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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俄国文学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最大公约数，俄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几次繁荣大多出现在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高涨期，在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积极的相互作用，两者间源远流长的互动既造就了俄国文学的独特内涵和风貌，也使俄国文学成了“俄罗斯性”的重要塑造手段和表达方式，从而构建出俄罗斯民族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并促成了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 关 键 词：俄国文学/民族意识/俄罗斯性/文学中心主义/文学想象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17ZDA283)。 作者简介：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诗言志，文学是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必然是该民族集体意识的体现，但就文学与民族意识的关系而言，不同的民族文学却可能有着不同的呈现，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这两者间的关联，就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路径和结果。 纵观俄国文学千余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俄国文学的跌宕起伏，往往是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潮涨潮落相互吻合的。 作为整体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聚合，大致完成于古代罗斯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下挣脱出来的时期，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伊戈尔远征记》就出现在这一时代。马克思曾对这部英雄史诗的主题做过这样的概括：“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马克思23)。从此，呼吁俄罗斯人团结一致的“爱国主义”就成为俄国文学中一根贯穿的红线。近代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是与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统治相关联的，而在这一历史时期兴起的俄国古典主义文学则被视为俄国近代文学的发端。在17世纪西欧盛行的古典主义文学，迟至18世纪30—50年代才被引入俄国：但古典主义所体现出的维护皇权、崇尚理性、尊奉古典艺术等倾向却与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俄国国家意识形态十分合拍，于是，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等人的“颂歌”和“官史”便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波峰。与西欧古典主义文学运动相比，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中多了两种新的思想构成，一是启蒙思想，二是民族主义，这就使得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成了体现和表达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一种特殊手段。 19世纪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从普希金起、到托尔斯泰止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构成俄国文化史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国17世纪文学之后的“第三高峰”。在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达过程中，有三个历史事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俄国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胜利；二是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三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1812年卫国战争，俄国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应该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甚至是欧洲的“救星”和“新贵”，虽然后来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民族热情，但十二月党人起义本身却无疑就是民族意识高涨的体现，也就是说，俄罗斯民族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角色和使命，开始主张其特殊的道路和价值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希金和他那一代俄国诗人和作家的出现，就是这种高涨的民族意识的产物。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诗人”，普希金率先通过诗歌来颂扬俄罗斯民族的特殊性，论证俄罗斯民族的欧洲属性，甚至超欧洲属性。“在1820-1830年间俄国诗歌黄金时代的一代人赢得创作上的独立之后，俄国文学成了社会和政治论争的论坛”(Terras viii)。新生的“职业文学”作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迅速赢得全民族的接受和爱戴，由此出现了俄国文学史上一道“天才成群诞生”的奇观。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19世纪俄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但长期以来，受苏维埃历史观影响，对这一事件的评价相当负面，它被认为是不彻底的贵族革命；苏联解体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尽管也有学者将这一事件视为之后一系列“革命”的源头。其实，农奴制解放前后的俄国，是俄国历史上少有的官方意识形态、民族知识精英的理想抱负和普通国民的实际愿景这三者都比较合拍的时期。且看流亡伦敦、视沙皇政府为死敌的赫尔岑对农奴制改革作出的反应：“第一步已经迈出！……亚历山大二世做了许多事情，做得非常之多；他的名字如今高于他的所有前辈。他以人类权利的名义而战，为同情而战，反对那些执迷不悟的凶狠恶人，并摧毁了他们。因为这一点，无论俄罗斯人民还是全世界的历史都会记住他……我们欢迎他这位解放者的名字！”(Анисимов 330)这一事件激起的全民族的社会热情以及俄国文学对于社会的空前关注，在客观上为19世纪下半期俄国批评现实主义文学的成熟和壮大奠定了社会基础，俄国文学再经过20—30年的发展，终于在19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峰。