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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精英对雅典民主政治固有弱点的利用 上文讨论已经揭示出这次审判某些方面的特殊性：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力紧缺、将军们的错误、阿帕图利亚节的氛围、泰拉麦奈斯的煽动以及公民大会成分的变化，都对这次审判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根据此次判决，认定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说，成为了暴民政治？或者如佟德志等政治学家所认为的，民主与法治之间形成了紧张？ 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先后列举了雅典历史上多达11次的政治变革。抛开神话传说中的两次，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希波战争后战神山议事会的崛起，以及公元前411年政变和公元前404/403年的三十僭主，以及民主政治的两次恢复外，真正由民主派发起改革的仅有梭伦、克里斯提尼和阿利斯提德到埃菲亚尔特的三次。而且这三次之中，梭伦一般既不被视为民主派，也不被认为是寡头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力图保护双方利益、调处平民与贵族冲突的中间派。这样看来，在亚里士多德列举的雅典国家11次重要的政制变革中，由民主派主动发起的不过两次，即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创立民主政治和公元前462年埃菲亚尔特改革。前一次创立了古典雅典基本的民主制度，后一次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主要权力，通常被视为雅典迈向激进民主时代的转折点。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复后，直到公元前322年民主政治被马其顿的安提帕特废除，亚里士多德认为其间雅典政治无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看来，在近200年的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主派相当注意维护国家基本政制的稳定性，力图在法治范围内行事，倒是寡头派两次利用民主政治的错误，借助外力支持和恐怖手段，主动发起政变。但是三十僭主的统治过于臭名昭著，所以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无人再提起回到寡头政治。 在日常生活中，民主政治也相当遵守法制。诉诸非法手段的，经常是上层精英。公元前508年，由于克里斯提尼与民众结合到一起在政治中占据优势，导致伊萨戈拉斯请求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出兵雅典，指名流放了包括阿尔克麦翁家族在内的700户雅典人，并企图解散议事会。后来雅典人民暴动，驱逐了斯巴达人，迎回了克里斯提尼等，实现了民主变革。公元前5世纪80年代以陶片放逐法的引入为标志，到公元前462年埃菲亚尔特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即奥斯瓦尔德所谓的人民主权确立过程中，民主派都是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通过合法手段实现变革。公元前462年的改革中，首先使用暴力的是反对派，他们暗杀了埃菲亚尔特。公元前411年的政变中，是皮山戴和弗吕尼库斯等人用阴谋、欺骗和暗杀等恐怖手段，迫使人民同意变更民主政体，实现了四百人政体的寡头统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四百人继续实行屠杀和恐怖政策。如欧吕普托莱穆斯所述，甚至在四百人垮台后，他们中的某些人——如阿利斯塔库斯，不但参与过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而且把奥伊诺伊要塞出卖给了敌人，但雅典人仍然给予他们单独受审机会和一天的自我辩护时间。至于在斯巴达人帮助下建立的三十僭主，也是首先通过暗杀民主派领袖克莱奥丰等人登上权力宝座，并且对公民和富裕的外侨举起屠刀。倒是民主派重夺雅典之后，实行大赦，甚至放弃对自己损失的财产以及受到的伤害的追诉，随后完成对法典的修订，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一直恪守法治。 因此总体上说，在雅典政治中主动破坏法制，或者诉诸暴力的，往往不是民主派的大众，而是上层精英。不管是在阿吉纽西战役之前，还是在那之后，雅典民主政治大体上尊重法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虽不乏紧张时期，但总体上是协调的。那么，在阿吉纽西审判中，导致法治全面失守的，到底是雅典的大众，还是所谓的精英？ 如果追责的话，这次法治的失守，仍然源自雅典的所谓精英们，尤其是泰拉麦奈斯及其党徒。为了逃脱责任，泰拉麦奈斯不顾将军们无意指控他的现实，首先组织自己的支持者前往公民大会会场，使得溺亡水手家属和泰拉麦奈斯的党徒占了优势，因此，当时的公民大会，与平时公民自发出席的会议有所不同。接着，他收买卡利克塞努斯在议事会提出了非法动议，启动了整个非法审判程序的开关。作为雅典第三等级以上公民——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是雅典精英阶级的一部分——组成的议事会未能成功阻击卡利克塞努斯，非法议案被提交给了公民大会。那些总是谴责雅典公民大会是暴民集会的学者忘记了这个基本前提：没有预先经过议事会讨论的提案，公民大会不得讨论。这次违法提案的发起人恰恰来自议事会，而对违法提案作出反击的是公民大会。欧吕普托莱穆斯的第一次反击，是指出卡利克塞努斯的动议本身非法，并希望就此提起违法提案诉讼。一旦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动议被公民大会通过，则卡利克塞努斯本人可能会被送上法庭。这样，即使卡利克塞努斯的动议在法庭诉讼中获得胜利，对将军们的审判也需要等到若干天之后再举行的公民大会上才会得到讨论，而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气氛中，很有可能发生有利于将军们的变化。然而那天公民大会会场的出席者挽救了卡利克塞努斯。会场上有众多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他们和吕奇斯库斯一道击败了公民大会以法治手段解决问题的第一次努力。之后议事会主席团走上前台，可能是在欧吕普托莱穆斯演说的启发下，他们认识到卡利克塞努斯提案的非法性，因而拒绝把这份非法提案提交给公民大会表决。但他们的反对，再次被卡利克塞努斯联合公民大会中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的非法行动击败：他们威胁把主席团成员送上法庭，迫使主席团同意把提案付诸表决。 由此看来，之前卡利克塞努斯与欧吕普托莱穆斯的交锋，虽然发生在公民大会上，但因为提案本身遭遇非议，并未马上被提交到公民大会表决，而很可能被返回到议事会。雅典人民的所谓欢呼，或许是那些聚集在议事会议员附近的公众。考虑到泰拉麦奈斯特意组织了部分人去参加会议，这些挤到议事会议员身边的人，很可能也是他的党徒。