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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蒋桂入粤之争与广州解放 在解放军的战略压力下，桂系企图撤军入粤，蒋桂双方围绕入粤问题的争斗随即展开。一方面，白崇禧强调：“华中部队必须进入广东，广州这个政治中心才能保卫下来。但桂军调粤又需要由国防部下达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另一方面，中共希望争取桂系，通过黄绍竑、刘斐劝说“达成和平条款”。这两方面引起蒋介石注意。他指责桂系“想以全国仅存的一百八十万军队和共产党作和谈及投降的本钱”，断定中共“对华南政略与战略之企图，其必以诱降之政略进攻为主，非至不得已时，或于其最有利之态势下，决不肯用军事冒险南进也”。他认为，“只要一面制止其政治诱降之阴谋，而一面在广州作积极固守此一据点之计划，使共匪不敢轻进，则其技穷矣”。蒋因之竭力阻止桂军入粤。 其一，阻止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6月上旬阎锡山组阁时，“虽有人力荐白崇禧出长国防部”，但是白只能以“华中军职繁重”而“婉谢”。7月28日，李宗仁再次强调白崇禧的“国防部长必须做到”，蒋借口两个带兵官胡宗南、宋希濂反对而拒绝。阎锡山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国防部长”，致函徐永昌称：“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假如我兼亡得慢，换人亡得快，我就不辞。”这样，蒋介石“切断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和布防广东的道路”。 其二，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为“华中军政长官”管辖西南与两广设阻。6月5日，蒋介石将防区划分为东、西两区，“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7月，蒋介石成立自己任主席的中非会，以之议决设置以张群为主席的西南分会和陈诚为主席的东南分会，前者管辖川、滇、黔、康，后者管辖闽、浙、台、粤、琼。同时，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地区除苏、浙、闽、台四省之外还包括海南岛。这表明桂系既不能经粤撤琼，也不能进入西南。因此，白崇禧参加7月17日广州军事会议后宣称“将死守长沙，不再作任何战略上之撤退”。李宗仁怒称：“如总裁不常在广州主持非常委员会，即不必管政治。如不任最高统帅，即不必管军事。” 在蒋桂进行上述较量的同时，中央军委作出消灭桂系军队的部署。6月17日，毛泽东估计“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7月16日，电示四野：其一，作战地点。桂系嫡系部队撤至湘南已减至10万人，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因此“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其二，战略战术。无论在何地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其三，作战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这样，中央军委作出“进军广东尔后广西直出云南”的部署。 进而，中央军委作出消灭桂系军队于广西境内的部署。在7月17日的指示电中，毛泽东“根据敌情和气候”，对进军部队指出白崇禧不肯轻易逃离广西，一则“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强大的游击部队”，二则“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因为“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因此，决定以陈赓率领5个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而后由陈赓率领3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由于南下部队存在“发病率太多，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粮食供应困难”等问题，中央军委作出部队休整的指示，如四野第43军第129师第385团7月17日至9月10日在江西宜春休整53天。按中央军委命令，部队于9月10日结束休整，“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南进军”。 对于解放军这一进军部署，国民党清楚地认识到解放军“以广大的迂回运动，来切断衡阳地区国军主力的退路”；英国政府也高度关注解放军的进军，发现无论桂军撤往何地，都逃不出解放军的迂回大包围。考虑到解放军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休整才进军，阎锡山称广州“三个月内绝不会发生问题”；英国亦认为解放军在秋季前不会进军广东。 但是，蒋桂双方却在解放军休整期就如何防守华南争论不休。桂系提出防守湘赣粤边，要求蒋介石令从上海撤出的部队以及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祺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同华中部队联结”。桂系企图“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如果蒋介石部队防守大庾岭，桂军可借广州空虚为名撤退入穗。 因此，蒋介石强调“防守”广州，视之为“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本来如陶希圣所称，蒋介石因与桂系“团结一致，共谋救亡图存之道”而“必不来穗”。但是，他7月14日、23日两度飞穗：其一，废止防守湘赣粤边计划，拟定“集中所有兵力据守广州的计划”。李宗仁批评蒋“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蒋辩称“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其二，将嫡系军队部署在广州。