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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蒋介石、桂系双方在败退之际产生南撤之争。蒋介石计划退往台湾；桂系企图撤退入粤割据两广，迫不得已时退守海南岛。桂系的战略导向是防守湘桂粤边一线并与解放军进行湘南决战，因之要求蒋介石调其嫡系军队参战，以便桂系军队入粤。蒋介石则通过加强广州部署阻止桂系入粤。其后，白崇禧部拟经滇黔进取云南并相机撤入缅甸或越南，但蒋介石通过布兵黔东和云南设阻使白崇禧的计划再次落空。中共中央军委利用蒋桂之间矛盾，根据战场形势变化，指挥解放军南线部队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接连进行衡宝战役、广州战役、粤桂边战役，并在桂越边展开大追击。在蒋介石的掣肘和解放军的战场打击下，桂系军队最终覆灭，国民党军华南防线瓦解。解放军顺利达成华南大追击的战略目标，并一举奠定解放海南岛的基础。 关键词：华南大追击桂系蒋介石大迂回大包围解放战争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发起后，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中共抱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指挥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大追击，扫清国民党残敌，为新中国成立创造条件。在这场战略追击中，华南大追击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由衡（阳）宝（庆）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包括粤桂边战役和桂越边追击）三个战役组成，国民党统称为“华南作战”。面对解放军的战略追击，国民党内蒋介石、桂系两大军政集团产生南撤之争。桂系企图退守广东并图谋割据西南，待迫不得已时退守海南岛。蒋介石一面部署嫡系力量撤往台湾，一面竭力阻挠桂系的撤退计划。解放军抓住蒋桂之间的矛盾，利用其部署空当，进行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完成解放两广的战略任务。蒋桂两系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势同水火，始终斗争不断，在国民党退败之际发生的这场争斗最终导致了桂系的覆灭。学界围绕蒋桂军事活动与解放军渡江后进军部署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探讨蒋桂南撤过程中的内部博弈与解放军华南大追击深层关系的成果尚较为匮乏。本文拟就这一议题展开探讨。 一、蒋桂撤退企图与中共战略部署 蒋桂双方的撤退企图并不一致。蒋介石最初的考虑便是撤至台湾，早在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给他的家书中写道：“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而“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蒋介石即拟定“以台湾为根据地，广州为大陆跳板”的计划，并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1949年1月21日引退时，他决定“经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整顿东南，以维持沿海，使和台湾相呼应；控制西南，以留个后方；收拾粤桂，以消灭桂系的作梗”。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他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等人“决照预定方针，固守上海、厦门、广州各海口”，掩护撤退台湾。5月上旬，他召集嫡系将领举行“非常决策会议”，决定“退守台湾，完全由黄埔军人负责，其余政治渣滓（他们对CC系的称呼）让他们跟李、白退往西南，自生自灭好了”。他在5月7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之模范省区”。 桂系则考虑“团结两广，自立门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身份统率桂系军队、“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所属军队以及划归他指挥的军队，“共28个军73个师，总兵力约40余万人”。桂系“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如果不能“保卫长江”，就退而防守珠江。1月25日，李宗仁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特别说明这一企图。4月底，桂系“希望在华南防守的防线起于湖南省的长沙，向南沿粤汉铁路经衡阳到曲江，然后转向东南，把广州和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进来”。为确保这条防线东面，白崇禧要求蒋介石“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显然，桂系“希望至少能保有两广及西南地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援下，来和共产党抗衡”。因此，李宗仁强调“广州将尽可能固守”。万一不能，桂系就计划“撤至桂南、粤南，死守雷州半岛，屏藩海南岛”，或者“撤至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最佳选择是经粤撤琼。