如果这样的推测合理，则色诺芬笔下喊出了雅典人民可以为所欲为口号的人，并非普通的公民大会出席者，而仅是泰拉麦奈斯的党羽。正式的公民大会，或许只是在议事会主席团将决议提交给公民大会之后，才真正开始。 即使如此，在法治轨道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并没有完全失去，顽强的欧吕普托莱穆斯第二次提出修正意见：按照坎诺努斯法令审判将军。虽然该法令以严厉著称，但会给将军们答辩和分别审判的机会，从而避免卡利克塞努斯提案中一票决定所有将军命运的非法提议。公民大会最初表决支持了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动议。这再一次表明，色诺芬此前所说的那些高呼口号的人，并非公民大会的全体公民，而是那些聚集在议员或主席团成员身边的部分雅典人——或许主要是泰拉麦奈斯的党徒们，因此，在公民大会表决议案时，多数公民仍然认为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意见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公民大会再次表现出了理性和以法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倾向。然而麦奈克莱斯的干预让公民大会的第一次表决归于无效。对麦奈克莱斯的干预，公民大会反常地没有像前两次那样表示反对。这里有两种可能：当天公民大会的出席者中有相当部分是溺亡水手的亲属和泰拉麦奈斯的党徒。他们不希望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法治主张取得胜利，因而采取被动接受的态度。另一种可能是，历经公民大会、议事会的多次辩论和反复，出席者早已筋疲力尽，希望尽快结束会议。而卡利克塞努斯和麦奈克莱斯等人的强势，似乎有不把将军们处死决不罢休的架势。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泰拉麦奈斯一派的人采取了绥靖态度。这样，所谓的第二次表决，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提案几乎成了摆设，卡利克塞努斯提出的那个由议事会提交的非法提案，成为事实上的唯一选项，并且不出意外地被通过了。在后来有关有罪无罪的投票中，如泰拉麦奈斯等所愿，有罪的票数占了多数。所以，如果详尽追溯这次审判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406年的这场审判中，雅典的民主机构，特别是公民大会，表达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期望。但这样的前景显然不是泰拉麦奈斯等人愿意看到的。他们无耻地利用了将军们的失误和溺亡者亲属们的愤怒，通过非法手段，裹挟公民大会进行了一次非法表决，制造了雅典民主政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如果有人应当对这场错误的审判负责，首要责任人应当是泰拉麦奈斯。从这个角度看，克利提亚斯称泰拉麦奈斯“反复无常”，倒是符合事实：“你们记得，正是这个泰拉麦奈斯，虽然受将军们之命搭救那些在莱斯沃斯岛外的战斗中船只被打坏的雅典人，却未能履行责任，然而正是他控告将军们，并且造成了他们的死亡，以便他可以自己逃得性命。”所以，阿吉纽西审判表现出来的，不是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而是所谓精英们对公民会议的非法操控。 结论 以上对有关史实的梳理表明，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有三方面因素。其一，特殊的审判背景：在以公民为基础的城邦制度下，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力消耗，使人们对人力的非战斗损失极其敏感，将军们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极易引起公众的集体愤怒。其二，泰拉麦奈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动用非法手段，利用溺亡者亲属们的愤怒，多次突破了民主政治设置的法治壁垒。其三，雅典民主政治的固有弱点，给泰拉麦奈斯等人提供了操纵民意、破坏法治的机会。 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种城邦的直接参与性民主，具有几乎所有希腊城邦共同的弱点。作为国家最重要象征之一的暴力强制手段分散在所有公民之中，并未集中于政府。城邦政治的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公民的支持以及对法制的敬畏。一旦世家大族决心行动，并且拥有足够的支持者，在没有强有力反对者的情况下，公民群体很难与之对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列举的大量城邦政制变革，不管是发生在民主制还是寡头制或君主制的城邦，很多都与强势的个人有关。古风时代希腊城邦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少数人行动坚决，就可以夺取政权。古典时代城邦权威有所增强，但仍难以完全防止精英集团蓄谋已久的攻击。修昔底德借底比斯人之口宣称，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时，那时底比斯之所以投靠波斯，是因为城邦政体既非正常的寡头政治，更非民主政治，而是“统治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与法律和明智的统治背道而驰，而与僭主政体相近。这些人……强力压制民众，将波斯人引入城内。”斯巴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由于阿盖西劳斯的强势，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有过两次臭名昭著的审判，其违法程度，甚至远甚于雅典的这次审判，后果之严重，也几乎可以与阿吉纽西审判相提并论。 雅典民主政治一方面利用民众的力量，一方面依靠陶片放逐法，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制约了精英们之间的争斗和操纵，保持着城邦政治的稳定。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城邦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战争，雅典内部多个层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导致城邦制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控制精英们的制度藩篱，在阿吉纽西审判中被多次突破。此后，精英们还有过多次非法行动，并且在公元前404年推翻了民主政治。然而，企图取代民主政治的雅典寡头们的统治记录太过恶劣，而自内战中复兴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世纪赋予法治更大的权威，并对精英们施加更严厉的控制。在此期间，多名将军和政治家遭遇严厉审判和制裁。由于精英们基本认同民主政治，雅典得以在希腊世界普遍动荡的局面下，保持了近80年的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