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传统节日主题的蜕变 传统节日以年度的周期性为频率来庆祝，其内在主题往往以敬天法祖、祈丰求吉为核心，外在主题则以休闲娱乐、全民欢庆为特征，神圣与世俗合一，自然贯穿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因为传统节日天生具有一种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与吸引力，能在节期特殊时节凝聚超大规模数量的社会成员，因此传统节日自古有着商贸交流、社会交往等一系列相关伴生功能。在自然经济时代，交通、通讯技术不发达，民族或地方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自我发展态势，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相对缓慢，传统节日在一种封闭平和的状态下获得自然传承，传统节日那些与神圣性紧密关联的主题亘古不变，它们成为一种深层民族文化心理，静水流深，在代际之间获得自然传递。这种民族或地方内部传统节日的自我操弄，完全出自一种根基论前提下民族或地方的自我认同，传统节日也从未被视作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以期物质获利，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这仅仅意味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包裹着权力与义务的文化传统被传承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社会语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统文化不仅是用以审美和娱乐的对象，而且是可供开发的软资源。传统节日因其拉动消费的超能力，往往易成各级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发展模式的重要载体，也被大小商业资本视作不可复制的独特文化资源而竞相打造，导致传统节日的主题发生蜕变，逐渐呈现传统节日休闲娱乐、商贸交流等外在主题与伴生功能，超过并遮蔽其原先敬天法祖、祈丰求吉、酬神谢灵等内在主题的趋势。加上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等普世价值观的长期浸濡，传统节日在祭祀、礼仪等核心主题内涵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而“吃喝玩乐”等世俗性目的和特征则越来越膨胀。当代传统节日世俗性的一方面，体现在节日蜕变为“全民狂欢”的狂欢节。古代节庆也有狂欢的性质，但其与当代传统节日的世俗狂欢不同，它是一种神圣狂欢。如八腊祭礼，具有“大饮”的风俗，参加者都肆意大吃大喝。“在更古老的时代，性爱仪礼也是其中的一个特征……传统的权威性，节庆的庄严性，仪式的重要性和参加者的数量，所有这些共同赋予神圣的狂欢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一强调物我同一的秩序，二旨在滋养神圣空间的生殖力。封建王朝时代社会内部虽有着森严的等级区隔，但对于上流社会来讲，传统节日期间必须“与民同乐”，消弭阶级差别，通过展现太平祥和之气而彰显一方政绩。随着现代城市化的狂飙突进，作为陌生人集合体的当代社会，人们身处繁华喧闹的快节奏生活中，一方面通过个体化而使个体性突出，另一方面内心深处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倍感孤独。因此，不仅圣诞节、情人节等外来洋节在一定程度上均被中国化而过成狂欢节，民族传统节日如泼水节、火把节、花街节、“摸你黑”等也统统被标以“狂欢”的广告标签，人们在传统节日阈限期间，纷纷打破阶层间各种边界与阻隔，在陌生人社会临时制造一种全民狂欢的假象，宣泄娱乐，颠覆与反颠覆。如此，固然获得了可观的节日经济效益，但是容易消磨民族或地方的意志。 （三）传统节日内涵标准化 传统节日经历史长河不断冲洗，最终积淀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化内涵与民俗表征。同时，自然地理、时代背景与族群关系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变迁，往往对传统节日产生一种内外相交的变迁驱动力，导致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一种地方化、时代化与族群化变迁而出现多元与差异的格局，外在的民俗表征也越来越繁复多彩。作为人类认知、命名与表达的重要媒介，自然语言天生具有经济原则，它使人们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对其民俗文化进行一种简化、简约的日常化处理。因此，传统节日在民众日常生活化话语中，又呈现出一种直接、简化的模式化表达。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现代社会标准化技术生产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亦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特别是在当代指向文化传统复归与民族精神重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传统节日及其文化呈现一种标准化的演变趋势。传统节日标准化，是对传统节日进行物化审视后对其文化整体性的一种漠视，是一种打着现代规范和效率的名号对传统节日施行的符号化抽离，由于是源自地方之外的非主体标准，传统节日往往可能被标准化得面目全非，不利于传统节日的整体性、多元性与真实性保护。 对于日渐标准化的传统节日，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当中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技术世界时，尤其是在21世纪以来申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端午节出现了更倚重于以屈原为依托的粽子、龙舟等关键符号，并日渐标准化、趋同化、简约化的倾向。”事实上，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与表达，存在三对相关的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本土话语与外来话语、民众话语与学术话语。民间话语表现为一种模糊、散乱、随意的生活化口语，官方话语表现为一种准确、规范与标准的文献化呈现。