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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鲁塔克的德性思想十分复杂。如上所述，他在《阿米利乌斯—梯莫勒昂传》序言中认为德性存在于历史之中，认识德性需要研究历史；但是在哲学散文《论道德德性》中却又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德性可以整个地独立于物质，完全不与它混合，然而依然存在，这是可能的，我认为这非常明显”，表达出一种德性独立并凌驾于历史的观点，致使他的德性追求超出史料和史实的范围。普鲁塔克在《忒修斯—罗慕洛传》的开头用修辞化的语言把写作传记比作绘制地图:由于缺乏信息，地图边缘以外的部分往往被地图作家想象为沙漠沼泽、冰山瀚海，同样，那些“推理所能及和确实有史可稽的时代”之前的历史情况，人们无从得知，“那里是诗人和传奇作家活跃的领地，虚无缥缈、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忒修斯和罗慕洛就是属于这些时代的传说人物，普鲁塔克明知他们的生平故事荒诞不经，但因为两人都是“集健壮的体魄与超人的智慧于一身的人物”，具备强烈的德性特征，依然决定写作他们的传记。普鲁塔克自言“希望能够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情理，具有历史的容貌”，有些故事过于荒谬，就只能请求读者原谅，表明他此时尚未忘记“求真”原则，但已经把德性追求与史实追求对立起来，并把德性追求凌驾于史实追求之上。 德性凌驾史实的原则在《亚历山大—恺撒传》序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鲁塔克说：“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那些最为伟大光辉的事迹并不总是能够彰显美德或者邪恶，相反，相较于血流漂杵的激战，阵势壮观的大军和围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句话或者一个玩笑，更加能够深刻地揭示性格。”传记只关注那些能够彰显人物德性的言行事迹，不会巨细靡遗地记述所有历史细节，所以作者“格外关注那些人类灵魂的征象”，而把“那些伟大的争斗留给他人去描述”。相较于史实，德性才是《名人传》的根本目标，这一原则体现在史料选择的标准上:普鲁塔克自言不会“单纯地堆砌一些没有研究价值的素材”，而是“采用那些有助于了解人物性格和气质的资料”。德性原则也体现在传记写作方法上:普鲁塔克把写作传记比作画像，“对那些优异杰出的地方完满精确地追随事实”，对于那些“偶尔出现的错误和缺陷”，则“不会过于热衷而多余地去描绘他们”。普鲁塔克的以上纲领性陈述清楚表明，他在处理史料、记叙历史的时候是以德性认识为前提的。如果史实能够反映德性，他就“完满精确地追随事实”，如果史实不能反映德性甚至与德性相冲突，普鲁塔克就会对史实弃之不顾。普鲁塔克把德性追求置于史实追求之上，以德性为标准取舍史料、剪裁史实，表现出他传记中“失真”的一面。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名人传》中的“失真”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德性背离史实，二是依据德性改编史料。 首先看德性背离事实的情况。当普鲁塔克本人的德性判断与依据史料做出的史实判断互相冲突的时候，普鲁塔克倾向于坚持德性、否定史实。比如《梭伦传》第27节写到梭伦教诲吕底亚国王克罗索斯幸运无常、应当保持理性的故事，普鲁塔克评价说:“有人企图根据年代纪来证明它是虚构的。但是既然一个故事这样著名，这样确凿有据，尤其是这样和梭伦的品格相符，这样和他的雅量和智慧相称，我就不能因遵守任何年代纪的条规，主张把它否认。”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具有“智慧和公正”的德性，他与克罗索斯会面的故事完美体现了这种德性，虽然史料已经指明这个故事真实性不足，普鲁塔克还是主张承认它是真实的。史实判断为假，德性判断却为真，普鲁塔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德性判断，认定梭伦会见克罗索斯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德性背离史实还表现在，一些史实根据史料可以判断为真，但是普鲁塔克从德性出发判断其为假。比如《吕库古传》第28节提到，亚里士多德记录说吕库古建立“秘密勤务”制度（Krupteia），有组织地屠杀希洛人；柏拉图也评价吕库古的立法只能培育武勇，不能养成德性；普鲁塔克自己也承认斯巴达人残酷对待希洛人。但是在普鲁塔克看来，吕库古和努马一样都是“受神宠爱之人”，具有“节制平和”的德性，不可能设立这样一种残忍暴虐的制度，因此说“我根据吕库古在其它方面表现出来的慈祥和正义的性格分析，实在不能将‘克鲁普特亚’这个如此令人痛恨的措施加诸在他的身上。”他进一步解释说，斯巴达国中的希洛人在公元前464年的大地震中烧杀抢掠，斯巴达人从此才开始虐待希洛人，以此为斯巴达人开脱，试图证明吕库古建立秘密勤务制度的史事是虚假的。在有多种史料证明秘密勤务制度真实存在的情况下，普鲁塔克从对吕库古的德性认识出发否定这一史实的真实性，从而导致德性判断背离史实判断。 再看依据德性改编史料的情况。普鲁塔克不仅依据德性否定史料和史实，还依据德性改编史料、虚构史实，以求达到宣扬德性的目标。普鲁塔克改编史料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虚构。普鲁塔克有时会在传记中增添一些于史无凭的细节，以突出传记人物的德性特征，这在传记人物的童年部分最为典型。传主的童年是传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相关信息在历史文献中却不一定存在，这一点在罗马早期人物的传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此普鲁塔克不得不进行虚构。