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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系西逃南撤与粤桂边战役 广州战役进行的同时，蒋桂双方加紧调整部署。仍有“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兵力的白崇禧，在10月7日解放军进占韶关打开广州大门之日飞桂林“部署一切”。蒋介石则从10月8日至14日召开“几个重要的会议”。中共获知，蒋介石担心桂系不顾一切入粤，乃对桂系提出“弃守广州，坚持广西”，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这样，桂军纷纷“向桂林撤退”。10月下旬，白崇禧召集桂系将领商定：“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海南岛，并控制越北，应即派一师到龙州。”按此，桂系举棋不定，既打算入滇，又计划退入越南，还企图撤琼。 中央军委担心桂军入黔或经滇逃入缅甸，因之如何将之消灭在桂境便成为重大问题。广州战役结束前，中央军委曾考虑在湘桂边歼灭桂军。10月5日，林彪、邓子恢报告：“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10月7日，中央军委同意并指出，“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10月10日，中央军委针对四野报告“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指示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10月12日，要求“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由于合围尚未完成，该计划未能实现。 为避免桂系主力被歼，李宗仁要求白崇禧尽快撤琼。广州解放前，李宗仁要求白吉尔帮助桂系“以海南岛作为继续抵抗共产党进攻的基地”。白吉尔称，桂系如能撤到海南岛，美国就“把火炮几百门，飞机几十架及大量军用物资”及“特别费”100万美元拨给桂系。10月13日，李宗仁飞桂林要求白崇禧“尽速将主力集中海南”。于是，白崇禧10月18日至21日到海口对余汉谋、薛岳和“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济棠提出：“尽快由广西调集十万兵力经桂南到粤南的廉州北海，与粤军联结一起，固守雷州半岛和廉州北海，与海南岛成犄角之势以待‘美援’。”见此，蒋介石赶紧派顾祝同前往海口表示支持薛岳“防守”海南岛，再次为桂系设阻。顾祝同一面称“将由台湾加派军舰及补给物资来海南岛”，一面强调刘安祺兵团10月底撤回海南岛，这意味着桂军不能撤琼。10月30日，陈诚也专程与陈济棠、薛岳、余汉谋“晤面”“洽商粤台琼联系”。 与此同时，蒋桂在桂军入黔、入滇与入越三途选择上再发争执。10月下旬，白崇禧要求“指挥全国军队”，但蒋介石“只给白指挥黔桂两省之权”。于是，阎锡山11月7日电令“贵州绥靖公署”“改隶华中长官公署辖区。并由桂省抽调大军来黔东，协同本省，围歼入犯匪军”。此时，解放军已入黔，蒋介石实际上是“因共军由湘西攻贵阳”而“把贵州划归华中管辖，令白分兵防黔”。白崇禧“大感困难，如不分兵，贵阳一失，渝、昆、柳都要受威胁，分兵，对粤南敌人又感力薄”。他还是派蒋介石嫡系黄杰兵团“援黔”。但是，黄杰兵团未入黔而贵阳已被解放，乃“回防柳州以北”。于是，白崇禧打算经滇出境“以缅甸泰国北部地区为根据地，徐图进取”。中央军委发现桂军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四野也发现桂军“退云南征候日益增多”。但是，蒋介石“准卢汉新成立两个军，以拒绝华中部队之通过文山广南，一下把白的计划完全打乱”。在此情势下，徐启明提出“死里求生只有退向安南”；白崇禧曾派李品仙与越南国王保大接洽“收容华中全部军队充志愿军，专打胡志明的越共的武装部队”，保大同意。于是，白崇禧命令第48军军长张文鸿率军速驻龙州接应入越。蒋介石则指示其被白崇禧部署于桂西北的嫡系刘嘉树第十七兵团“不许遵照白崇禧命令退往越南”。 这样，从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蒋桂之间一直就桂军退路问题僵持，白崇禧下不了断然决心，丧失了20来天宝贵时间。他们之所以有这个“空闲”，在于陈赓兵团“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如果桂军入滇，不利于大包围消灭。10月31日，毛泽东指示四野：只有陈赓、程子华两兵团“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11月4日，四野作出部署：首先，西路程子华兵团“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完成“切断敌退云南的任务”；接着，东路陈赓兵团先头部队11月10日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中路第40军、第41军、第45军在西路、东路“超出后”沿着湘桂路前进。三路大军“第一步求得首先与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 在解放军实施这一部署前，蒋介石11月3日突然声称桂系可以撤琼，并称“两广统一，最好由白负责”。薛岳乃“欢迎白崇禧率部入琼”，“担负雷州半岛守备、抗拒解放军渡海进攻海南岛的责任”。