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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鲁塔克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旨在探究和效仿历史人物的德性。他广泛搜求史料并加以辨析，冀图通过历史的真实情况反映人物的真实德性，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一致进行“求真”的一面；当史实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冲突的时候，他就坚持德性、放弃史实，甚至系统地改编史料来适应德性，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冲突而“失真”的一面。《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既有“求真”也有“失真”，共同服务于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标，这是普鲁塔克传记写作方法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普鲁塔克 《希腊罗马名人传》 求真 德性 致用 作者简介：孙文栋，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120年）是生活在罗马元首制时代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传记家。他出身于希腊半岛中部城市喀罗尼亚的地方贵族家庭，青年时在雅典柏拉图学园接受教育，成年后投身政坛，多次前往罗马办理公务并讲学，与罗马权贵建立起密切关系，同时接触到许多罗马历史和文化，为日后撰写罗马人物传记奠定基础。普鲁塔克晚年在德尔斐担任神庙祭司，专心著述，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大部分写成于这一时期。 《名人传》是传世的普鲁塔克传记作品总称，可以分为“单篇传记”、“帝王传记”和“对比传记”三部分，记述了从传说中雅典城的建立者忒修斯到殒命于公元69年的罗马皇帝加尔巴等五十位历史人物的生平，跨越古代地中海世界一千余年的历史，所记诸多史事为其他文献所无，弥足珍贵。但是近代学者对《名人传》的真实性颇有争议:19世纪以来多数西方史学家认为《名人传》没有在史料批判基础上如实反映真实历史，如尼布尔（B. G. Niebuhr）说普鲁塔克传记的道德目标过于明显，对史料既不批判也不辨析；迈耶（Eduard Meyer）提出普鲁塔克传记是用二手史料拼凑而成的；戈姆（A. W. Gomme）也认为普鲁塔克缺乏史料批判能力，无法为历史事件建立正确的年代顺序，无从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名人传》作为史书价值有限。20世纪中期部分学者转而肯定普鲁塔克的史料批判能力，如特安德（Carl Theander）提出普鲁塔克传记中大量使用了文物铭文等一手史料，在使用文献史料时也注意加以分析、辨别和求证；汉密尔顿（J. R. Hamilton）认为普鲁塔克能够辨别并尽量利用一手材料，并且会对互相矛盾的史料加以分析辨别。20世纪晚期又有部分学者提出《名人传》具有部分真实性，如福斯特（Frank J. Frost）认为普鲁塔克的首要目标是德性，只有符合其德性目标的史实才被写进传记；佩林（C. B. R. Pelling）也认为普鲁塔克传记具有真实性与道德性两个原则，在史料符合他德性判断的时候会表现出过人的史料批判能力。 本文认为，从《名人传》文本来看，普鲁塔克在传记写作中既有德性追求，也有史实追求；当史实与德性一致时，普鲁塔克能够探求历史的真实情况，表现出“求真”的一面，当史实与德性冲突时，普鲁塔克就保留德性、放弃史实，表现出“失真”的一面；“求真”和“失真”在《名人传》中同时存在，统一服务于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标，这是普鲁塔克传记写作方法的重要特点。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 普鲁塔克是道德哲学家，他研究和追求的对象是“德性”，这一目标贯穿于普鲁塔克传记写作的始终。作为柏拉图学园的成员，普鲁塔克在《名人传》里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伯里克利—费边传》的序言就直言人类心灵不应无所事事，而应追求那些“凭借本身的魅力将我们的心灵引向完善境界的事物”，这些事物就是“节制”、“正义”和“睿智”，也就是“德性”。人们不仅应当追求德性，还要注意追求德性的方法:德谟克利特认为追求德性应当祈祷，祈求那些代表德性的“吉祥如意而非邪恶乖张的精灵”能够从天而降与人结合，普鲁塔克批评他“把一种不真实的学说引入哲学”，把人引入迷信的歧途；他本人追求德性的方式是:“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努力与其中所描述的德性相一致，使我得以重塑和装点自己的人生……我从灵魂深处珍惜这些对最崇高、最可贵的性格的记录，随着对历史的研究和在写作过程中对它的熟悉，使我得以驱散和远离那些不得不与之相遇而可能会侵害我的卑贱、妒忌或者无知的暗示，使我保持平静沉着，把我的思想从他们那里转移到我那些最为杰出的榜样身上。”