比如《阿米利乌斯传》的主要史料来自李维和波利比乌斯，两人都没有述及阿米利乌斯的早年生活，普鲁塔克无从知晓传主青少年时代的情况，因此在介绍了传主的家世之后说，阿米利乌斯是一个德性出众的人物，青年时代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法庭为群众辩护或者向群众挥手致意以赢取他们的拥护，而是追求“一种得自勇敢、公正与值得信赖的名誉”，并且“在这些德性上立即超过了同龄人”。在普鲁塔克看来，一个人的德性品质是始终如一的，“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品质在成年后肯定依然存在”，普鲁塔克关于阿米利乌斯青少年时代的陈述过于笼统，可以认为是把阿米利乌斯成年以后表现出的德性品质照搬到其青少年时代所进行的虚构。 第二，压缩。普鲁塔克有时会使用压缩年代的方法，把两个相隔较远的事件结合在一起，形成因果关系，以彰显人物德性。比如《苏拉传》第5节说苏拉在打败辛布里人赢得韦尔切利之战后“立即”投身政治，竞选法务官，并在第二年当选，这“部分由于他讨好民众，部分由于他用金钱收买他们的支持”。普鲁塔克在写到苏拉从军界投身政界的时候使用了形容词“ευ'θυ'”（立即），诺斯英译本把它翻译为“no sooner”，朗豪译本译为“immediately”，德莱顿译本亦译为“immediately”，斯图尔特译本译为“as soon as”，洛布译本译为“at once”，各英译本差别不大，都做“立即、立刻、马上”解。普鲁塔克似乎是在说，苏拉在战争胜利后没有延迟，马上投身政治活动。韦尔切利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1年，苏拉当选法务官的时间则有争议：赖纳赫认为是在前93年，巴蒂安认为是在前97年，后来学者在这两个时间点上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无论前97年还是前93年，都与苏拉从战场归来的前101年相距遥远，难以称之为“立即”，可以认为普鲁塔克在这里使用了压缩年代的写作手法，把在时间上相距四年甚或八年之久的两个事件捏合到一起，强调苏拉在选举中利用的“贿赂”和“收买”等煽动手段，凸显苏拉的权力欲望以及他与人民的不正当关系，使苏拉作为一个讨好民众的煽动家形象跃然纸上。 第三，移位。普鲁塔克不仅会压缩事件之间的年代，还会更换事件之间的顺序，以此凸显人物德性。比如，《恺撒传》的开头部分讲到，恺撒在苏拉掌权后逃离罗马，结果在海上被俘虏（第1节）；恺撒在缴纳大笔赎金后获释并立即组织舰队剿灭海盗（第2节）；后来恺撒前往罗德岛学习演说（第3节），学成后返回罗马进入政界，利用演说术指控前执政官多拉贝拉、安东尼乌斯等人，获得平民支持（第4节）。苏维托尼乌斯《神圣的朱利乌斯传》叙事顺序与普鲁塔克不同：恺撒出面指控多拉贝拉，结果败诉，因此离开罗马以避免被报复，结果在前往罗德岛途中被海盗俘虏，缴纳赎金获释后，马上率领舰队剿灭海盗，然后才前往罗德岛向阿波罗尼乌斯学习演说术。普鲁塔克的叙事顺序是“逃离罗马—海上被俘—学习演说—回国辩护”，而苏维托尼乌斯的顺序是“罗马辩护—逃离罗马—海上被俘—学习演说”。恺撒在罗马与多拉贝拉等人的官司，在苏维托尼乌斯那里，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而在普鲁塔克那里，则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束。施塔斯伯格（Hermann Strasburger）认为苏维托尼乌斯的事件顺序是正确的，普鲁塔克的史料来源与苏维托尼乌斯相似，他非常清楚这些事件的真实次序，调整应是他本人故意为之。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相较于普鲁塔克的其他传记，《恺撒传》更偏向历史编纂学，更重视恺撒生平中的政治与历史因素，而非恺撒本人的性格特质；但是从这一段文字调整来看，普鲁塔克突出强调了恺撒学习演说与他赢取辩护胜利、获得平民支持之间的关系，使前后事件更加符合“自然顺序”，并暗示恺撒乃是一个通过演说术打动平民、赢取平民支持的煽动家；这一段的主题是政治活动，同时也反映了恺撒的独裁者品质。 第四，重释。普鲁塔克在利用前人史料时，会以自己的德性观点对史料进行重新解释，比如《克里奥拉努斯传》就把“克里奥拉努斯变成了一个关于野心与愤怒的故事”。《伯利克里传》第15节对伯利克里获得雅典领导权的分析也使用了类似技巧。这一段文字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度相似，细微之处则不尽相同：在修昔底德看来，伯利克里之所以能够取得雅典领导权，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英明、睿智和远见，是“所有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内，他英明地领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统治的时期。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在这方面他似乎也正确地估计到雅典的实力”。但是在普鲁塔克看来，伯利克里的核心品质是“自制”，他能够用理性控制激情和情绪，在面对非理性的群众时能够坚定从容，毫不动摇，贯彻自己的意志；伯利克里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靠说服和教育引导人民，使他们心服口服”，“更在于他从不接受礼品和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这些都是自制品质的体现。修昔底德也强调伯利克里的“廉洁”，但是排在“贤明”之后，而在普鲁塔克的解释中，“贤明”已经消失不见，“廉洁”“自制”成为伯利克里成功上位的唯一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