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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例的依循 鸦片战争之后，文本格式有了变化，汉文本不仅成为中方的主要文本，也是中外约章的基准文本，是项操作虽未形诸约章文字，却被实际执行。此种状况的出现，与之前中西方长期依循的惯例有关，相当一段时间里，来华洋商必须通过中国“行商”的中介方能与中国官府间接联系，中文汉语自然而然地成为交际语言。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人，英方是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H. Pottinger）；中方是两江总督牛鉴，身系汉族，列名签约代表，却没起多大作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满人官员钦差大臣耆英和头品顶戴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双方在汉文本基础上谈判，并以汉、英文订约。此后汉文本部分替代满文本，成为中外约章的常见文本形态。如中英《过境税声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等，上列各约与英国签订，全以汉、英文本面世，不见满文本。另有与他国签订者，如中美关系史上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以汉、英文签署。中法关系史上第一个条约《黄埔条约》，以汉、法文缔订。中国与瑞典、挪威关系史上第一个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以汉、瑞典、英文互订。中方的主签人均为耆英，汉文本均不可或缺。其因所在，此时的外国侵略者多从东南沿海阑入，渐进中华堂奥，边患侵染内地，主要是在汉人居住区；再有，从1757—1842年的近百年间，广州为唯一开放口岸，中西之间在此地的交往主要使用汉语，有涉外沿袭和习用语文可以循例，西方对此也予认可；而鸦片战争期间与战后的条约谈判在南京、广州进行，都是汉语流行区，方言有别，文本统一，所以，以汉文本为作准本是传统与现实的考量选择。 但与俄国的条约仍是援引百多年来的旧例，1851年8月6日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以满、俄文签订，没有汉文本。可见，签约国与涉及地点颇为关键。1858年6月13日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也以满、汉、俄文签订，特别规定以满文本为准。 鸦片战争时期的约本值得分析。《南京条约》底本是英文，译本也由英国方面提供，然双方的讨论本和作准本则是汉文本，这使得英方提交的源文本与中译本之间不能完全准确对应。是时译才极缺（附带言及，鸦片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等没有满文本，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西人中懂汉语的人少，懂满语的更是难寻），有研究者认为鸦片战争时期有资格出任英国汉文译员的只有四个人，而这寥寥几人“最多也就懂点商业用语，能译一些起码的外交文件，根本连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的皮毛都没有接触到。难怪中国的高级官员瞧不起欧洲蛮夷！”当然，战时出任英方译员的不止四个人，但不同语言之间表意传神的准确翻译难度甚大是译界共识，何况是由这样一些不专业的译员来传译谨严的国家间的条约。中方的情况更糟，直到战争结束，也“几乎还没有中国官员能够讲自己母语之外的语言”，这还是口语，文字能力更差，会操几句“广式洋泾浜”的通事“但知夷语，并不认识夷字”“跨语际”（translinguistic）困窘造成对汉文用词的理解差异。中方在军事实力上不如英方，被迫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是罢战后的求和，但在对本国语言的理解与解释上自具优势，国人擅长格义，缔约双方有各自立场和不同话语权。其实，早在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 J. T. Palmerston）在给来华全权代表的秘密训令中就曾叮嘱：“为了防止将来产生任何疑问，关于正确解释条约可能引起的所有问题必须以英文本为准”。此话未能兑现，璞鼎查等并未意识到此举的重要性，该项议题既未列入条约草案，也未在《南京条约》交涉时提出。巴麦尊不无先见之明的预料果然发生，英国人发现作准文本逐渐成了一个症结，由此酿发严重争端。一是“入城”问题。《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五个口岸，但约本中的“城邑”究竟何意？是城内还是城外？中英双方理解不同，导致在广州引起长达十余年、卷入十几万民众的反入城斗争。二是《虎门条约》译本问题。鸦片战争爆发期间和战后，香港经贸大幅起落。西方将此归咎于中方在《虎门条约》第13款中存有诈欺，以此阻止中国的非通商口岸地区与香港物流往来，进而“窒息”香港“合法的贸易”。对照条款汉、英文本，歧义主要是汉文本最后一段话，即除五口外的任何地区，“均非互市之处，不准华商擅请牌照往来香港”，为英文本所无。西方借此责难中方，1847年8月11日，港督德庇时（J. F. Davis）宣称这“无异是中国交涉人员的一种欺骗行为”；英国翻译官巴夏礼（H. Parkes）攻击“中国官员似乎对行欺骗之术乐此不疲”；西方学者也认为清政府对这项条款的利用，使得1844年后的香港除走私鸦片外，“其它的货物交易全部停滞”。这当然是对中国“莫须有”的指责，但英人就此大作文章，作准本问题凸显。 译言关天下。在中西大规模交冲的初期、译员奇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翻译过程就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通过另类手段进行的战争”。1848年12月18日，后来担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和代理驻华公使的包令（J. Bowring）同外交大臣巴麦尊有过一番谈话，巴麦尊告诉包令，璞鼎查在《南京条约》谈判时犯下大错，即“没有坚持要是条约发生任何疑义时，作为条约依据的应该是英文本而不是中文本”。1854年2月13日，英国政府给包令下达关于修约的指令，其中第10条是：“行将缔结的条约的措辞中，一切疑点都应参照英文本解决，并且仅以英文本为准”。据说，包氏在语言上颇有天份，当能充分理解英国政府对文本作出专门指示的重要性，果不其然，包氏不辱使命，随即在向清政府提出的修约要求中赫然列明“立兹条约，当以英字为确据”。未几，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愈发强势，中国声弱音微。1857年4月20日，战事正酣，英国政府还不忘向来华全权大使重申：“一切有关将来条约解释的疑问，都应当完全以英文本为准”，明确提出，“鉴于中国一直在为自己编造不负责任的托词，我们决定加强相应的责任条款并将其列为条约的首要条件”。侵略从来都不局限于坚船利炮和商品倾销等“器物”界域，还存在于谋求话语霸权与推广意识形态等形而上层面，即将西方的整个价值体系全面强加于原不他属的某个地理空间和人文区划。汉文本作准的局面不再，条约文本的既存格局逆转，旧有的“华夷”语序被纳入到西方制定的国际话语体系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