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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 阿吉纽西审判 泰拉麦奈斯 作者简介：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公元前406年，雅典及其盟友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海军在阿吉纽西群岛附近海面爆发海战。战役以雅典获胜告终。伯罗奔尼撒同盟损失了70余条战船（一说77条），其中斯巴达战船十损其九，统帅卡利克拉提达斯阵亡。雅典方面也是“惨胜”，共25艘船被击沉。色诺芬特意提到，除少量水手外，沉船上的大多数人在随后的风暴中溺毙。这或许是西西里远征以来雅典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可是，战后将军们不但未能获得任何奖励，反因为未能及时打捞落水船员和阵亡者遗体，遭遇审判，多名将军被处死，史称阿吉纽西审判。据说雅典人不久之后就对他们的行动感到后悔，但大错已经铸成。次年，雅典在羊河战役中惨败，舰队全军覆没，雅典大势已去。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向斯巴达投降。 由于这场审判对希腊历史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多有关注。色诺芬、柏拉图和狄奥多鲁斯都有记载，几乎是一边倒地抨击了雅典人违背法治的行为；近代学者中，多数人认为这场审判体现了暴民统治下民众的反复无常，即使立场相对中立者、甚至格罗特那样极力为民主政治辩护的人，也承认在这场审判中，民主政治违背了其一直主张的原则，致使无辜之人冤死——“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为，给那些通过决议的人，以及全体雅典人，带来深深的耻辱。卡根虽然认为审判的发生带有偶然性，是一种特殊情势造成的结果，但也觉得“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赫尔德在论及古代民主的特点时，特意长篇转述了这场审判，认为它体现了公民大会容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在政治思想学界，这个例证更经常被作为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经典例证，受到众多思想家的注意。佟德志指出，“色诺芬的记述提醒着人们，尽管民主与法治常常相伴而生，但这对孪生子却始终存在着冲突，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张力”，“民主的普遍建立没有消除民主与法治之间固有的矛盾，反而使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具备了更为重要的理论内涵”。只有麦克道维尔在用两页多的篇幅相对详细地回顾了审判过程后，提出了与前述观点相当不同的看法：“除了辩护人演讲的简短和集体判决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理由认为，在这个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不过，他的回顾忽略了一些重要史实，而且夹在有关失职案件的介绍中，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事实上，关于这场重要审判的若干关键细节，对诸多论者而言似乎并不清楚。而这些基本史实，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本次审判的评价。具体说来，将军们是否有过错？应对枉法裁判负责的，是在雅典享有主权的民众组成的公民大会，还是议事会，抑或是其他群体？直接民主与法治之间一定会存在紧张吗？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回顾和考辨，进而反思雅典城邦直接民主与法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将军的责任 在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中，将军们似乎没有任何责任。在前者笔下，将军们击败伯罗奔尼撒舰队后，将搭救落水者的任务委托给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两位富有经验的将领，并挑选47条船用于救捞。但是因为风暴，两位将领未能完成任务。在后者笔下，将军们战后忙于追击敌人，回到阿吉纽西之后，他们本欲救人，但风暴骤起，士兵们因为疲劳拒绝出海，致使绝大多数落水者丧生。所以，雅典人的愤怒和处死将军，是民主政治下暴民激情发作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看法遭到了格罗特强力反驳。他首先指出，将军们追击逃敌错过了最佳搭救时间，回来后又不马上行动，而是开会议论，选择船只，无谓地消耗了时间，导致大批落水者身亡。这是现代战争中任何将军都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其次，将军们只是把任务委托给两位三列桨战船的船长，没有任何一个将军亲自指挥，显然对救援和打捞工作不够重视。最后是所谓的风暴问题。格罗特认为，既然伯罗奔尼撒舰队能够顺利逃亡，将军们还能够在追击中顺利返回阿吉纽西，则风暴阻止救援之说非常可疑。因此，“将军们很大程度上应当为案件负责”。 但是，格罗特的观点并未被多数学者认同。卡根已经指出，格罗特怀疑风暴的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不仅战斗前夜米提莱奈大雨和雷暴大作，而且战斗结束后，阿吉纽西的局部海域的确可能存在自北向南的风暴，致使营救活动无法进行。虽然米提莱奈和开俄斯之间并无风暴，但并不意味着阿吉纽西地区的海面也是如此。“有些风暴泥于局部，几英里之内天气全然不同。”我们认为，卡根的判断更为合理，但理由略有不同。须知当时雅典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参与了阿吉纽西战役，参战者中的许多人也都在战后回到了雅典，至少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等负责营救的船只的部分水手返回了雅典。六位将军返回雅典时，同样也带回了部分船员。因此在战役后第一次审判将军的公民大会上，将军们都只是强调风暴使营救工作无法进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将军们“提供了他们同船的领航员以及许多其他人作为证人。由于这样的论证，他们几乎说服了公民大会，许多公民站起身来，希望为他们作保”。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后续的审判中，无论是转而控告将军的泰拉麦奈斯，还是那个提出了非法提案的卡利克塞努斯，更重要的是那个自称自己好不容易逃生回到雅典、要求向将军们复仇的水手，也都没有否认风暴的真实性，只是要求将军们负责。