普鲁塔克认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具有崇高的德性，这些德性反映在他们的言行事迹之中，而这些言行事迹又被保存在各种历史材料里面，研究这些史料可以了解这些事迹，进而发现并效仿其中所蕴含的德性。 普鲁塔克由此决定“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历史、写作传记的方式来研究和追求德性。他认识到史料对于研究历史的根本作用，多次强调由于史料缺失，很多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已经不可考究，因此非常重视史料搜集工作，感慨说历史作家最好居住在一座拥有大图书馆且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里，以便于搜集各种文献和口传史料。虽然身居故乡小城，条件有限，普鲁塔克还是力所能及地广泛搜求材料，且经常注明出处。以来源论，《名人传》所使用的史料可以分为文献史料、文物碑铭史料和口传史料三类。文献史料的取材范围包括一百四十余位古代希腊作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埃弗鲁斯、泰奥庞浦斯、波利比乌斯等）、四十余位古代罗马作家（狄奥尼修、李维等）的著作，展现出作者的博学多识。文物碑铭史料包括普鲁塔克求学和游历海外时期搜集到的大量文物碑铭，比如他故乡喀罗尼亚附近亚历山大和苏拉的遗迹铭文，雅典城中梭伦、地米斯托克利、西蒙、尼西阿斯、福西翁等人的遗物铭文，萨拉米斯、普拉蒂亚、色雷斯等地古战场的各种铭文刻字，罗马以及意大利各地的历史遗迹等。这些坚实的史料证据，都被普鲁塔克记录下来写进《名人传》，使他的传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普鲁塔克还非常重视口传史料，他的曾祖父尼卡克斯曾经亲历公元前31年的罗马内战，曾祖父的朋友斐洛塔斯曾在埃及近距离观察过安东尼，他们都给普鲁塔克讲述了亲身经历；普鲁塔克还搜集了家乡和罗马的许多传说轶事，并把这些口述史料写进《名人传》，留下了宝贵的一手材料。 普鲁塔克利用这些丰富的史料写作传记时注意到，各种史料对历史事件的记叙往往互相龃龉、差别很大，对了解历史真相造成很大困难。他在《伯利克里传》第13节中感慨说：“叙述历史，要掌握好事实很不易，因为，如果是后来人，时间对认清事实是个障碍；而如果是叙述同时代人的事迹和生平，那么，或者由于怀恨，或者由于逢迎，又会对事实加以损害和歪曲。”这表现出高度的求真意识。为了从互相矛盾、纷乱芜杂的史料中确定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而反映传主的真实德性，普鲁塔克发展出一套较为合理的史料批判方法，体现出他传记写作中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结合、能够依据史料探求历史真实情况的“求真”一面。《名人传》的“求真”有两种表现:一是史实判断与德性判断相一致，真实的历史记述反映的人物德性是真实的，虚假的历史记述反映的人物德性是虚假的；二是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分离，但不冲突，人物德性的真假不妨害历史记述的真假。 首先是史实与德性互相统一的情况。普鲁塔克的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密不可分，在两者互相一致的情况下，普鲁塔克能够立足史料，追求历史真相，表现为:当某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人物德性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一致的时候，它所依据的史料同时被判断为真实可信，可以肯定这一史实是真的。例如，在《努马传》第1节中，对于“努马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密友”这一记述，存在很多否定的意见。有人说努马是自学成才或另有导师，还有人以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年表为证说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生活的年代比努马晚五代人，努马认识的是另外一位毕达哥拉斯。普鲁塔克同时从德性和史料两方面论证这一史实:就德性而言，努马与毕达哥拉斯同样使用宗教迷信来软化、驯服人们的狂热激情，努马禁止偶像崇拜的法令也与毕达哥拉斯哲学相一致，两人德性相似；就史料而言，其一，奥林比亚竞技会年表出现的年代很晚，所记述的早期历史不足为凭，其二，毕达哥拉斯派的喜剧诗人埃皮卡摩斯记录说毕达哥拉斯是罗马公民，其三，努马的一个儿子与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儿子同名，其四，根据口述传说，罗马人曾经在广场中树立毕达哥拉斯的雕像，足以证明毕达哥拉斯与努马有关联。普鲁塔克在这段分析中立足德性，肯定努马与毕达哥拉斯之间德性一致，同时立足史料，批驳反对者证据不足，在德性和史实两个方面同时肯定“努马是毕达哥拉斯密友”这一记述是真实的，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的统一。 