本土话语表现为一种在地化与语境化的主位表达，外来话语表现为一种去语境化与公共性的客位描述。民众话语表现为一种庞杂、非体系的主体叙事，学术话语表现为一种普适、专业的科学解说。因此，传统节日标准化表达主要流布于外来话语中，这种话语是一种去语境化的客位描述，它经由裹挟着行政、商业、时尚宣传的大众传媒不断发酵并强行植入人们的公共文化认知。而这种标准化的公共文化叙事源于公众日常话语表达经济原则使然外，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行政对传统节日那种准确、规范与标准的话语表述也有一定的关系。官方规范、标准的传统节日话语体系携带着行政权威，自上而下对其他话语体系具有一种行政同化的影响。相比之下，学术界对民俗节日等传统文化进行知识生产后形成的专业科学话语体系，则由于相应的学术、知识普及的滞后一直停留在学术象牙塔这个小众的范围，与广大文化传承人群体与普通民众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传统节日的保护 （一）遵循文化逻辑 传统节日保护，应遵循文化逻辑。传统节日自古承载民族的历史、宗教、礼俗与文艺等重要信息，它以固定的周期频度进行传统文化的独特呈现，并一贯发挥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地方社会凝聚的重要功能。传统节日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体系，有其自身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文化逻辑。保护传统节日，必须遵循传统节日的文化逻辑。传统节日内源传承式保护，主要是作为节日文化主体的民众的生活化传承，这种内源传承式保护在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遭遇了一系列的现代性冲击。好在还有来自政府与社会等外来主体强有力的外推式保护。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责任主体，在传统节日进入非遗保护体系后，其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遗产化保护模式，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保护与开发两难境况，使行政逻辑往往易干扰传统节日自身内在发展的文化逻辑。社会保护主体，主要有杰出社会精英团体与各种商业资本，前者源于身怀民族文化情结的个人理想，后者始于对商业资本投入的逐利天性，都各有其利弊。一旦传统节日内在的文化逻辑不被遵循，传统节日便可能从形式到内容出现变形、变味与变异。 传统节日的内在文化逻辑，是有关其起源、内涵、价值、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一整套节日运行原则与规则体系。严格来说，文化本真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仅制定一套相应的文化本真性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有一定难度，而且强制摒除长时段内文化自我扬弃更新的属性进行本真性评价也不符合其自我发展的客观事实。遵循传统节日的文化逻辑，必须坚守传统节日的相对本真性与文化伦理。“节日是人们选定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它的时间属性，它属于在自然时间的流程中，人们确认的文化时间。”传统节日的节期是根据物候时令固定的，有着天时地势与生产生活安排的理据性，千百年来按节期过节也是民众过节的规律性周期，不能随意提前或延后，更不允许任意延长或缩短节期。2016年笔者就在异地过了官办、民办两个彝族火把节。官办火把节出于组织便利与消费刺激，将传统农历6月24日的彝族火把节提前两天。“由于节期被人为提前，头天到大西神山迎火神钻木取火时，见现场取火异常，就有人戏谑地说，是不是政府还没来得及通知火神今年提前过节了？!”[地方政府如此全包办节，虽很敬业但不专业，耗费大量行政资源不说，民众不亦认可。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对异域文化猎奇的心理，无视传统节日文化伦理的做法时有发生。诸如随意将涉及传统节日神圣性的隐秘空间及其民俗文化进行公开展演，不恪守宗教禁忌、性别边界的无节制节日狂欢活动等，都是当下不遵循节日文化伦理的种种表现，处理不好将直接影响民族情感的表达。 （二）尊重文化自决 传统节日保护，应尊重文化自决。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千百年来不断适应自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积累，是民族认同与地方认同的精神根坻，作为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天生拥有其传承发展的法定权力，享有民族传统文化附带物质与精神福祉等文化权益。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逐步深入推进，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正逐渐发生着一系列转变，人们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认知度逐渐提高，但同时各级政府带有强势的行政影响力，商家裹挟着强大的资本渗透力，在传统节日保护中明显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导致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未能真正树立起来，结果直接削弱了民间文化自组织原有的组织意识与能力。因此，在当前涉及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保护与开发等一系列公共文化实践中，文化主体因处于一种相对劣势的地位，从而被动让渡其相关文化权益，使事关其切身利益的相关公共文化实践，最终成为一种文化他决的结果。长此以往，这种文化他决取代文化自决的结果，导致传统节日的文化主体日愈被客体化成为“缺席的在场者”而不自知，使传统节日民俗及其展演日益去主体化，使传统节日传承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度行政化与商业化倾向。 要改变传统节日保护实践文化他决起主导作用的现状，在于满足文化主体对于文化自决的合理诉求，将传统文化的主体权益归还文化主体。由于长期以来的种种原因与当代商业化的负面影响，民间社会目前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意识，应大力加强培养文化主体的文化自决意识与能力。