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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太平洋：研究的发展 太平洋史研究的明显转向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太平洋史研究出现了历史研究的内视化视角，向帝国史学模式发起了直接挑战，力图重塑太平洋诸岛的本位化历史，即太平洋岛民自己的历史；研究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在内容上多样化和深化，在地域分布上也以太平洋地区为范围，呈现多中心且各具特色的学术合作默契；领域主要集中于历史研究，且有比较突出的现实服务倾向。 太平洋历史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太平洋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被认知，对本位化太平洋诸岛史、大洋洲历史的学术研究逐渐兴起，视角也从外视转向内视，从对“他者”的俯视逐渐转向平视。1966年，“太平洋史”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分支领域被正式提出。戴维森提出新“太平洋史”研究的路径问题，第一次明确将“太平洋史”从欧美“帝国史”（殖民史）和政治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71年，莫德教授明确地将“太平洋史”界定成了“太平洋诸岛史”。两年后，戴维森的学生罗恩·克罗科姆又明确倡导了对“局外人”书写太平洋历史的抵制。随着影响的日益扩大，以戴维森团队为中心，形成了所谓的“堪培拉学派”。他们重新定位太平洋史的撰述“所有权”，提倡去欧化的历史书写，旗帜鲜明地抵制帝国史学，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成太平洋史研究的主流和正统。 “堪培拉学派”倡导和主导下的太平洋“本位化”史学，的确对太平洋诸岛和大洋洲历史的全面还原和重塑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具体国家、地区、岛屿的基础性研究方面成效明显，大量材料翔实、立场客观的史论著作的出现有效填补了太平洋诸岛历史的研究空白。但同时，这一研究路径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范畴界定过于狭隘，太平洋被约减成太平洋诸岛；尤其偏重民族国家史学和本位化重构，对跨国、跨域的交流互动重视不够，视角上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双向性视角并不清晰；研究的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正因如此，“堪培拉学派”在被其他域外国家学者认可和效仿的同时，也在不断遭遇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堪培拉学派”主张的内视视角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质疑。“民族国家主义”的学术路径无助于对太平洋历史的研究。打破内外的分野，形成局内人和局外人共同参与的学术共同体，用双向度的视角进行太平洋历史的研究，才是更合理的做法。 重新定位太平洋：研究的深化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史研究范式的转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盛行，以及全球化进程影响下整体性和联动性的增强，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直接推动了世界史研究视域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转向。 进入21世纪后，内视视角的“太平洋诸岛史”和“大洋洲史”仍然在太平洋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但也出现了某些新特征，主要为去民族国家中心意识和海洋视角的适度引入。但是太平洋史研究路径上的全新突破还是由“局外人”在全球史、跨国史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1994年，美国人类学家本·芬尼率先打破“局外”与“局内”的分野。美国乔治敦大学的约翰·麦克尼尔教授，注意到了太平洋地区人的关系和交往、动植物和环境的变迁。由此，这一被整体世界史长期边缘化的历史“荒漠”作为一片新开掘的“富矿”焕发着生机。在他之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保罗·达奇认为，“太平洋从来就不是一个闭锁的孤岛”，“太平洋海域是桥梁而非边界”，从而拓宽了太平洋史的学术视野。 世纪之交时，实践研究的全面转型开始了。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太平洋世界”“太平洋地区”等既具有身份主体独立性又体现地域覆盖完整性的术语。在太平洋历史研究领域，学者的思维和研究视角以及学术范式发生显著转移，宏观意义上的“太平洋史”正超越并渐趋取代此前主导性的“诸岛史”和“大洋洲史”的研究，“太平洋世界”最集中体现了这一观念和研究路径的转向。多部更具系统性和跨学科特征的专著的纷纷涌现，成为我们判断这一转向正实实在在发生的重要标准。21世纪初，美国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茨编辑出版了《太平洋世界：太平洋的土地、人民和历史，1500—1900》，着眼整个太平洋及沿岸世界；2010年，加拿大唐纳德·B.弗里曼出版《太平洋》，将太平洋整体史书写变成了现实，宣告了太平洋史研究终于摆脱对大西洋史研究的依附性；2012年，美国日裔学者马特·松田出版专著《太平洋世界：一部海洋、人民和文化的历史》，从“跨本土主义”的多点化视角描述太平洋，尝试以海洋为中心将太平洋地区各处联系起来进行研究；2014年，哈佛大学戴维·阿米蒂奇主持编纂出版了《太平洋的历史：海洋、陆地和人》，把大洋洲史纳入太平洋的历史，以实现“将太平洋重新融入当下世界史的书写和再书写”。由此，整体化视野下以海洋为中心的太平洋史书写新路径，正逐渐冲淡甚至取代传统的太平洋史研究。 如果说20世纪60—90年代的太平洋史研究是在探究“太平洋内的历史”，而新时期的研究则转向探索“太平洋的历史”。“太平洋”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性研究对象被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大格局中：它不再局限于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地区也被涵盖进来；它也不再片面关注太平洋诸岛或大洋周边国家和地区，而是将海洋、群岛和周边大陆国家归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其中体现出“去陆地中心主义”的路径思维。因此，在特定的意义上，具有学术领域独立性的“太平洋史”是在这个阶段才真正得以确立的。当下，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新的全球视野下的“太平洋史”研究正在快速成长。 时至今日，太平洋史的范式转向和新定位还在进行中。“太平洋史”能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探查对象，仍取决于能否摆脱“仅仅作为一种观念的太平洋地区”的意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对中国学者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在弥补既有差距的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总体的范式、理论、方法发展动向，并做出自觉的独立的思考和选择，推进太平洋史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太平洋史研究界的对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