蒋介石将刘安祺兵团3个师“由海南岛调往广州”，并称赞刘为“有决心、有信心、有理想之革命军人”。其三，以余汉谋为防守广州的指挥官。蒋介石要余汉谋固守广州，余“似有难色”，蒋厉言：“若汝不愿听命，则余只有亲自出任保卫广州战之指挥，以确保此惟一革命根据地。”这三点构成“保卫华南与坚守广州计划”，他满意地对宋美龄说：“政府本已决定放弃广州，而今已切实准备，积极守粤，此为粤行最大之成就也。” 这样，桂系只能防守广东的北方门户衡阳。国民党称其“得失可决定广州以至整个华南的安危，国军必须坚守，才谈得上保卫华南”。8月上旬，白崇禧召集桂系将领部署衡阳决战。在8月14日致蒋介石电中，他首先强调，“林彪刘伯诚（承）全部、陈毅一部共约二十五个军，正向赣南、湘南压迫，并保持其主力于湘江西侧地区，企图灭我华中区主力，以便进出粤桂”。由于“湘南为粤桂屏障”，须在此设置防线。他提出：桂军能“使用于湖南地区者，仅六个军”，不足以进行衡阳决战，要求“至少抽调粤北两个军，车运耒阳，协助华中方面作战”。这样，他要求调刘安祺兵团参加决战。这得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赞同，他认为“坐以待毙，不如出击，尚有几分胜的可能”。8月10日，他与阎锡山商定：刘安祺兵团负责粤北正面，胡琏兵团负责粤东，余汉谋“负责指挥粤省部队，及边区纵队”，薛岳“指挥各保安师作战”。 蒋介石对此震愤，8月11日将顾祝同招到台北强调不赞成将防守广州的部队调出参加衡阳决战。8月22日，他声称“忍痛”将刘安祺兵团由海南岛调出，是“与中共军队决一最后之胜负”，批评顾祝同“不顾大局”而“抽调粤北增防，以致广州空虚，任使潜匪随时可以进犯”。8月23日，他第三次飞穗强调“广州保卫战役为决定戡乱成败之战”，严嘱顾祝同“切勿将刘安祺所部北调而使广州防卫空虚，任令犯匪长驱直入”。8月24日，他飞渝后致电阎锡山：“刘安祺司令所部调穗，原定为保卫广州之守备部队”。他口中“潜匪”、“犯匪”的含义深刻，他指责桂系“必欲调守穗刘军，移防粤北，使广州空虚，中央不能控置，此未知其用意何在也”。 中央军委发现白崇禧不可能入粤，考虑如何将其包围在广西境内并消灭之。9月1日，中央军委指示程子华兵团“在灃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继之“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9月8日，电示陈赓、邓华两兵团“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地区。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因为“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9月9日，中央军委进一步部署：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程子华兵团2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同另外“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的3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最终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与我入桂之8个主力军决战。即是说，陈赓统一率领陈赓、邓华两兵团先解放广州，然后率领3个军入桂南与从桂北南进的5个军合围桂军。中央军委强调：“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广大指战员亦认识到，因为“歼灭白匪的作战并不是敌人有什么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于不易形成包围形势”，所以“非采取大的迂回不可”。 同时，中央军委还考虑到如果桂军逃入滇黔的部署。9月9日，中央军委电示：白崇禧的“一条退路是云南”，如果他入桂后“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则“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出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9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如果白崇禧部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无论何处，“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这样，中央军委依据蒋桂入粤之争情况，作出三路大军迂回大包围桂军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以4个兵团10个军、1个纵队“分东、西、中三路向两广开进。东路军由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第13、第14、第15军，以及第43、第44军和两广纵队，由江西南进，待歼灭广州余汉谋部之后，由广州向桂南前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率第38、第39军取道湘西，沿湘黔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与第4兵团形成对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中路军由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第40、第41、第45军经湘潭、湘乡南下，迫敌向桂林撤退；尔后，三路大军在广西会歼白崇禧主力”。这是7月17日部署的进一步落实。 为了避免被歼命运，白崇禧计划设法入粤撤琼。蒋桂双方围绕刘安祺兵团布防问题而实质背后为桂军入粤问题的争执因之达到顶点。9月8日，蒋介石对顾祝同再次指示“今后一切部署”：“（一）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战略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则可扩充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此乃兵力使然，只可如此，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放弃京沪重地，以致守江部队几乎整个被歼之覆辙。