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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顾广圻初校《史通》之年龄 既然顾广圻初校《史通》于嘉庆九年（1804）六月，则其当时年龄本应容易推知。可惜关于顾广圻生卒年，学术界竟也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是大多数人所持的意见，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编《顾千里先生年谱》、赵诒琛编《顾千里先生年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等均主此说；二是认为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卒于道光十九年（1839），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主此说。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认为前说正确，姜亮夫《综表》有误。李庆亦主前说，但其《新订顾千里年谱》在卒年注释中引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卒于“道光十五年”的记载后，紧接着在下页传记资料附录中引录的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却作“道光十九年”，仅隔一二页就如此自相矛盾，实在令人生疑。陈其弟则认为姜亮夫《综表》不误，乃专作《顾广圻生卒年考》一文予以辨析，列举《清史稿》卷四八一《顾广圻传》和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都记载顾广圻卒于“道光十九年”为证。其实这两条证据可以认作是一条，因为《清史稿》的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于李兆洛《墓志铭》。陈先生根据这一证据，称神田喜一郎和赵诒琛二谱所载卒年（道光十五年）为误，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是“得其月日而失其年，盖原引（书）不误，而（叶氏）抄录致误”，称“来先生当是疏于考察而转援二谱断言姜表为误，是以不误为误”。 2007年8月，黄明标点整理的王欣夫所编刊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其《整理说明》中直接将顾广圻生卒年写为“1770-1839”，这显然是赞同后一说法。当年12月，李庆整理的王欣夫所辑录之顾广圻《顾千里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出版说明》中明确将顾广圻生卒年写为“1766-1835”，这无疑是坚持前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古籍出版事业中，向有“北中华”、“南上古”的雅称。而今两家出版社同年刊行同一学者的著作，所著录的生卒年竟然迥然不同，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此事发生在名不甚著的小人物身上，倒也不足为奇，但是顾广圻就不同了，他是“清代校勘学第一人”，甚至被推许为古今校勘学第一人，“其校勘之精严，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独步一时，无惭绝学”。对于这样一位顶级大学者，其去世距今也仅仅不足二百年的时间，当今学术界却竟然连其生卒年都不能取得定论，这是不是有些太说不过去，对不起古人呢？ 考察这两种观点和争辩之文，虽然各自所持生卒年相差四年，但对顾广圻享年七十则没有不同意见。由此可以肯定，双方都只是据李兆洛《墓志铭》所记载的卒年而推断生年的，只因传世的李氏记载有“道光十五年”和“道光十九年”两种不同说法，于是造成生年也相应地出现相差四年的两种不同说法。据笔者所见，道光二十九年（1849），经顾广圻孙顾瑞清提供书稿而编刊的《思适斋集》，卷首录载有李兆洛《顾君墓志铭》，卒年写作“道光十五年”，且全篇文字完整无缺漏。而今传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顾君墓志铭》，则写作“道光十九年”，另有个别重要文字缺漏，如称顾广圻“子四，镐”，其实应是“子四，镐，余殇”。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在卒年注释中引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虽其自称所用是“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一《涧薲顾君墓志铭》”，但实则应是《思适斋集》卷首者，而谱后传记资料附录中引录的李氏《墓志铭》，于顾广圻卒年写作“道光十九年”，才是李氏文集本。正因他同时使用两种版本的《墓志铭》，才造成其书中卒年注释与资料附录仅一二页间，即出现两种不同卒年的自相矛盾。由王欣夫辑录，经过其学生徐鹏之手，最后由徐鹏学生李庆整理定稿而出版的《顾千里集》，书后附录中首先收录李兆洛《顾君墓志铭》，其文字与《思适斋集》卷首者完全相同，且未注明资料来源，应该就是移录《思适斋集》卷首者，而不是有文字缺漏的李氏文集本。陈其弟认为顾广圻卒于道光十九年，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李兆洛《涧薲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属于“原引不误，而抄录致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他不清楚《墓志铭》有两种版本传世，他自己使用的是李氏文集本，故作“道光十九年”，而叶昌炽应是采用《思适斋集》卷首者，故作“道光十五年”，这并非叶氏“抄录致误”，而是原文如此。神田喜一郎和赵诒琛各自所编《顾千里先生年谱》采用卒于“道光十五年”之说，自然也是依据《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李氏《墓志铭》；而姜亮夫采用卒于“道光十九年”之说，则是依据李氏文集本。