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同样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活跃、争论激烈、斗争不断的“火山活跃期”，自19世纪70—80年代开始兴起的民粹派运动，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直至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又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席卷俄国，使得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以前的历史学家更多地强调俄国在这一时期的“黑暗”和“混乱”，却没有注意到俄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民族意识的有意煽动和鼓吹，盛极一时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成为这一时期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而白银时代文学的兴盛与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高涨这两者之间或许是存在关联的。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苏联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人类使命感，他们豪迈的斗志和远大的理想之艺术呈现，就构成了“俄苏文学”的主要内涵和基调。对于20世纪俄苏文学的总体评价目前还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对其世界性影响、其中包括在中国的深远影响，则无疑是一种历史事实。苏联解体之后，俄国文学的影响随着俄国国力的下降而有所减弱，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兴起的俄国后现代文学却构成俄国文学史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阶段。其实，俄国后现代文学与苏联解体前后以特殊形式、甚或悖论方式表现出来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之间或许可能同样存在互动，始终具有某种极端性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在履行使命、建构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破灭之后，又迅速燃起解构、颠覆的热情。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人们至今大多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角度进行解释，却较少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意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即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俄罗斯联邦对于苏维埃联盟的“主动放弃”，他们不愿继续承担所谓“国际主义义务”，而以俄罗斯民族利益为首要诉求。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或许为20—21世纪之交俄国文学艺术中强大的解构、颠覆热潮提供了支撑。 总之，通过对俄国文学历史的简单扫描，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在俄国文学比较发达的几个时期和阶段，其背后似乎都有高涨的民族意识做铺垫，做背景，若把俄国文学史的起伏轨迹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升降曲线相互比对，发现两者是基本吻合的。 相互勾连的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这两者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俄国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助推器，甚至就是燃料本身，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意识又是俄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和表现对象，是俄国文学之特质乃至风格的重要来源之一。 诚然，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都是具有民族情感的人，甚至是最具民族情感的人，是民族意识的代言人，俄国作家在这一方面同样如此，但是，从文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这个角度看俄国文学，还是有一些问题会引起我们更深一层的思考： 首先，是俄国文学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意识的关系问题。熟悉俄国文学的人都会对其中的“爱国主义”主题如数家珍，这也是传统俄国文学史着重叙述的主线之一，从《伊戈尔远征记》中斯维亚托斯拉夫“含泪的金言”到少年普希金写下的《皇村的回忆》，从果戈理《死魂灵》结尾的“俄罗斯三套车”隐喻到屠格涅夫在散文诗中对“俄罗斯语言”的赞美，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作品中对俄罗斯这一“战斗民族”之勇敢的歌颂，到阿克萨科夫的“渔猎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美景”、20世纪俄国“乡村散文”作家们对俄国大自然的深情描绘，俄国文学的爱国立场自始至终。俄国的历史和现实，大地和河流，全都成了渗透着深刻民族情感的文学意象，一直是俄国作家无条件崇拜、礼赞、神化的对象。我们从前在面对俄国文学中的此类主题时，往往都是不加分析、无条件地照单全收，和俄国读者一样阅后欢欣鼓舞，激动不已，却很少想到，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也应该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对于俄国历史上两次伟大卫国战争的文学描写和再现，当然是正义的，也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接受和喜爱，但那些鼓吹俄国的历史扩张和国家强权的文学作品，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拒斥。比如，普希金在诗歌中对波兰人的咒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对大俄罗斯主义的鼓吹，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反犹态度，拉斯普京对西伯利亚自古以来的俄罗斯属性千方百计的论证，等等。民族自豪感是有尺度的，稍不注意就会沦为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美国莱斯大学教授汤普逊(Ewa Thompson)曾将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引入俄国文学研究，写成《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一书。她试图证明，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托尔斯泰，再到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俄国文学中始终弥漫着浓重的“帝国意识”(imperial knowledge)，俄国文学始终服务于俄罗斯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扩张战略。汤普逊以《战争与和平》为例，认为这部小说写于俄罗斯民族精神最为乐观的年代，显示出空前的自信和泰然，托尔斯泰“用历史来强化神话，又用神话来强化历史”，“把俄国人的自尊心提高到一个以往从来没有达到的水平”，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塑造英国人民族心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从而构建出一部“帝国史诗”(102-03)。