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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文学与修辞学理论:中外海登·怀特研究40年(1978-2018)回望(3)

http://www.newdu.com 2020-02-13 《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 赵培玲 参加讨论

    三、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
    众多学科对叙事的研究兴趣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叙事理论是我们抵制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为上的思潮以凸显叙事者主体性的工具,更多的是因为叙事是我们认知现实的根本方法。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认为,历史故事是被创造的,不是被发现的,历史书写是历史家按照时间序列将历史事件编排起来的一种叙述结构,历史叙事的结构因为一种充满隐喻的诗性语言的参与,成了一种诗性的结构,而历史事件在被叙事化的过程中经过转义(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成了我们可以阅读的文学叙述模式(浪漫剧、喜剧、悲剧与讽刺剧)。很多学者认为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颠覆了传统历史概念,因而学者们也开始重新审视、界定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等学者极力反对怀特的文本主义,尤其是文本超定论,担心历史书写的诗性会导致历史学科独特的客观属性的消失,并最终导致相对主义的泛滥以及史学和文学学科界限的消亡。(14)同时,也有许多学者指出,怀特本人并非极端的文本超定论者,他认为文本是我们认知不可知的过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认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叙事技巧上和结构上的作用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就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进一步阐释和激烈的辩论。
    一批学者围绕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展开讨论。诺埃尔·卡罗尔(Noёl Carroll)在1990年的《阐释、历史和叙事》一文中指出,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的虚构叙事在结构上是相同的,那么“其作为叙事的认知价值和小说叙事的认知价值是一致的”。(15)卡罗尔能够从叙事结构的一致性拓展到叙事认知的一致性确实抓住了怀特思想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卡罗尔有一定的依据。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一样,都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都是隐喻,作为隐喻两者提供给我们的都不是事实信息,而是“隐喻式思想”,因而历史叙事产生的认知和文学的虚构叙事产生的认知应该是同等的。国内学者赵志义在2011年的《海登·怀特与文学批评》一文中认为,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让我们看到“文学性”并不是历史叙事话语的“外在的或非本质的特征,而是历史话语的本质”,(16)因为怀特认为历史事件只有历经情节编排这一文学操作才能被叙述为完整的“历史”,“文学性”对于历史叙述过程是必然的,也同时依赖于历史叙事过程而存在。因而,怀特认为历史书写与文学作品一样都是语言的“虚构物”。
    在这一点上,赵志义和卡罗尔十分相似,在凸显历史叙事的文学性同时,将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上的一致性延伸到叙事话语的一致性,从而将文学性当作是历史话语的本质特征。类似这种论断在强调文学性和历史性的互文性和融通性的同时,模糊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本质区别。然而,问题是:史学不再拘泥于以追求客观的事实为唯一目的的同时,是否意味着史学叙事文本和文学叙事文本一样都指向虚构的世界?历史叙事话语的文学性和文学叙事话语的历史性是否意味着历史文本等同于文学文本?是否意味着诗性语言或文学性语言在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中具有一样的凸显度?
    2002年,卡勒·皮莱宁(Kalle Pihlainein)在《新文学史》上发表了《历史故事的道义:事实和虚构的文本差异》一文,对卡罗尔的观点进行质疑,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皮莱宁认为,卡罗尔的观点有些牵强附会,是对怀特意图的曲解。(17)文章指出,与其探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都“使用了哪些具体的方式来生产知识”,更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两种叙事产生的知识,这种“形式的内容”从道德和审美的闭合角度来看是否是一致的。(18)以怀特对《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解读为例,皮莱宁指出,历史叙事文本和文学叙事文本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第一,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的叙事建构过程十分相似,两种叙事在句子、话语等文本层面似乎也没有太多差异,但是他们各自的指代系统是不同的,文学叙事并不需要承诺其指代真实性,历史叙事对指代真实性的坚守“干扰了里法泰尔所说的虚构性指数——能够赋予叙事以连贯性的元素——之间的一致性”,因而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所创造的隐喻维度或类型也是不同的,“历史叙事通常创造出不那么让人信服的隐喻,而文学叙事创造出的隐喻却更让人信服。”(19)第二,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所能够产生的审美或道义上的闭合的复杂性是有差异的。故事的虚构性为叙事构建提供了自由,但不同类型的叙事虚构性带来的叙事复杂性是有差异的。首先,在构建历史叙事中,因为要忠实于指代意图,想象力的运用被控制在最小程度,而文学叙事往往是借助于超强的想象力构建的,因而两种叙事文本创造的审美或道义闭合也就有差异。其次,在形式上,文学叙事文本比历史叙事文本复杂,在文学文本中常常隐含着一个亚文本——那些看似无意义的随意却被反复重复并暗示着一个潜在的意义的细节,那些不会常规期望或不合乎语法规则的话语——,亚文本的反复最终逐渐取得意义,并产生解读上的闭合并揭示一个“真理”,而亚文本在历史叙事文本中是极其罕见的。第三,历史叙事在对客观性的渴望驱动下,会在真理创造过程中系统性地避免使用表达绝对真理的句子,历史叙事者往往是史学家本人,他们在尽量掌握大量资料的同时会坦然宣布他们对某些事件缺乏足够证据这一事实,以此来确立他们的可信度,而文学叙事者和作者往往是脱离的,叙事者的可信度往往是靠叙事视角的切换和看似客观的主观介入等方法来确立的。透过类似差异,皮莱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叙事的自主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贯穿于整个文本的东西,而历史叙事的自主性停留在‘故事’层面;在认可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和文学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指代性是历史叙事特有的文本特征,历史叙事提供给我们的认知价值比文学叙事更具体些。”(20)