于是，白崇禧“去龙州布署准备入越之举遂罢”，令已转向龙州途中的第48军迅速转至桂粤边界的玉林“集中待命”。11月5日，他正式决定“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但是，其企图已不可能得逞，解放军于11月6日实施合围部署。11月7日，他仍然下令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共16个师“由桂东北向玉林、容县方向秘密调动”，徐启明兵团“改向北海方面转移海南岛”。11月16日，李宗仁飞海口与陈济棠协商接应退琼事宜。11月23日，白崇禧命令张淦、鲁道源两兵团“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企图压迫南路解放军“于海滨，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他号召：“此次南路攻势乃生死存亡之关键”！为策应作战，他下令刘嘉树兵团抢占百色，黄杰兵团“由桂林以东北地区向南丹地区调遣”以阻击西路解放军“迂回部队南下”。即是说，他以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嘉树、黄杰掩护桂军撤退海南岛。 中央军委发现桂军“东窜入粤”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指示抓紧完成大包围。二野第2兵团挺进贵州“切断国民党防线，并使重庆和广西南部的白崇禧部队隔离”， 11月15日解放贵阳后分兵直下广西。11月22日左右，陈赓兵团抵达廉江、信宜一带，萧劲光兵团解放桂林，程子华兵团解放金城江并向百色推进。这样，白崇禧“退往云贵的道路已被切断”。11月24日，中央军委部署：陈赓兵团“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在桂林之中路“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西路程子华兵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共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11月27日至12月2日，三路大军举行“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粤桂边战役，桂系基干兵力张淦兵团以及鲁道源兵团大部共约9万余人在“向海南岛转进途中大多数都在两广边界地区与粤西南被歼”。 不过，白崇禧手头尚有残部徐启明兵团、鲁道源兵团、刘嘉树兵团及黄杰兵团“八个军，十九个师的番号，共约七万五千人”。美国要求蒋桂团结。中共得报，美国参议员诺兰（WilIiam Knowland）11月底至12月2日分别会晤蒋介石、李宗仁和白崇禧，要求蒋“应与李宗仁、白崇禧真正合作”；要求李“须与蒋团结”；对白提出“争取一海口，接受美援”，“力谋团结反共阵营”，“不得已时，可退越南”的三步安排。蒋表示“积极支持白崇禧”，要诺兰告白“放心”。白强调“必须渡海到海南岛，才能整补部队继续抵抗”。蒋同意：“今后抗共分三区作战，西南由顾总长（顾祝同——引者注）负责，华南由白长官负责，东南由陈长官（陈诚——引者注）负责，即分别指挥大军保卫大陆与台湾之战斗，各长官分驻于西昌、海南岛、台湾。”此时，蒋介石同意白崇禧驻海口，意味着同意撤到海南岛，“中央社”电称“华中长官公署决迁海南”。 这样，白崇禧下令南线突围时又打算“放弃南攻计划改为全力西撤”。粤桂边战役结束后，白崇禧总部空运海口，“图作退往海南岛之布置”。他命令残部“分向钦州、防城及越桂边集结”，或“集中钦州龙门港登船渡海赴海南岛”，或“由龙州附近进入越南”而成“越南志愿军”。12月8日，他致电所属以武鸿卿（越南籍国民党分子）为“越南志愿军”总司令，徐启明为副总司令，“若敌军尾随攻越，则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不能坐视，于我有利”。但是，桂军已逃不脱覆灭命运，残部除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均被歼灭，四个兵团司令官黄杰、徐启明、鲁道源逃脱，刘嘉树被俘。四野发表公报称，自11月6日第十三兵团两个军“由湘西南武冈、洞口地区出动”，至12月12日第39军占领镇南关为止，“将粤桂黔境内之白崇禧系统嫡系及其指挥的其他部队，约二十九个师全部或大部歼灭，毙伤俘敌约十七万人，胜利的完成了华中南地区之大陆作战”。 综上，白崇禧在广州战役进行时企图入粤，但在胡琏、刘安祺两兵团撤离，解放军迅速进军广州之情势下只能撤回广西。他打算经贵州拿下云南并见机撤入缅甸、越南，但在蒋介石布兵黔东和支持卢汉的情况下，企图落空。这样，白崇禧从10月14日左右回桂到11月4日四野作出部署，因为蒋桂之间争执而丧失了20来天的宝贵时间，解放军借机完成了休整和战略合围的进军部署。蒋介石抛给白崇禧一个“华中军政长官”可驻海南岛的空心汤圆，但无论白崇禧往何处撤逃，均无可能。在解放军发起粤桂边战役和对钦州、桂越边的追击下，桂军最终覆灭，李宗仁愤怒地指责蒋介石所作所为“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 结论 论述表明，桂系的撤退计划始终未能有效实施，蒋桂双方为责任问题各执一词。台北《中央日报》10月30日指责桂系自己举棋不定：“目前匪军企图显然在西南和海南，姑且不期共匪先进攻何处，国军在全盘战略上必需确定，川、康、滇、黔、桂及海南方面应如何互相策应，换言之即应先假设倘使广西不守，广西军队应退向何处，向北与黔川守军靠拢，或者向南与海南守军靠拢，有此决定，不仅广西军队在今后作战上胸有成竹，即川、黔、海南亦因而亦可知未来是否有援军。