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Oscar C. Badger）告诉白崇禧，美国国会准备通过一笔“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7500万美元的援助，如果桂系能入粤，则美国“以充分补给和供应”。 5月下旬至6月中旬，蒋桂就广州与台湾的地位发生争论。蒋介石6月18日发誓：“余必死守台湾。”白崇禧则提出，“沿海各点无可守之价值与兵力，不如努力据守西南”。他口中的西南，包括川、滇、黔、桂、粤五省。“立法院”提出：“确保广州成为西南及东南海岸之核心，本土与台湾之纽带，由反侵略之坚强堡垒，进而为复兴建设之根据地。”广州《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宣称：“从广东的形势来看，除去东南和西南不计外，就以粤桂两省而论，形势便很坚固，粤桂的政治区域和地理环境大致相同，山脉河流的走向使两广成为对外封蔽、对内统一的完整区域。”总之，桂系强调广州“成为真正的战时首都”，台湾则“为海陆军新军训练基地及军事指挥中心”。 蒋介石集团将广东排除在西南之外，宣称西南通常指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四省。虽然如此，还是暂时承认对广州的定位，台北《中央日报》称“台湾在反共战争中，决不能担负像西南各省所将担负的那种坚巨任务”，广州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军事中心”，但是“胜于台湾，因为广东究竟还是大陆的一部分”，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在大陆上领导作战，才能有把握的固守西南”。不过，在李宗仁7月27日飞台与蒋会晤当日，台北《中央日报》宣称他一定能认识“台湾在整个戡乱军事中的特殊地位与关系”，“一定更能体念台湾地位的重要”！从8月起，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正式在台北开始办公。 至10月上旬，桂系“决建设一抗共基地，不管四川及台湾之情形如何”，“拟以广东广西之南部为范围，以雷州半岛为基地，而以海南岛为后方司令部”。蒋介石亦认为海南岛地位重要，它可与台湾“互为策应”。台北《中央日报》声称：海南岛与台湾岛“同被喻为海防上的‘两只巨眼’”，“只要政府善于运用这两个基地，北起江苏，南迄广东整个沿海地区仍能有效控制，并可随时登陆发动反攻。”总之，“海南岛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不下于台湾”，“没有海南为海上的犄角，台湾无论为攻为守，都将陷于孤立地位。”蒋介石将刘安祺兵团撤到海南岛，也表明他一度“有以海南为重要基地的决心”。顾维钧指出，蒋“想把海南岛作为防卫台湾的外围，而不愿让李宗仁据有海南岛作为桂系东山再起的基地”。香港“观察家”一度发现“国军正加速巩固海南岛，俾建立另一台湾”。 但是，蒋介石认识到海南岛不易防守：其一，五指山冯白驹游击队有2万余人，攻岛的解放军具有强有力的内应。其二，海南岛距离雷州半岛最近处近22公里，不仅民船、机帆船“偷渡容易”，且“守海南不能不同时守住雷州半岛以及钦州廉州等地”。相比之下，台湾具有两大优势：其一，地理优势。台湾“离大陆有一百余浬，有强大海空军及陆军驻军”，即使解放军“能完全攻占沿海岛屿，对台湾亦莫可奈何”。其二，美国不甘心放弃台湾，认为台湾在包围中国大陆的“岛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须不惜代价防守”。美国在广州解放后派遣B－25轰炸机进驻台湾。可见，蒋介石认定撤退台湾的方案是最佳的；桂系即使能撤到海南岛，也守不住。 显然，蒋桂各自的战略撤退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根本对立。蒋介石计划撤往台湾，桂系则计划撤到海南岛，李宗仁强调“绝不迁往台湾”，海南岛成为蒋桂双方斗争的焦点。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谋图免掉陈诚台湾省主席职，以孙立人担任，但未能实现。其二，广东是桂系撤琼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蒋桂争夺的关键一环。双方4月下旬达成的妥协是：桂系割据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蒋介石割据浙江、福建和广东。即是说，桂系不能“领导”广东。 解放军渡江时，蒋介石军队主要有三个集团，东路沪浙闽是汤恩伯集团，中路鄂西至湘西是宋希濂集团，西路川陕是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与汤恩伯集团夹着桂系军队。为抵挡解放军进军，蒋桂之间需要“团结”，蒋介石在事先取得白崇禧同意后，安排“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于4月30日作出三路部署：左路鄂西由宋希濂第十四兵团负责，“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中路粤汉线由白崇禧部负责，首先“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设防，“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右路江西由汤恩伯部负责，“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这一部署，似乎表明蒋桂合力“以大巴山、湘西山区和岭南山地为坚强防线”，割守西南、华南。 中共中央军委洞穿了蒋桂部署的要害。聂荣臻指出：蒋介石“以胡宗南主力三十多万人扼守秦岭及其以南地区，以抗拒我军由北部进入四川，他把我军由北部进攻四川看作是主要方向，以宋希濂集团十多万人部署在川鄂边地区，以保障四川的东部和南部免受我军威胁。白崇禧主力则部署在湖南衡阳到宝庆（即邵阳）一线，意在阻止我向广西等地进军”。