（二）现驻粤中五十军、第卅九军、第六十三军、一百〇九军之建制，切勿分割使用，处处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这是强调不能调这几个军参加衡阳决战。同时，蒋介石指示刘安祺：“（一）现驻广州第五十军之两个师，在第卅二军部队未到穗以前，不可他用。（二）第卅二军两个师调穗增防巩固革命基地，当照办。（三）第卅九军三个师，切勿分割建制，仍应集结于曲江与英德之间。”这是强调嫡系部队不能分割，必须集中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域，要求刘安祺照此“最高指导原则”执行。 桂军迫不及待要入粤。9月24日，白崇禧飞广州“晋谒蒋总裁，报告华中军事现状”，蒋介石则“表示不惜任何牺牲，决心保卫广东”。由于蒋介石一度同意可退滇，白崇禧提出以鲁道源为“云南省主席”率军入滇。蒋拒绝，分析“桂军由湘后撤，进占滇黔”，认为“此为最复杂最难处理之事，应加以慎重考虑”。桂系不能入滇，转而打算入粤，“灵通方面”称“苟于情势急需时，南雄、始兴、曲江一线，交由白长官所部防卫”。9月27日，蒋介石“得报白崇禧已派定两军由湘回粤，并先于广州设指挥所”，强调“此事严重极矣，彼等似已决心联合两广，以全力控制中央为其目的，而反置湘西敌之主力于不顾，任匪向川黔进犯，此则不能不特加注意”。同日，桂系张淦兵团“由衡阳向曲江开始南运”，蒋介石指责“如此则湘西更为孤立”。但是，由于刘安祺兵团未移防粤北而防守广州，桂系的企图未得逞。 经过争执，蒋桂达成的部署是：桂军部署于宝庆、衡阳，余汉谋部沈发藻兵团与蒋介石嫡系刘安祺兵团部署于韶关、广州一带，蒋另一嫡系胡琏兵团集中潮汕附近“以便策应各方”。解放军发现，湘南、粤北、粤闽边三点构成“弧形防线”，湘南衡宝、粤北韶关是两个支撑点。在该部署下，蒋介石提出桂军“退往广西”，不得已时“可退往云南”；李宗仁要求“退往广东，不得已再退海南岛”，桂军前锋第46军谭何易已抵韶关一带。由于刘安祺兵团在韶关、广州挡住去路，桂军不能入粤而只能“退守湘南、桂东北一线”；又由于蒋介石嫡系刘伯龙第89军部署于黔东地区“封锁通往湘西的各隘路口，使华中部队无法通过”，桂军亦不能入黔。这样，白崇禧只能“图谋在五岭以北取得若干战术上的胜利，以求控制湘南，确保两广”；这一线恰恰是美国先前期望阻止解放军进军之线。但是，两个支撑点一个被破，整道防线即破。 解放军“解放华南，首先是解放广东”，因为“在白匪与两侧之匪分离而不退广东的情况下，如此可以早取广东，就势出广西迂回白匪右侧背，而与我北路军协同作战役的钳形机动，使白匪无法节节抵抗，逃出合围”。广东一解放，就“造成桂系军阀的孤立，造成消灭桂系军阀的有利条件”。白崇禧一度“将已调到乐昌、耒阳地区的第46军、48军等部调回衡宝沿线，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军以及第1兵团等部靠紧”，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广州，但是在韶关支撑点被突破时不得不放弃衡阳。10月9日至10日，桂系4个师和1个军部被解放军4个军包围，“除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乘隙逃脱外，全部被歼”。 衡宝战役举行时，解放军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次日即10月2日发起广州战役。蒋介石9月22日至10月3日到穗“保卫华南”。蒋李双方一度打算召开“紧急协商会”，但因李宗仁要求给予调台金钱与军事处置权而未开成。蒋命令沈发藻、胡琏两兵团撤离，粤北韶关支撑点被突破。李宗仁称：解放军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挺进时，大庾守军沈发藻兵团“不战而溃”，该路解放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韶关，沿北江及粤汉路攻打广州；“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使粤东完全空虚”，解放军“自东江向广州进逼”。沈发藻兵团本属余汉谋系统，但沈发藻飞台北“曾谒蒋总裁”后于10月7日“主动转移”。因此，桂系指责蒋介石使中共“不战而得了这华南重镇”。顾维钧亦批评蒋介石的掣肘“导致白崇禧防御共军的防线崩溃”，蒋桂之间“明显分歧造成了广州本身的困境”。蒋介石则称其“广州防守之主张与决心竟为李（宗仁）、白（崇禧）私心自用所反对”，桂系一意思考“如何消灭中正”，将防守失败之责强加在他身上，“不惟陷余于牵制与越权之罪，而并诬余为贪污盗劫之贼矣”。 综上，蒋桂争持的表面问题是布防湘桂粤边还是广州，实际上是桂军企图撤入广东。桂系提出防守湘桂粤边、进行衡宝决战，调出刘安祺兵团参战，以便桂军入粤。由于刘安祺兵团布防广州，“桂军一个军未到韶关，即自动撤回湖南”。解放军发起广州战役时，蒋介石撤走其嫡系部队，陈赓统一指挥右路陈赓兵团、中路邓华兵团和左路两广纵队及粤赣湘边纵队三路大军于10月15日解放广州。广州战役在战略上“对整个战局影响极大，尤其对西南地区桂系在精神上的打击和威胁更甚”。它不仅“歼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而且完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东南面的包围，对于解放海南岛和广西都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英国政府发现广州的解放一方面是呼应10月1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一方面使国民党党政分离，“政府”迁渝，国民党总部迁台。此战之后，桂系据有两广、联防西南的战略企图被击碎，其军事部署被打乱。 值得指出的是，解放军曾计划在发起广州战役时发起台湾战役。三野代司令、代政委粟裕于7月30日“依各方情况及条件，估计攻台时机以四野攻广州之同时发起为有利”。但是，他随后于8月6日指出存在两大困难：其一，台湾海峡最窄处达130公里，数十万军队横渡宽广且风浪险恶的台湾海峡困难极大，而“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都还很弱，不能参战”。其二，安徽、苏北及浙江全境“特务土匪的破坏扰乱，也是困难”。因此，台湾战役未能发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