如此，若广西军队决定未来撤川黔，在作战时即应轻南面而重北部，以使退路无虞……反之若果决定以海南作退路，则应重南部而轻北部。再如若向云南作退路，则应作自东而西的逐步防守。”白崇禧后来愤怒地指责是蒋介石的掣肘造成的：“我们从武汉撤退时有两个案，一是守广东，一是守广西，后来看到在广东前面有胡琏，而海南岛有刘安祺，他们往汕头方面到台湾，我看情形到广东孤立，广西是自己指挥，还有贵州、云南可合作，背有安南，没有力量，很安全，到广东目的不是打了，是到台湾，这时银子撤到台湾，我先头部队已到博白，国防部十二天未下令给华中，情形很乱。”《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864页。蒋介石则在反省1949年情况时指责桂系“倒蒋不成，继之以不惜毁国，因其以一念之误，故其于军事、财政、物资乃至人事、法纪，只要于其桂系有关者无损，此外无不尽其可能予之澈底毁灭”，致使“所有廿余年来所树之军力、财力、国力、民力之革命基业规模，皆为广西子于十个月内颠覆尽净”，“而桂系亦随之而同归于尽，此岂广西子所及料乎”。 实则，蒋介石不可能坐视桂系进据两广并图谋西南，亦不能放任其撤至海南岛，原因有二： 其一，担心桂系有资本同中共“政治解决”。一方面，李宗仁曾在桂林召集桂系高级干部会商如何“拉拢广东，造成两广联合局面，作为最后与中共讨价的资本”。张发奎亦提议“成立一个西南独立政府，与中共继续进行和谈，只要保留两广地方独立的政权与军队建制”，北平国共和平谈判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廿四款所规定的内容，一切接受下来”。另一方面，按照黄旭初所说，中共为“谋迅速统一大陆”而对桂系“拼命进行和平煽动”。10月，黄启汉对白崇禧强调“中共对桂尚留余地，应进行妥协”。蒋介石分析中共“对桂仍在诱降，亟谋政治方法统一西南”，桂系企图联共“彻底毁灭蒋而后快”。至桂军退入广西后、粤桂边战役展开前，美国传出消息“香港第三方面人士与李代总统代表谈判成立默契，共军不攻广西”，蒋介石集团亦称中共代表与白崇禧代表在桂林会商“广西战事有用政治解决可能”。 其二，防止桂系另立中心。由于李宗仁是“代总统”，如果桂系守住广州和撤往海南岛，则国民党必然形成两个政治中心，国民党“政府”是在广州、海口还是在台北，美国援桂还是援蒋，很成问题；蒋介石能否“复行视事”，也成问题。他如果“搞垮了两广地盘，也就搞垮了李宗仁的代总统，于己有利”。一些国民党人询问阎锡山能否“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守卫台湾和西南，阎锡山回答：台湾“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西南为“‘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李宗仁飞美后，蒋介石集团高兴地称“美国已准备给国民政府予经济和外交上的援助，俾协助蒋总裁确保台湾使成反共堡垒”，英国称台湾“稳步地成为最后的堡垒”。 既然蒋介石如此掣肘和阻拦，桂系为何不与之断然决裂？这与蒋介石的挑拨和分化分不开。自9月23日飞穗至10月3日返台，他作了趟西南之行。台北《中央日报》称他此行“最可宝贵的收获”是“消灭了许多不必闹而闹的意见，勾销了几笔不必算而算的旧账”。蒋介石以“真正合作”、白崇禧组“战时内阁”并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为诱饵，分化了桂系，白崇禧在李宗仁飞美时宣称自己“仍将继续戡乱政策，反共到底”。 总之，蒋介石一开始就计划退往台湾，桂系企图割据两广并图谋西南，迫不得已时退往海南岛。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总部迁移台湾；李宗仁是“代总统”，国民党“政府”一度迁广州、重庆，并不等于蒋介石要迁到这两地。在各自企图下，桂系提出防守湘桂粤边和进行湘南决战，要求蒋介石调其嫡系军队参战，以便入粤；蒋介石则部署广州，阻止桂系入粤。之后，白崇禧打算经滇黔拿下云南并见机撤入缅甸或越南，但是其企图在蒋介石的掣肘下落空，蒋介石有意使桂系军队被解放军消灭。在长江防线上，芜湖至安庆是蒋桂双方的结合部，解放军从这里首先突破长江防线。在蒋桂军队并行南撤时，中央军委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桂系军队“逃往云贵的道路”；以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一部为东路，从九江经南昌到赣州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入粤东北是蒋桂双方的结合部，解放军从这条线插入包围广州，然后变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逃窜”；以第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因此，无论桂军怎么撤逃，都摆脱不了被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消灭的历史命运。被俘的桂系军官承认：“你们攻占柳州之后直出百色英德”截断退滇去路，“这是最厉害的，你们又将去海南岛的归路切断，这就迫使我们动摇，对我们的威胁最厉害了。”如此，解放军顺利完成华南大追击的战略任务，解放两广，奠定解放海南岛的基础，为新中国献上一份大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