也就是说，从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到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再到国家层面的帝国意识，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却又时常是隐蔽的，暗度陈仓的。 其次，是俄国文学与所谓“俄罗斯性”的关系问题。“俄罗斯性”(Russianness)这个在西方斯拉夫学界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在俄语中居然很长时间都没有对应的“译法”，其俄语表达方式“русскость”至今仍不见于普通俄语字典，这说明俄国人对这个概念是高度警觉的。在苏联解体20年之际，曾长期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驻莫斯科记者的西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写了一本题为《俄国：野性东方的千年编年史》的书(中译本题为《俄罗斯一千年》)，试图对俄国的历史与现状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在作者看来，自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的三个“主轴”开始形成，即专制独裁倾向、军事扩张欲望和东正教信仰，而将这三者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或者说是这三者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就是“俄罗斯性”，或曰“作为俄罗斯人的品质或特性”(the quality or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Russian)，这有点类似俄国宗教哲学中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概念，作为俄罗斯人的共同价值观，视俄罗斯人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集体，俄罗斯人将为俄罗斯的统一承受苦难当作一种高尚情操，国家的福祉可以让个人的牺牲变得合理。俄罗斯历代君主的扩张往往出于所谓“安全”需要，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腹地和更大的纵深，但扩张之后获得的越来越辽阔的疆域需要守护，这反过来又在俄罗斯人心中派生出新的不安全感，使他们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焦虑。“俄罗斯太大也太乱，不适合把权力下放；只有中央集权的‘独裁铁腕’才有办法维系对帝国的向心，并且在民情殊异的百姓之间维系秩序”(西克史密斯13)。维系铁腕统治的重要手段即强化帝国意识，“对国内四分五裂和外敌乘机入侵的恐惧，早已深深渗入俄罗斯人的意识当中，这使得他们多半乐意接受‘最高统治者行使绝对权力’的概念”(95)，“国家对团结与安全的需求是最高优先，凌驾了‘参与式政府’和个人权利等方面的考量。‘铁腕’是俄罗斯的预设模式”(104)。专制和扩张，就此形成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推进的关系。用铁腕统治幅员辽阔的国度，一种主张恭顺和聚合的宗教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东正教于是成为俄国历代君主的思想武器。俄国历史的三个“主轴”就这样相互纠缠，相互作用，构建出贯穿俄国千年历史的专制政体。其实，在西克史密斯所言的这三个主轴之外，无论如何都应该加入第四个主轴，即俄国文学。从俄国文学与俄国扩张的关系看，在整个俄国文学史中似乎不见任何对于俄国领土扩张的直接描写，“在17—19世纪之间，俄罗斯帝国以平均每天55平方英里(大约1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汤普逊35)，而俄国文学对这样的扩张及其后果是漠视的，或曰遮掩的，失语的，“没有一个有名气的俄国作家提出过疑问”(41)；从俄国文学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即俄国文学就整体而言似是单一民族属性的，无论是乌克兰族出身的果戈理、柯罗连科，还是犹太出身的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其民族身份常常被文学史家、读者甚至作家本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淡化，最后全都成了“俄罗斯作家”(рус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Russian writer，当然，这里也可译为“俄语作家”，但问题是这两种含义在俄语中原本就是不做区分或难以区分的)。在俄国，像在欧美其他国家一样，犹太族作家在文学界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与其他国家的犹太作家大多想方设法彰显其犹太身份不同，俄国的犹太作家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对自己的犹太身份轻描淡写，甚至更愿意认同自己的“俄罗斯性”。新近一部《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贝科夫(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就把帕斯捷尔纳克定性为：“犹太人——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言谈中对其犹太属性表示不喜欢与不认同的基督教作家”(5)。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俄国文学却是单一民族的，因为“俄国文学所制造的话语涂抹和勾销了被称为俄国的一个国家里的非俄罗斯人的诸民族”(汤普逊Ⅱ)。从俄国文学与东正教的关系来看，两者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相互纠缠、抱合的，在东正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文学常常沦为东正教的附庸；在东正教的官方地位遭到削弱的时期，甚或无神论时代，文学则往往成为宗教意识形态的替代品，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于俄国文学与东正教的关系，乃至俄国文学的宗教属性，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相信两者间的关系会得到越来越深刻的揭示。至于俄国文学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文论及。总之，在“俄罗斯性”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文学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立场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俄国文学、至少是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是良心的文学、道德的文学、维护“小人物”的文学，是批判现实、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文学，是呼吁变革现实、追求理想的文学，此类说法似早已成为俄国文学史的“定论”，也就是说，俄国文学就整体而言是在野状态的，是与官方对峙的。但是，若从文学与民族意识的角度看，俄国文学其实是相当“官方”的，俄国古代文学的宗教属性姑且不论，18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同样姑且不论，仅以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例。