三大集团加上广东余汉谋集团共120万人，“大体上处在由西北到东南横贯川鄂湘桂粤五省的一条轴线上”，妄图“凭借这些地区崇山峻岭的险阻地形，与我们作最后的抗争”。抓住这一特点，中央军委调整部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本来决定：“闽浙苏赣湘鄂作战后，部队即停止行动，以两年时间深入此几省工作，然后出云贵川与两广，席卷全国。”即是说，首先解放并巩固六省，然后于1951年进军西南、华南。中央军委调整这一计划，作出部署：“以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和原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此时已隶属第一野战军）向秦岭地区挺进，先实施佯攻，造成使蒋介石确信我军要在北部入川的错觉，拖住胡宗南主力，待南边战略包围态势完成后再向四川腹地进攻；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交叉配合，向华南和云贵地区进攻，完成对全部敌人的战略包围，其中以第四兵团、第五兵团在突破敌人防线后分别直插昆明、贵阳，堵死四川之敌南逃国外的退路。”这就是针对“白崇禧和四川敌人采取大迂回，直插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歼灭敌人的战略部署”。 蒋桂矛盾在实施何应钦4月30日部署时展现出来。解放军5月12日发起上海战役，蒋介石判断解放军三路进军，“陈毅匪主力约十二个军，已集结京杭及上海附近，似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刘伯诚（承）匪约九个军由皖南南下，已至浙西及赣东北方面，与陈匪相呼应，并作向闽赣进犯之姿态。林彪匪南下主力约二个军尚在九江至武汉之间长江以北及鄂西北地区，等待长江下游情势之发展，再向武汉及其西方发动攻势”。他认为解放军首先解决上海然后才是武汉，于是命令屏障粤汉路的部队撤往浙闽，致使粤汉线东面洞开。担心陷围的白崇禧于5月15日紧急撤出武汉。蒋介石见此，先后下令宋希濂部退入湘西，胡宗南部5月20日撤离西安，汤恩伯部5月25日撤出上海；这样自西安经武汉到上海全线撤退。徐向前指出：蒋桂双方“力避与我决战，以西南诸省和海南岛、台湾等地作战略退路，见机不妙即大踏步地后撤和逃跑”。 依据这一态势，中央军委作出新的部署。其一，就“寻歼白部主力”来说，第四野战军分三路进军：右路，以2个军向南浔线挺进；中路，以3个军向武汉至衡阳一线前进；左路，以6个军由湘黔边向湘粤桂边推进。三路之中，重心在左路湘粤桂边，截断白崇禧西逃入西南之路；中路逼迫白崇禧南撤；至于右路南浔线，鉴于白崇禧的两个军“可能向大庾岭撤退”，因此以1个军“沿赣江尾该敌”至粤赣边，“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为“组织歼灭白匪部队战役”，将第二野战军陈赓第四兵团划给四野司令员林彪指挥。三路“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国民党认为，这三路大军在于“歼灭华中国军主力，进一步南窥广州”。 其二，就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来说，第一野战军及贺龙所率第十八兵团（随后加上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先解放甘宁青三省，然后一野进军新疆，贺龙配合二野解放川滇康黔四省；二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四野主力“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然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配合二野解放西南。这是首先解放西北、两广，实现迂回大包围西南。上海战役结束后，“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首先求得在湘鄂赣地区，歼灭白匪主力，此着若成，则可顺利进占西南5省。然后以4野出两广控制广州、南宁、梧州，完全断绝蒋匪之国际援助。2野首出云贵，控制贵阳、昆明，使四川孤立。”这是首先设法消灭桂系军队、然后包围西南的战略部署。 其三，依据新中国政府的成立安排，确定解放广州的时间。在给斯大林的通报中，毛泽东提出“政府将在8月成立”，秋冬之际解放两广。随后，中共中央计划10月1日成立新中国政府，同时解放广州。蒋介石认为“所谓联合政府定于十月一日成立，是其必欲于九月内侵占广州为第一目标”；如果他“守穗设防”，中共就“不能不增加其准备与延长其时间，甚或改变其方针”。美国政府支持，称广州“将成为美国大使馆正式所在地”。显然，在新中国政府成立之际，广州的解放问题，将对英国考虑承认新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中央军委指示四野结束休整，进军广州。英国驻广州总领事5月23日报告，中共表示10月6日中秋节解放广州。 从蒋桂各自的撤退计划来看，双方是根本对立的。桂系企图构建华南、西南防线，割据华南与西南，不得已时撤琼。因之，它要求蒋介石“不要奉行由国民党保卫台湾的计划，因为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计划“退往台湾”，因其如不能撤台，便只能接受宋美龄的建议逃亡美国或到菲律宾碧瑶做愚公，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蒋介石接连设阻反对桂系的撤退计划，同时，利用桂系迟滞解放军进军华南，并以此延缓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中央军委利用蒋桂矛盾，确立三路大军进军部署和时间表。消灭桂系军队，便成为解放军面临的战略首选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