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也证明，风暴有一个逐渐加强过程，战斗结束后整个海面上都是漂浮的船只和死尸，风暴增强后，“由于损失了许多船只和水手，以至于库麦和弗凯亚沿海的地区都布满尸体和破船。”所以，风暴阻止救援，当无疑问。 虽然风暴阻止了救援行动，但不意味将军们可以免责。尽管格罗特对将军们未能在战役结束后第一时间救援被击沉船只和落水水手的批评并不公正（因为战斗开始之前，雅典的水师已经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战线拉得相当长，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侧翼包抄的需要，战线拉得更长，北边可能到达莱斯沃斯，南边因追击逃敌，整个战场可能绵延四平方英里以上；而且斯巴达人另有一支50条船的舰队正在围攻驻守米提莱奈的雅典舰队，追击敌人和更多地消灭敌人的船只，是再正常不过的处置），但将军们追击归来后的救援行动的确有令人诟病之处。考虑到雅典一方有25条船被击沉或者破损，将军们归来后理应马上投入救援。如果雅典舰队全体投入救援，至少可以搭救相当数量的落水者，从而大大减少死亡人数。然而，将军们回到阿吉纽西之后，不是马上救援，而是开会讨论，其中两位将军主张马上救援，两位将军主张追击逃敌，会议最后采纳了塔拉叙鲁斯的妥协意见：每个分舰队提供三条船只，连同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指挥的船只在内，一共47条船负责救援，其余船只前往莱斯沃斯解救被困的科农。这里体现了将军们对救援任务的粗心大意，或者说计划不周，对后来救援失败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将军们没有直接指定一两支分舰队负责救援，而是从每个将军统领的分舰队中各选取3条战船组成救援舰队。这种方式可能耗费了大量时间：将军们需要把所有船长找来，选出救援船只，再由船长召集船员们上船出航。由于刚刚经历过长期且激烈的战斗，部分水手可能正在岸上埋锅造饭。即使船长们有足够权威，能够立刻让船员们放弃即将到嘴的饭菜，但让桨手们坐上自己的位置，再把所有船只集中起来，肯定也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即使按照最快速度计算，从将军们返回阿吉纽西到组成救援船队，也需要两小时左右。对落水者而言，在冰冷的海水里泡上两三个小时，还需要不断划水以防下沉，必然早已精疲力竭，许多人可能已经虚脱。更糟糕的是，救援船队组建完毕时，海上风暴已起，一些士兵刚刚参加过战斗，借口自己疲劳和风暴过猛，不愿出海，救援成为空话。诚如格罗特所说，“在一个甚至每五分钟的耽搁都极其严重的处置中，他们却用最拖拉的方式开展工作。”加之施救与待援双方船只都散布在一个很大的海域，救援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耽搁尤其不可容忍。 其次，我们应注意到，参与救援的指挥者没有一个是当年的将军。尽管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都曾担任将军拥有相当高的威信，但毕竟不是当年任职的将军。从后来审判中发生的情况看，雅典人无疑认为，在战场上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将军们。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如果现场留下至少一到两名将军协调救援，则即使回到雅典，受到审判的也许仅仅是具体负责的将军而非参战的八名将军。将军缺席救援现场，说明他们可能没太把这项关键工作放在心上。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都说，雅典方面有25条船被击沉，色诺芬尤其提到，被击沉船只的所有水手都落水了。如果每条船的标准配置是200人，则意味着落水者达到5000人。即使色诺芬所说不确，多数水手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获救，但落水溺死者肯定不在少数。格罗特只是简单地提到每条船200人，如果据此判定25条船上的水手全部阵亡或被溺死，可能失于轻率，毕竟色诺芬提到，还是有少数人上岸。卡根估计战役结束后海面上的雅典幸存者有1000多人，可能是认为13艘战船已经沉入海底，无人幸存，但不少水手在船只沉没前肯定跳入海中逃生，因此战役结束时幸存者数量应当更大。布佐尔特认为，虽然13条船在战役中或战役结束后可能已经沉没，但仍有12条船漂浮在海面上，需要搭救的人可能在2000人左右，或许更接近事实。 两千人对雅典意味着什么？一般估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公民人口在4万—5万人。经过公元前430年以来的几次瘟疫，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伤亡，到公元前406年，雅典公民可能不过两万人或稍多。虽然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准确数据，但就在这次战役前，当雅典人听说科农被包围在米提莱奈时，决定装备110条船的救援舰队，为此，雅典不仅动员了几乎全部公民，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甚至连相当数量的骑士等级公民都被征集充当水手。也就是说，除第一等级的少数人外，包括重装步兵和骑士在内的绝大多数雅典公民都登上了船只。但人手仍然不够，为此，雅典人动员了当时所有的外侨，并且解放奴隶，授予他们公民权。将军们把所有适合上船的人全部征调，才勉强凑够了110条船的水手。也就是说，当时雅典人力资源极其短缺。由于经济紧张，雅典也不可能如盛期那样，大量雇佣盟邦水手，只能依靠本国的公民。然而，仅仅是因为将军们的疏忽，雅典白白失去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公民。在一个历经25年战争，人力和财力都非常紧张的国家，十分之一的公民因将军的失误丧命，肯定激起了公民的愤怒。对一个把城邦视为公民共同体，而且公民的重要性甚至还在城邦土地与城墙之上的国家来说，如此多的公民无辜死亡，无论客观原因如何，将军和负责打捞的船长们都应当承担责任。 最后，当士兵们以海上风浪太高为由拒绝出海时，无论是负责救援的泰拉麦奈斯等人还是将军们，都没有采取任何纪律措施，放任最后的救援机会溜走。可是，在战后对这个问题的处置程序上，将军们至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第一次给雅典人的信中，他们有意没有通报他们曾委托泰拉麦奈斯等救援落水者，等到雅典人的情绪爆发之后，才说出指定泰拉麦奈斯救援的安排。雅典人有理由怀疑，将军们这样做是为了推脱责任，加上泰拉麦奈斯等人早已精心布置，致使将军们在答辩时更加被动。 以上的分析，只是证明将军们应当对大批水手的溺亡负部分责任。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将军们应当被集体处死。后来事态的发展，与具体负责救援却未能完成任务的泰拉麦奈斯有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