普鲁塔克的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相一致还表现在，当某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人物德性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冲突的时候，它所依据的史料同时被判断为虚假不实。以亚历山大东征途中会见亚马逊女王的典故（《亚历山大传》第46节）为例。普鲁塔克提出有五位作家（克莱伊塔克、波利克莱图、奥涅克里图斯、安提戈涅和伊斯特）认为这一事件真实发生过，也有九位作家（阿里斯多布鲁、王家司仪查勒斯、托勒密、安提克利特、忒拜人斐洛，忒安哥拉人腓力，厄立特里亚人赫卡泰乌斯、哈尔基斯人腓力，以及萨摩斯人杜里斯）认为它是虚构的。两种意见各有多位作家支持。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亚历山大本人的信件（完全没有提及这一事件）和亲身跟随亚历山大东征的将领吕西马克斯的口证（“当时我在哪呢？”）作为决定性的材料，证明整个事件子虚乌有，某些作家的记叙是错误的。普鲁塔克之前提及亚历山大大帝具有热爱荣誉、不好女色的德性（第4节），“亚历山大约会亚马逊女王”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不相融贯，难以立足。这一典故在德性和史实两方面都被证明是虚假的，在“求真”上具有一致性。虽然后世学者对普鲁塔克所用亚历山大书信的真伪存在争议，但是在重视一手史料的价值这一点上普鲁塔克并无过失。当代研究证明，亚历山大与亚马逊女王相会的故事表明了希腊人把亚历山大事迹融入希腊文化传统中去的一种倾向，是马其顿与希腊历史文化结合过程中出现的传说要素融合，故事本身不足为信。 普鲁塔克写作传记时对史料批判方法有所自觉，《吕库古传》第1节说:“尽管这些年代的史实是如此混乱与纠缠不清，我在叙述时尽量依照那些最少自相矛盾的作者，或者是那些为了撰写吕库古的事迹而掌握了最值得注意的证据的作者。”他重视一手史料的价值，注意分析二手史料的内容，掌握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史料辨析方法，《名人传》在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互相一致，史实与德性或者同时为真、或者同时为假的情况下，能够使用这些方法对史料加以分析和批判，表现出传记作家具有追求历史真实情况的意愿和能力。 其次是德性与史实互不矛盾的情况。普鲁塔克博学多识，他的传记表现出多样化特征。《名人传》中的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并不总是密切一致，也会互相分离，在不明显脱离史料的前提下，两者并不直接矛盾，而是分别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也是一种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 某些史实所依据的史料互相冲突，仅凭史料批判难以辨别，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会从德性层面进行“推理”，判断史事的真假。以地米斯托克利的老师为例:史学家斯特辛布罗记录说地米斯托克利是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以及物理学家麦里梭的弟子，但也有人说地米斯托克利的老师是弗瑞阿里亚人姆涅西菲洛斯，这个人“既不是位雄辩家，也不是所谓的自然哲学家，而是当时被称为诡辩术或‘智慧’的修炼者，只不过是政治上稍为机敏，加之在实践当中比较精明而已”。普鲁塔克从德性角度判断两种说法的真假:他认为地氏的性格特点是狡猾机智、雄心勃勃，自幼就对培养德性漠不关心，只凭自己的机智达到目的；以此看来地氏不大可能跟随追求智慧与德性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学习，跟随狡猾精明的智术师姆涅西菲洛斯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普鲁塔克判断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在同时存在两种互相矛盾史料，仅凭史料批判无法辨明的情况下，普鲁塔克以德性认识为依据判断其中一种史料记述的史实为真，另一种史料为假，也可以视为“求真”。 有些史事无关德性，普鲁塔克出于兴趣把他们写进传记，使《名人传》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比如罗马城的起源，普鲁塔克在《罗慕洛传》里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佩拉斯基亚人建立罗马说，特洛伊人建立罗马说，拉丁人建立罗马说以及罗慕洛建立罗马说；关于罗慕洛的出身，普鲁塔克又记录了五种说法，把罗马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部梳理一遍。后世学者认为罗马起源传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到元首制时代才基本定型，其中的历史真相已经难以考究。罗马起源传说并不涉及德性问题，但是普鲁塔克对它感到兴趣而详加记述；他没有能力在诸多传说版本中发掘真相，但也没有把官方版本奉为圭臬，而是并存多说，把多种说法一并记录下来交代给读者，表明在不涉及德性的历史问题上，普鲁塔克也能坚持“求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