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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事会提出非法提案 但凡论及这次审判者，几乎都会提到雅典人民在非法判处将军时所说的话——“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那简直是荒谬，”并把它作为雅典人民不守法治的经典例证。但是，少有人认真追寻这句话的具体背景。在阿帕图利亚节后召开的公民大会上，议员卡利克塞努斯在议事会提出了一个提案，认为前一次公民大会上已经听取了将军们的答辩，建议雅典人越过辩论程序，直接对八名将军作出判决。投票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有罪，一是无罪。如果有罪，则将军们都会被处死，并没收财产。议事会最初似乎同意了这个提议，而且将其提交给公民大会。这个动议的非法之处，首先在于它剥夺了将军们答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对八名将军不分责任轻重，作出统一判决，并且越过了法庭审判的环节。所以欧吕普托莱穆斯等人召请卡利克塞努斯前来，意欲控告此人提出了非法动议。根据雅典法律，如果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动议成立，则雅典人需要先对卡利克塞努斯进行审判。只有在卡利克塞努斯被无罪开释后，他才可以再度对将军提出起诉。“有些人欢迎这个行动，但更多的人喊道，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那简直是荒谬”。当某个名叫吕奇斯库斯的人动议，要把那些支持欧吕普托莱穆斯的人与将军们视为一伙，付诸同样的表决，并且赢得了人群的欢呼时，欧吕普托莱穆斯等人被迫撤回了动议。单纯从这个事实看，雅典人民的确违背了民主政治一贯尊崇的法治精神，不仅支持了违法提案，而且对那些企图阻止非法提案的人施以暴力威胁，致使公民大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古代作家特别是色诺芬的记载，则会发现我们在谴责雅典人民违背法治时，不仅忽视了前因后果，而且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人物，尤其是泰拉麦奈斯和卡利克塞努斯的作用。 对于议事会在审判将军中的作用，大量著作经常采取忽视态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下，议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议案一旦提交，公民大会有权对议案进行辩论和修订，有时最终通过的决议与最初的议案可能完全不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议事会相对于公民大会的独立地位。经过埃菲亚尔特改革后，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和职能大大增加。作为独立于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和一定程度上的执行机关，除作为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机构外，议事会还拥有审查官员、审查议事会成员资格、规范公民大会、接待外来使节、评估和收取盟国贡金、管理财政等职能，在“管理国家中逐渐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所有议案必须经过议事会预先讨论才能提交公民大会。未经议事会讨论的议案，不得被提交给公民大会。就本案而论，对将军们进行集体宣判的违法提议恰恰来自议事会。其次，当时议事会显然有不经公民大会同意先监禁官员的权力，尽管后者最终的命运要由公民大会决定。如果议事会认为罚款在500德拉克马以下，它自身就可以独立作出决定。如果议事会认为案情重大，则可以直接监禁官员，将他们送交法庭或公民大会审判。本案中六名将军刚回到雅典不久，埃拉斯尼戴斯以在赫勒斯滂贪污公款和将军任内失职的罪名受到阿凯戴穆斯控告，被法庭裁定罚款后遭到监禁。其他将军就救援责任问题在议事会受到审查。根据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议，将军们被议事会监禁，并打算移交公民大会审判。监禁固然在程序上没有瑕疵，但它对公民大会的心理暗示再明显不过：将军们的确在战役中存在过失。最后，在经历一次公民大会的质询之后，在阿帕图利亚节后召开的那次公民大会上，出现了卡利克塞努斯的非法动议。在经历多个回合之后，事实上最终是议事会主席团未能扛住压力，将非法动议提交给了公民大会，导致了将军被处死的悲剧。 对于将军们的非法审判，议事会固然难辞其咎，但泰拉麦奈斯等人的影响更加致命。对于泰拉麦奈斯其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很多争议。有人视其为自私自利的恶棍，有人则认为他是雅典的温和派，一直是一个爱国人士。