俄国当代作家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在他所编文集《俄国恶之花》的序言中写道：“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是一位嘲弄社会道德的虚无主义者，可他的一句关键之语听起来却如同希望：‘人是好的，环境是恶劣的。’我想把这句话用作伟大俄国文学的铭文。……其结果，俄国文学尽管十分丰富，有其众多独特的心理肖像、多样的风格和宗教探索，可它一致的世界观信条大体上仍可归结为希望哲学”(Ерофеев 8)。“希望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надежды)构成俄国文学的主旋律，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19世纪的俄国文学就总体而言是一种批判的文学，但它批判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环境”，使环境更有利于“好人”的存在和发展，其总的愿景仍在于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昌盛。也就是说，19世纪的大多数俄国作家，乃至整个19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现实和国家的评判其实是小骂大帮忙的，是渴望俄国强大的，是服务于俄国国家观念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反对专制制度著称的俄国文学，其实却与专制制度有着同样的“专制”性质，它始终致力于向俄国境内外的读者灌输俄罗斯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在某些时段是以其强大的教谕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辅佐官方意识形态的。 在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恰恰是俄国文学成了它的主要思想资源和表达手段呢？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也很多元，但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的起源和作用，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抓手之一。 在西欧和整个世界关于俄国的认识过程中，俄国文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巴格诺(Всеволод Багн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一次题为《西方的俄国观》的演讲中，认为西方对俄国的认知在19世纪80年代初发生根本性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力量就是以俄国小说为代表的俄国文学：“俄国小说在西欧社会舆论的调性转换中发挥了决定作用，不从政治和经济局势出发的评价、认识和概括发生了转变，由轻蔑、责难和声讨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155)。“仅仅由于俄国小说，西欧人才首度视俄国为一个与西方既同宗又异源的国家，俄国被接纳为欧洲各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俄国小说首批境外的内行读者和爱好者肯定会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世界的艺术画面，而非现实本身。然而，这幅世界艺术画面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便构成了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民族的概念”(156)。也就是说，先前对俄国和俄罗斯民族感到陌生、且不无敌意的西方世界，在读了俄国文学之后却迅速改变看法，将俄国视为一个具有同等文学和文化实力的伙伴。巴格诺把西方的俄国观的转变节点精确地定位在19世纪80年代初，是因为在这一两年间接连发生几件文学大事，如全俄范围内第一座文学家纪念碑——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落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单行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等，这些事件在短时间内集中生发，形成强大冲击力，使整个世界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及其特征和力量，并开始正视俄国的“正面形象”，因此，俄国文学的崛起也就成了整个俄国文化乃至整个俄国国家形象的一个拐点。仰仗俄国文学，俄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文化强国。正因为这一点，祖祖辈辈的俄国人感激俄国文学，拥戴俄国文学，神化俄国文学，也始终心甘情愿地为俄国文学添砖加瓦，万众一心地打造、呵护这张最靓丽的国家名片，从而导致了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литературоцентри3м)，即文学不仅在艺术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成为音乐、戏剧、美术等相邻领域的模仿对象，甚至在社会生活中取代哲学、宗教等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教谕手段，成为某种“大文化”或曰“亚文化”。 被崇拜、被神化的俄国文学，也逐渐构建出俄罗斯民族的某种“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安德森(Benediсt Andersо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民族作如此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不过，他在书中关注最多的却是文学如何与“政治的想象”发生关联，他认为，“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9)促成并强化了“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因为以“国家方言”为工具的文学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大量生产，造就了民族的阅读阶级，而民族阅读阶级的存在及其表达反过来又使民族意识的生成、强化和聚合成为可能，“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33)，从而形成关于某一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还将俄国作为个案，分析了语言和文学在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高涨、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俄国文学崛起之前，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宫廷语言是法语和德语，但在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获得胜利之后，俄国开始注重维护“语言主权”，开始编纂权威的俄语字典和俄语语法。1833-1849年任俄国教育大臣的乌瓦罗夫(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官方意识形态，即“专制政体、东正教和民族性”(православие，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народность)，这里的第三点“народность”我们之前大多译成“人民性”，可能还是应该译成“民族性”(英文就译成Nationality)，因为乌瓦罗夫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俄罗斯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的独特性。