至于陈先生称来新夏“疏于考察而转援二谱断言姜表为误，是以不误为误”，以及黄明、李庆各自依托“南上古”和“北中华”而出现的观点相左，则在准确考定顾广圻生卒年之后，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显而易见，在顾广圻生卒年的问题上，确实还需要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无论这一工作如何开展，由卒年而推导生年的方法虽然科学，但卒年既已难定，推导自然也就难以定案。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只要找到顾广圻本人对自己年龄的记述，就能准确地做出最终判断。 要做到这一点，可靠的丰富资料是必不可少的。2007年，已故王欣夫先生四十年前辑录的《顾千里集》终于正式出版，虽仅一册四十多万字，却是顾广圻去世后一百八十余年来，其个人文字公开出版的集成之作，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资料。通观全书，在卷六《与古楼记》中，顾广圻称自己“少壮受学，行且六十”，末署“道光四年岁甲申，十月庚申朔，元和顾千里撰”。据此可知，顾广圻在道光四年（1824）时，年龄将近六十，则其至晚应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而不会是之前。卷十三《古砖录序》末署“道光五年岁次乙酉，醉司明日，元和顾千里书于扬州新城双桥巷口之思适斋，时年六十”，与上文“行且六十”相比，这是一个毫不模糊的准确说法。道光五年为公元1825年，时年六十，则必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无疑。此外，卷六《漆沙砚记》末署“道光丙戌（六年）伏前一日，元和顾千里撰，时年六十有一”，卷十六《跋龙龛道场铭》（第二首）末署“道光九年岁次己丑，八月廿九日，时年六十有四”，《跋任令则神道碑》末署“己丑二月之望，时年六十四”。顾广圻这些自述年龄的文字，皆可证其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此，如果这些自述属实，顾广圻的生年就不该存在任何疑问。 顾广圻卒后，经过其孙顾瑞清提供书稿而编刊的《思适斋集》，收录了上述条目中的绝大部分（仅无《跋后山先生集三十卷》一条），但都只有时间记载，而没有年龄说明。王欣夫先生在1935年辑录的《思适斋书跋》中，收录上述《抱朴子外篇五十卷（平津馆刻本）》、《笠泽丛书四卷（校本）》、《孙可之文集十卷（宋刻本）》、《班马字类五卷（景宋钞本）》和《王摩诘文集十卷（北宋刻本）》五篇跋语，其中时间、年龄性文字完全一样。此后编辑《顾千里集》，王先生又增录了上述另外九条有关时间和年龄的文字。这使我们不能不产生疑问，王先生编刊的《思适斋书跋》，以及汇编《思适斋集》和《思适斋书跋》并辅以其他文字而形成的《顾千里集》，其中辑录的这些年龄说明文字，是否可信呢？换句话说，如果王先生辑录的这些年龄说明文字可信，则顾广圻生年存在不同说法的问题，自然就可迎刃而解。 2013年，《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将该馆馆藏善本古籍上批写的学人题跋，影印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原书所题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之后，作者又将《真迹》整理标点，出版《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一书。其中，《孙可之集》上的顾广圻“道光丁亥，……时年六十有二”的这条题跋，文字与王先生所辑几乎完全一致，两者仅有个别文字缺漏之别，而无文字错误之分，特别是时间、年龄的表述绝无一字之差。此书的编纂者，只是客观如实地辑录原书所题各家题跋文字，以便与之前出版的《真迹》一书互相配合，并无其他主观目的。因此，这条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王先生所辑上述各条中的时间、年龄皆为顾广圻本人在原书所题。是则，前面那些自述年龄的文字，都出自顾广圻本人。如此，则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可谓确证无疑。 顾广圻生年既定，则自然可以引出两个定论： 一是顾广圻初校《史通》时的年龄可以正确推定。顾氏生年既已确知，其初校《史通》的时间也已考定为嘉庆九年（1804），则初校《史通》之时，顾广圻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邓邦述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叶景葵虽然否定16岁之说，但因未能考定顾广圻初校《史通》之年，最终也就只能以间接旁证含糊推测。 二是顾广圻卒年可以正确推定。李兆洛曾与顾广圻“朝夕握手”，其所作《顾君墓志铭》，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说顾广圻卒年七十，则无疑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夏宝晋《奎文阁典籍顾君墓志铭》说他卒于道光十五年，“年六十有九”，当是以周岁计算。《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李兆洛《顾君墓志铭》作“道光十五年”，是正确的。今传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卷四《顾君墓志铭》，和《清史稿》卷四八一《顾广圻传》，均写作“道光十九年”，实为误书。而两相对比也可知道，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编》中的《顾君墓志铭》一文，其文字已有脱漏，反不如《思适斋集》卷首录载的《顾君墓志铭》更为完整准确。神田喜一郎、赵诒琛、叶昌炽和来新夏等人关于顾广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说法是正确的，姜亮夫所持生于乾隆三十五年、卒于道光十九年的观点是错误的；陈其弟以专文考证前者错误、后者正确，并称来新夏“疏于考察”、“以不误为误”，实则是他自己疏于考察，以致被“道光十九年”的错误记载所误导，真的“以不误为误”了。黄明标点整理王欣夫所编刊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却忽略了书内顾广圻自己有关年龄、时间的记述，未能用以核实其生年，不免工作疏忽、识见未周，缺乏全局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