但作为其同代人的色诺芬对他的评价，至今仍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色诺芬借克利提亚斯之口，抨击泰拉麦奈斯犹如变色龙，“他总是留意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根本不考虑荣誉或他的朋友们。”他时刻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站边，而且每次都能站在胜利者一边，因此从公元前411年到公元前404年七年多的时间里，除公元前406—前405年以及次年外，他几乎每年当选将军。公元前404年，也是他负责与斯巴达和谈。和谈期间，他故意在斯巴达军营耽搁三个多月，据说其意图是让雅典人更深地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痛苦，这样，无论他签订什么条约，雅典人都会答应。斯巴达占领雅典后，他加入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因在形势不利时企图转向，被克利提亚斯非法处死。公元前406年，正是他及其代理人卡利克塞努斯等的煽动，才导致了对将军们的非法审判。 对于泰拉麦奈斯在阿吉纽西审判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格罗特认为，泰拉麦奈斯的确控告了将军们，但那是因为将军们将责任推给了他。色诺芬明确指出在最关键的阿帕图利亚节之后的那次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让人冒充溺亡者亲属，黑衣髡首，故意在会上制造哀伤和仇恨气氛，并且收买卡利克塞努斯提出非法提案。对此，格罗特坚决否认，理由有二：第一，真正的亲属会识别出那些冒充者，所以找人冒充亲属有风险；第二，若泰拉麦奈斯行此下策，则他在事件过后理应遭遇审判，但我们从未听说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更倾向于认为，是亡者亲属感情的爆发，造成了复仇式的审判。卡根与安德鲁斯采取了与格罗特大致相同的立场：首先，阵亡者真正的亲属会马上认出冒充者；其次，在民意随时会变化的时刻，使用如此拙劣的伎俩太过冒险，雅典人随时会把怒气转向泰拉麦奈斯本人，因为具体负责救援的正是他；最后，狄奥多鲁斯明确说那些穿黑衣者都是阵亡者亲属，而对泰拉麦奈斯没有好感的吕西亚斯，在演说中却根本没有提到泰拉麦奈斯找人冒充亡者亲属的事情。所以，致将军们于死地的，“并非哪个人或哪个小团体的精心谋划，相反，这一系列事件造就了某种特别的情势，群情激愤之际，必须有人得到处分；剩下的唯一问题只是究竟处分谁。” 可是，事情恐怕不像格罗特和卡根说的那么简单。首先，所有的学者都不否认色诺芬有关将军们把打捞落水者的任务委托给了泰拉麦奈斯等人的记载。、泰拉麦奈斯本人后来也坦承，他的确接受了任务，只是因为风暴过大未能完成任务。将军们确实没有对救援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按照泰拉麦奈斯的自私性格以及作为雅典资深政治家的阅历，他知道救援失败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狄奥多鲁斯说，在获悉落水者以及阵亡者尸体未能被打捞后，“民众立刻把愤怒撒向泰拉麦奈斯及其同伙，但在他们作了辩护后，民众的怒火又转向了将军们。于是人民通知将军们受审，并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科农——人民认为他并无责任，同时命令其他人尽快回雅典报到”。色诺芬所谓 “国内的人们罢黜了上述将军们，只有科农例外”，应与此是同一件事情。对于泰拉麦奈斯在这次公民大会上自我辩护的内容，狄奥多鲁斯并未提供，但泰拉麦奈斯很可能将未能救援的责任推给了将军们，否则民众的怒火不会转向将军。也就是说，民众最初认为，泰拉麦奈斯等人应当对水手的溺亡负责。然而，泰拉麦奈斯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又长期担任将军，是非常有影响的人，“是能干的演说家，拥有许多朋友”。、我们还需要注意，当泰拉麦奈斯等人返回雅典时，将军们仍在萨摩斯，所以当他在公民大会上指责将军们时，在场的很可能是那些和他一起负责打捞水手的人以及溺亡者的亲属。为推卸责任，他们也乐于看到将军们承担责任。将军们的第二封信可能也是在得悉雅典的情况后发出的。他们向雅典人解释，战后他们委托泰拉麦奈斯等负责打捞落水者。然而，此举可能进一步激化了泰拉麦奈斯对将军们的敌意——“但正是这件事情成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把泰拉麦奈斯等变成了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可能在他们的煽动之下，将军们被罢黜，而且面临雅典人的弹劾和愤怒。“城邦确定我（即泰拉麦奈斯）的说法是合理的，而将军们显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虽然他们说搭救这些人是可能的，但他们终归航行离开，让那些人死去。”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八名将军中的阿利斯托盖奈斯和普罗托马库斯选择流亡，但其他六位将军：小伯里克利、狄奥麦东、吕西亚斯、阿利斯托克拉泰斯、塔拉叙鲁斯和埃拉斯尼戴斯回到了雅典。 