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尤其在亚历山大三世于1881年登基后，所谓“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Russification)开始成为国策，俄语被列为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唯一官方语言，新近被占领地区的学校一律用俄语教学，历史悠久的塔尔图大学就曾因坚持用德语教学而在1893年被关闭。而在使俄语成为俄国“国家方言”的过程中，以普希金的横空出世为代表的俄国文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普希金最伟大的文化功绩之一即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也就是说，自普希金开始，借助诗歌和文学创作，俄语成为了一种可以表达俄罗斯民族情感和意识的“文学语言”。在短短数十年间，以俄罗斯语言为载体的俄国文学，反过来又成为“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之一，对于“俄罗斯性”的形成和固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安德森141)，“语言——不管他或她的母语形成的历史如何——之于爱国者，就如同眼睛——那对他或她与生俱来的、特定的、普通的眼睛——之于恋人一般。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爱，梦想未来”(150)。俄国文学在塑造俄罗斯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共同想象”，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将艺术真实当成了生活真实，俄国当代作家沃尔金(Игоръ Волгин)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起的一场笔谈中写道：“在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作用下，某些虚构的文学情节(如娜塔莎·罗斯托娃参加的第一场舞会、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决斗、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等)，在社会意识中均被视为实在的民族生活史实”(B01)。也就是说，俄罗斯人的“想象的共同体”，首先是一个“文学的想象共同体”。 就这样，俄国文学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对国外而言，俄国文学作为一种塑造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形象的主要方式，能利用其良好的声誉向境外输送俄罗斯民族的思想和立场，这自然是俄国社会各界所喜闻乐见、乐享其成的：对国内而言，俄国文学通过对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不断表达和弘扬，赢得了俄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共同认可，上层将之当作能凝聚共识、鼓舞民族精神的思想工具，下层则将其视为改造现实、谋求社会正义的斗争武器，俄国文学因而是“两面讨好”的，它似乎在同时传达两种声音，一种是底层民众渴求正义的声音，一种是国家意志追求强盛的声音。在充满动荡的俄国历史长河中，俄国文学是维系俄国社会和谐和民族整体性的为数不多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方面，它是俄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展开思想争论、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阵地，社会思想争论往往借助文学的形式展开和持续，各种思想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赋予文学以内涵和动力；另一方面，它也是官方特意加以呵护的领域，目的是让俄国文学在社会中维系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发挥着其他民族社会生活中新闻舆论、甚至司法系统所发挥的功能。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俄国文学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是他们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资本，也是他们表达其精神和气质的拿手好戏，是他们捍卫“俄罗斯性”的主要手段。而对于俄罗斯境内的诸多非俄罗斯民族而言，俄国文学似乎也成了他们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俄国文学像任何一种文学一样，就整体而言是虚构的、审美的，因而在宣扬、传播“俄罗斯性”时是较为隐蔽的，更具“欺骗性”的，更容易得到俄国境内非俄罗斯族受众心悦诚服的接受。比如，如今俄国境内几乎所有的非俄罗斯族人口，说起普希金都津津乐道，背起普希金的诗都朗朗上口，他们的“普希金崇拜”似乎并不亚于俄罗斯人，他们大都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文化意义上的普希金后人；比如，对俄国心存不满的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却在她的诺贝尔演讲的结尾称她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土地，我父亲的故乡，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妈妈的故乡，我的出生地；还有伟大的俄罗斯文化”(24)。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基辅城的朱可夫纪念碑被无情推到，但乌克兰和俄罗斯却为了“争夺”作家果戈理而竞相增高各自的果戈理纪念碑的高度。俄国文学自身民族属性的单一，既是它与俄罗斯民族意识之间过于紧密的关联之体现，也是其在国家和民族的“俄罗斯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之结果。于是，无论在俄国的境内还是境外，无论在俄国社会的上层还是下层，无论对于俄国的俄罗斯人还是非俄罗斯人，俄国文学都始终在扮演一种“居中”角色，以其貌似中立的立场发挥着某种中介作用，成为一种“在野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收编、整合俄罗斯民旗意识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最大公约数。 俄国文学之于俄国、之于俄罗斯民族意识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或许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比较少见的，俄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学中心主义”，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养成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套用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的名句“在俄国，诗人大于诗人”(Поэт в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чем поэт)，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俄国，文学大于文学。”其结果，就是俄罗斯民族借助文学获得的身份认同，就是俄罗斯人民族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