    当然,文学文本和史学文本的差异不止于此。虽然文学文本具有历史性,一些传统意义上非文学作品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但是我们不妨借用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对文学特征的论述,探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在语言层面具有的本质区别。卡勒认为文学文本具有5个主要特质:文本对语言本身的凸显或前景化、文学文本作为语言的整合体、文本的虚构性、文学文本作为审美对象、文学文本的互文性。尽管历史叙事语言和文学叙事语言都是诗性语言,都具有虚构性,但是特质1、2、4和5在文学文本里表现得要突出得多,尤其是文学文本对语言本身的前景化或许正是史学文本要极力避免的。(21)
    同时,怀特叙事理论也引起一些学者探讨史学和文学的学科关系。虽然维基百科(wikipedia)上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词条对海登·怀特只字未提,但是国内学者如王岳川,在1997年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一文,仍然认为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对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冲破了文本和语境、历史和文学之间的隔阂,帮助文学批评摆脱新批评的向心式的内部研究,转向离心式的外部和边缘研究。(22)尽管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倾向用于纯粹的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但怀特给文学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批评理论,更多的是对文学和史学进行学科上的再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从反映与被反映、决定与被决定、形式与内容的传统关系转换为相互印证、相互融通的关系,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担心,按照这种思路,是否意味着史学等同于文学,或史学回归到文学?
    从学科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史学曾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用文学理论发展史学理论与其说是反传统的,倒不如说是传统在某种意义上的复兴。米歇尔·卡里南(Michael Carignan)在2000年的《小说是历史,抑或历史是小说?乔治·艾略特、海登·怀特和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一文中指出,直到19世纪中叶,历史被认为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学家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和查理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文学家。(23)然而19世纪开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推崇科学至上、理性为主、客观性、实证研究的风气对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学者们如巴克尔(Buckle)、西雷(Seeley)和斯达布思(Stubbs)极力主张将历史科学化,因而一批专业历史学家应运而生,共同促进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1873年从牛津大学的法律学科脱离,1875年从剑桥大学的道德科学学科脱离,最终导致史学从这些学科的母学科——文学学科——中脱离出来。(24)1973年怀特的《元史学》用历史书写的叙事性、文学性、诗性撕碎了附在史学学科上的科学性、客观性面纱,还原了历史书写的真面目。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探究源远流长。实际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德尼(Phillip Sidney)、斯宾塞(Edmund Spencer)等人都对历史和文学(诗学)的关系做过阐述。奎司玛·考和恩(Kuisma Korhonen)在《引言:历史/文学之争》一文中指出,在古希腊时期,诗歌和历史均被视作是修辞艺术,诗歌书写和历史书写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按照修辞手段来书写的。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时期的编年纪事和诗学进行对比指出,诗学“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具有普遍性,而历史“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具有鲜明的具体性和个体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怀特提出的历史书写的文学性的观点并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对传统的复兴来抵制19世纪史学学科标榜的科学性至上的风气。
    怀特将史学拉向文学或者用文学性撕破历史书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面纱时,他的目的是要推动史学向其原来的母学科(文学和修辞学)回归吗?尽管他从历史系转入了文学系和修辞学系,然而,怀特始终关心的是史学而不是文学。米歇尔·罗斯(Michael S.Roth)在《文化批评与政治学理论:海登·怀特的历史修辞学》一文中指出,尽管怀特的理论强调历史文本的诗性和叙事性,拉近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怀特借助文学性来瓦解文学和史学的界限,否定文本以外再无他物,而是将历史从19世纪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与其说怀特将史学拉向文学,毋宁说他将文学、哲学、修辞学等学科拉近了史学,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思想来帮助我们思考与过去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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