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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的实质 清代以降，是中国对外关系从相对封闭到全面交往、条约制度经历了从产生形成到衍化拓展的时代，仅从中外约章作准文本形式来看，经历了一个从基本平等到不平等的历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享有完整主权，尽管条约的产生是西方侵略的结果，但在条约的制定上基本平等，早期约章均以缔约方的文字书就，要么没有规定作准本，要么以第三方的拉丁文互为作准本，体现了平等理念。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捩转，中国国家主权遭到严重侵犯，不平等成为中外约章的主调。尽管如此，出于传统习惯，汉语仍是中外交涉的“通用”语，汉文仍是中外条约的循例准本。但列强随意强调译本的不尽一致，扩大约章的释意歧异，挑起中外大规模纷争，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英法联军的炮口下，作准约本由中文改换西文。是举对中国的危害简直可以说是漫无边际，影响到租界的四至、外国在华驻军的区域、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限行、教案的处理、通商口岸的范围、违禁物品的查缉、鸦片的走私、香港九龙城寨的权界、领事裁判权的管辖、最惠国待遇的适用、条约赔款汇率的折算、子口税的征收、厘金的撤废等。中外在在发生抵牾，在中国土地上的释法反以外国文字为准，语言立场不同，理解时常相悖，在国人看来是正义的反侵略，在外人看来是拒绝“进入国际大家庭”，在中国看来是正当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特权，在西方看来是“触犯国际公法”，公正颠倒，公平失范，凡此等等，列强把控着释约权，结果是“理据”总在彼不在我。长期经办外交的李鸿章就曾述说：“自来各国订约必声明以洋文为正……而嗣后彼此辩论，又往往以汉文不符两相齮齕，此总理衙门与臣等所历办而深知者”。侵略者的蛮横无理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无处讲理。近代中外约章的不平等性不仅体现在内容里，还存在于语言形态上。此折冲既具体而微又明确标示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急剧下降和外国在华话语权的骤然增强，反射出西方“文化边际”与“语言疆界”在东方的巨大重构与版图拓殖。 关于中华各种文字在条约中所起作用，既有研究（特别是近年被热议的“新清史”）夸大了清朝统治的“种族”色彩，过分强调了满语的泛化影响。条约文本用语是国家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代表性语言，具官方权威性。应当承认：清初以来的一段时间，汉人官员的确在外交领域中参与不多（《尼布楚条约》谈判时曾有意吸纳较低级别的汉员参与，之后则甚少见及），中国的主体民族语言汉语在中外条约中确实少见，说明满洲贵族在确立对全国统治后，“国语”地位的微妙变化，为扬满抑汉在外交领域多用“清语”“清字”。但这是次要的现象，有清一朝，就中外条约来看，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突出的“国语”意识，至少在对外关系中并不凸显。与在中原强行“剃发易服”不一样，清朝统治者视“国语骑射”为“祖制家法”，不向族群之外推广，如乾隆帝要求“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八旗子弟，务以学习国语，专精骑射为事”；嘉庆帝也称“我朝家法相传，国语骑射”。在条约的中方文本中，地区“语境”和条约与谈者的通文会话能力才是最重要的选择依据。使用满文的约章，主要是与俄国就边界事项互订，这些地区主要是东北、西北以满人、蒙古人等为主的居住区，汉人居民较少，使用汉语不多，而大多关涉边境的具体地名，这些陆域、海域、河域、湖域的惯用称谓便成了重要的语本考虑因素。中国地域辽阔，部族林立，语系繁多，涉边条约以当时当地主要民族语言文本呈现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不能认为是“国语”独大。而汉语文本所涉地区、国别不太一样，涉约国多从海道远来，交涉地多为中国的沿海口岸，居民以汉人为主，通行汉语，地名是汉语名。清代中外纷争有一个从陆疆向海疆、边地向腹心、少数民族聚居地向汉族主要居住区的蔓延，对应此趋势，综计清朝的对外约章，汉文本占据最大体量，显见得作为在中国使用最多的汉语，在多数缔约场合无疑居于“官方语言”的地位，并未受到歧视。清朝的条约语言是依交涉地区“流行语”区别而使用不同语文，条约涉及哪些地区，便以该地通用语言为凭藉。 中外约章的文本变迁更值得关注。条约产生于国际间的战争与和平，是当事主体间的法律约定；条约语本是国家的正式法律文书，是慎而重之的庙堂文件，是反复磨勘后的语言定本。即或是急迫中签订的城下之盟，因关涉国体，垂之长远，过于重大，也要劳心费力地往复谈判，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南京条约》、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战争时期的《辛丑条约》等；更何况非战争时期缔结的约章。国别差异自始便是中外约本的突出特点，其中大要是宗藩关系国与西方通商国的隔划，边境接壤国与海洋来华国的区别，“一流强国”与“二三流国”的不等。鸦片战争前后，中外（俄国例外）交涉多用汉语，这是长期以来的惯例，是宗藩关系的循旧放大，也是中国和欧美诸国都认可的语言形态。但也逐渐显现出格义不同，畛域立见，对抗频发，最终使得中外约章作准文本发生变化。西方的条约话语体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有西方学者将此演变过程称作是对中国独立国家权威和千年民族文化的“祛魅”。西方语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语文“去疆界化”，遂而形成西语无远弗届的“再疆界化”，中国语文被西方语文“校正”或“重新编码”。由此也很容易理解，是时清政府最早组织翻译的便是“万国公法”之属，西学东渐进程里国人最急迫学习的便是外国语言。“条约实国家与国家间权利义务之最大渊源”，此乃中外国势的此消彼长和“天下”居重的主次改易，是中外条约语言习惯的根底抽换和列强蛮横干涉中国的语本倒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