因此，教研、文博与媒界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研究与宣传部门，须通力协作，将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与传承发展的主体性等内容广泛普及到社会教育中，提高人们对传统节日文化及其自我组织管理的认知度。由地方精英与文艺骨干组成的地方民间文化自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传统节日所在地的文化主体行使文化自决权。地方政府要为文化自决赋权，及时改变目前节日保护中大包大揽的做法，“有所为有所不为”，遵循传统节日组织与文化实践“民间事民间办”的内在规律。事实上，民间与官方因所处地位不平等，尤其是处于低层的广大传承人群体长期以来习惯了来自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性安排，一直以来未能就文化保护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交流机制，因此，学界作为一股学理性专业力量，可站在文化中介的地位，在具体节日文化保护实践中积极统筹、协调各相关保护主体。 （三）遵守适度创新 传统节日保护，应遵守适度创新原则。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节日表现为一种纯内生、内向的文化形式存在，当代我们处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互动网络下开放的社会语境，传统节日除了原先固有的内价值，还有附加的外价值。“内价值是指民俗文化在其存在的社会与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作用，也就是局内的民众所认可和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外价值是指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化产业人士等附加给这些文化的观念、评论，或者商品化包装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等价值。”其实，传统节日的外价值还有为了彰显政绩等目的而施行的一系列行政化操弄及其产生的效果。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实践中传统节日内外价值交织合一，相应地，传统节日存在内传承与外传播并行的双轨机制。只不过，外传播式节日主要瞄准潜在的游客，旨在通过引导传统节日文化消费，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这种新兴旅游文化语境下传统节日庆典的组织上，由于相关行政、资本的大规模投入而取代文化主体实际操控了节日展演的主调与走向，往往对传统节日内传承式的文化传承实践带来较大冲击，使传统节日在民间的规模与影响淡化与萎缩，迫使传统节日民间自组织逐渐丧失自我持续的能力，导致原生传统节日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陷入一种原子化与空心化的危险。 传统节日的创新，只能是有限创新，适度创新。当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因循守旧、孤立发展早已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早已超越其固有的民族与地域边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供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公共民俗学视野下传统节日文化的一系列相关公共实践，可以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全面传播。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创新，不论由具有文化自决意识的文化主体，还是外来各方助推式主体组织实施，首先都必须分清哪些部分适合开发，哪些部分必须得到原真性保护。内外保护主体如果对这种合理区分难以把握，那么需要能够充分发挥文化中介作用的来自公共民俗学界的相关专业指导。不论传统节日的保护性开发还是生产性保护，所有相关保护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意识，重在可持续传承而不应无限逐利。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一定要在适度原则下进行可持续发展，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原生态、原真性前提下，合理创新。任何形式的创新，最后面向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而不是外来者。” 结语 在当代“泛节日化”社会语境下，传统节日受到民间、官方、商业、学界、媒介等多主体不同程度的操弄，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立体的多面相，传统节日内外传承双轨并行，传统节日资源被滥用，节日主题蜕变为世俗狂欢，节日内涵渐趋标准化等乱象频出。“民间立场的节日生活和国家立场的节日表述，相对应而存在，彼此形成巨大的张力。它们又交织在一起，彼此形成协商的策略。在民间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存在广阔的可供探究的空间。”[21]相同地，当下在民间与商业资本之间也存在协商与对话，这不仅是他们之间的文化策略，也是传统节日发展的一种弹性机制。在民间、官方、资本与学界之间，更是形成一种多主体式协商与对话、冲突与合谋，传统节日几乎成了以上相关主体展开博弈的社会场域。在这些主体参与传统节日保护发展俨然已成社会现实的前提下，以往将它们“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当前在面对“泛节日化”社会语境冲淡传统节日文化，传统节日保护进入某种模糊阈限，传统节日的民间性、政治性、经济性与公共性等兼性并立，使民俗学尤其是公共民俗学具有更加广阔的想象力，以传统节日文化主体的民间立场为主，兼顾各方主体相关权益为宗旨进行协商与协调，促进各方平等交流与互利合作，使传统节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传承与整体保护。 （原文刊载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