虽然泰拉麦奈斯巧舌如簧，将雅典人的愤怒引向将军们，但将军们最初的处境并没有那么糟糕。六人中只有埃拉斯尼戴斯被控告，罪名不是在救援中失职，而是在赫勒斯滂期间贪污公款和将军任内渎职。经法庭审判后，他被判处监禁和罚款。接着将军们就战役和救援问题在议事会作证，作证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议事会可能认为将军们应当负责，因此根据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议，其他五名将军也被监禁，并打算移交给公民大会。此时议事会的做法也无可疑之处，毕竟那只是议事会的动议，结论应由公民大会决定。在随后的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及其同伙再度指责将军们，要求他们就战役中的行动作出说明。将军们的态度仍然诚恳。他们认为，如果有人应为救援失败负责，那应当是泰拉麦奈斯，因为受命救援的就是他，但他们同时宣称，无意控告泰拉麦奈斯，因为风暴是造成惨祸的根本原因，并提供了大量证人。许多人被说服，另有许多人希望为将军们担保。如果事情照此发展，将军们很可能被无罪开释。然而遗憾的是，当天天色已晚，无法表决。于是公民大会宣布散会，委托议事会起草决议，以供下次公民大会表决。有人怀疑，可能是泰拉麦奈斯的党徒们借口天色已黑，阻止了会议的表决。对此我们缺乏证据，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马上表决，则将军们将被开释，如果将来追究责任，泰拉麦奈斯等人势必首当其冲。那是他们绝对不愿看到的结果。下一次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等人的活动，暗示了这种推断的合理性。如芬利指出的，类似雅典那样数千公民的露天集会，出席者的情绪有时会发生戏剧性变化。对将军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议事会监禁，无法动员己方力量，而泰拉麦奈斯显然利用随后的阿帕图利亚节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节日里，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安排了大批人员身穿丧服，剃光头发，出席公民大会，假冒亡者亲属。” 如前所述，卡根和格罗特对此表示保留，认为在雅典社会中，这样的伪装，肯定会立刻被真正的死者亲属认出。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虽然雅典城邦符合芬利所说的“面对面”社会特征，特别是公元前451年公民权法案后，雅典男性只能在雅典人中选择妻子，强化了雅典人作为一个血缘群体的意识，但阿吉纽西战役中雅典阵亡者人数众多，部分军队又仍驻扎在萨摩斯未归，当时或许并无完整的死亡者名单，所有雅典人也未必都相互认识。 雅典城邦相对较大，此时公民人数当在两万人左右，同一部落之间的成员因经常在一起集会和战斗，也许相互熟悉，但不同部落之间的公民未必如此，否则公元前415年雅典发生的赫尔墨斯渎神案以及埃琉西斯秘仪渎神案不至于引发雅典人猎巫般的追索。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政变能够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雅典人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熟悉。据修昔底德记载，当寡头们采取行动推翻民主政治时，民众不敢行动，“因为城市的规模和相互之间不了解，他们没法弄清状况。由于同样的原因，所有被攻击的人也都不敢向他人倾诉冤屈，为自己复仇，因为他或许会发现，他可以谈话的人要么是个陌生人，即使熟悉，也不可靠。民众相互猜疑，好像所有人都参与了阴谋似的。”公元前4世纪的法庭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会向陪审员详细介绍诉讼人自己及其家庭，并竭力诋毁对手。如果在一个人人相互熟悉的社会，这样的诋毁意义不大，甚至会被熟悉情况的人抨击为说谎。 事实上，在当时的会场上，无论是议事会还是其他发言人，也从无人对那些身穿丧服者的身份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把芬利关于每次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不一致，而成分构成上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会议表决结果的判断应用到公元前406年，则会发现，由于大多数雅典人、尤其是第四等级的公民，仍作为水手在爱琴海上作战，第一等级公民并未被征调，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留在雅典的第一等级公民外，最多的可能就是溺亡者的家属、泰拉麦奈斯组织起来的那些伪装者，以及负责救援的水手们。我们无法判断他们在公民大会中各自的比重，但可以相信，由于泰拉麦奈斯的刻意组织，他们的总人数绝不在少数。将军们已经成为被告，处境相当被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