，除去李大钊、陈独秀之外，其他领袖人物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其实都是从党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陈独秀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革命以至思想文化革命中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他的名气、影响与贡献，的确有很多方面是超过李大钊的。但是，李大钊对清末民初以政治体制变革为中心的各派政治势力、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博弈中，所涉时间之长、范围与影响之广、思想理论探讨之深、学术分量之重，特别是在引领时代、引领思想文化潮流的方向方面，应该还是在陈独秀之上。所以，称他是“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人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应是最合乎历史实际、最为正确的。事实上，首先“登高一呼”的是李大钊，而并不是陈独秀。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从此神州不陆沉”，应该是首先由于陈独秀，因为他是党成立的最早发起者。这种看法，很可能是因为不懂毛泽东的著作。因为，毛主席从来都是把找到马列真理看作是党成立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个先决条件来谈“开天辟地”，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与客观实际。在“群山应”当中，陈独秀当然也应是第一个。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研究者对于李大钊历史地位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于“烈士之烈”的范围与水平，那么实际上就是把“泰山”当成了“东山”。原来对于李大钊历史地位的那些评价标准，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那些标准而不顾邓小平与林伯渠所评价的那个最高标准，那就难免会不自觉地浅化了李大钊，矮化了李大钊，并没有达到认识李大钊在客观上应有伟大的标准。 采访者：您所说的认识李大钊这个伟大人物应有的高度，实在是太重要了！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原来的认识水平与您的研究所达到的认识高度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您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达到这个高度的？ 朱成甲：李大钊研究之难，首先是他那时代研究之难，其次是他那与时代之间具有密切互动关系的人生曲折经历研究之难，第三是史观应用之难。所以，在李大钊研究开始时我就认为，对于李大钊早期思想研究的困难主要有六，即：时代的隔膜、人生的曲折、史观的局限、理论的艰深、文本的难懂以及资料的缺乏。其中，资料缺乏的困难在20世纪已基本解决，其他五个困难，则是研究者永远都不可能回避的。 40年来，特别在前30年中，我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仰范前哲”的崇高使命感与责任心的激励下，对于李大钊“前半生”的研究，在克服上述“六大困难”的前提下，取得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三项主要成果： (1）历时5年，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发表的论文：《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2）历时10年，1989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42万余字的专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3）历时30年，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62万余字的专著：《李大钊传》（上）。这三项成果，侯且岸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上发表综合性的重要评论文章，题为《殚精竭虑，理性至上———评朱成甲的李大钊研究三部曲》。 采访者：侯老师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题目也非常好，真是用“八个字”就把您30年的研究苦心与特点、意义都概括出来了。请您谈谈对该文的看法！ 朱成甲：我的三项成果发表后，在国内外史学界曾引起过高度重视与热烈反响，不少名家学者在重要报刊上发表评论，但侯且岸的这篇综合性评论文章，是很不容易写出来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具有敏锐的思辨能力、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成熟的以简驭繁的文字驾驭能力，才能写出这篇重要评论。 侯且岸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不仅对于我的学术成长助益颇深，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学术走向，哺育了至少两代学人。至今，他的著述仍为新一代学子开启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入门之径。” 他在总体上高度肯定“三部曲”所弘扬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及其重要意义与影响之后，还对“三部曲”分别作了精当的点评。 由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也就是他的“前半生”，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时代背景、很多曲折的人生经历、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理论，任何人如果不是了解拙著“三部曲”，或者他自己也曾下过相应功夫并有相应感悟，要说真正能够认识与理解李大钊的“前半生”，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读者通过这篇短文，来了解我那百万字以上有关成果的大概，还是很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