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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广圻初校《史通》之版本 对顾广圻在嘉庆九年用墨笔初校《史通》时所使用的版本，近代著名文献学家缪荃孙（1844-1919）曾发出“不知千里所见又何本”的慨叹。邓邦述认为是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的陆深校刻本，也就是《史通》今传明代第一刻。他于1908年在北京得到此书顾广圻“手校本”，“前有成都王阁序，后有嘉靖甲午陆深序，又乙未内江高公韶跋，又汉嘉彭汝寔序，又李佶跋，又丙申杨名跋”。第二年五月，邓邦述写跋语记之。之后，叶景葵赞同邓氏之说，也认为此书即是陆本；李庆《新订顾千里年谱》“嘉庆九年”条称之为“嘉靖刻本”，又在《顾千里校书考》中明确称之为“陆深蜀刻本，即《读书敏求记》著录之本”。他们三人的证据，就是顾广圻在该本第一条跋语中所说：“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陆文裕公刻蜀本《史通》，其《补注》《因习》《曲笔》《鉴识》四篇，残脱疑误，不可复读。文裕题其篇末，而无从是正，举世罕睹全书’云云，即此本也。”显然，顾广圻自己就认为他所校阅的“此本”《史通》，即是钱曾所著录之陆深刻本。 但另一著名文献学家傅增湘（1872-1949）通过比对自己旧藏陆本，发现钱曾所说陆本的字体、刊工“殊不类，及谛观之，乃万历时张鼎思所覆梓也”，认为钱曾著录之本，也就是顾广圻所校阅的“此本”，并非陆刻原书，而是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重校覆刻陆本。傅增湘所藏《史通》多有真本善本，据藏书家吴慈培（1884-1916）记述：1912年夏，傅增湘将自己所获“义门真本”即何焯手校《史通》“原本”出示于邓邦述。此前，邓氏藏有该书“传临之本”，是“同时过录之善本”，但尚不知悉，自以为所藏乃何氏“手校真迹”。“（邓氏）素能识别何氏书法，谓自藏是真迹，而傅丈所收者赝本乱真。越日，余（吴慈培）访正闇（邓邦述），一见即大呼曰：‘吾过矣。’盖以傅本与自藏互堪，则真者在傅丈，而乱真者转在正闇，因示予以真赝之别，不独书法美好有间，且傅本第七卷后，有义门康熙丙戌、癸巳题识二则及顾千里一跋，为邓本所无也。”对自己所藏过录本，大约半年后，邓邦述还不无感慨地说：“字迹端遒，颇能乱何（焯）之真，去取亦极有斟酌，惜其不肯直书校者姓氏。”“偶能（吴慈培）云，此本有补何校之未备者数十处。是此本又善于何矣。乃不详姓氏，使读者茫然，岂非一憾事耶？”从这个旁证看，傅增湘说钱曾、顾广圻所校乃张鼎思覆刻陆本，应该是可信的。分析傅增湘所揭示的情况，顾广圻误认为他所校《史通》即是陆深原刻本，应该既有刚刚接触《史通》，不熟悉其版本情况的客观原因，也有未能细细审阅，以致被乱真者所误的主观疏失。 1941年初，史学家洪业自美归国，路过上海时，顾廷龙“延至合众图书馆午餐，出示邓正闇旧藏顾千里手校陆刻本《史通》。其所谓陆刻者，虽有陆深、王阁、李佶、杨名、高公韶、彭汝寔诸氏序跋，虽亦每半叶十行，行廿字，而其字体乃与昔所见原梓、翻修陆刻诸本迥不相同（原注：似吴越，不似川蜀工手）。北归后，检读旧稿，疑其本乃《天一阁书目》中范尧卿（范钦）所谓第三刻本者之流，因函托起潜（顾廷龙）代雇书胥为我影抄一部。覆书谓书手不可得，拟从叶揆初（叶景葵）先生校录之本，手制勘表，以餍吾望。十二月一日寄到，共得廿六叶。……按：揆初先生所用底本，当是万历壬寅十月前张慎吾（张鼎思）豫章初刻之本。……至于其所谓陆本者，果非俨山（陆深）刻本，盖《鉴识》篇后陆跋已删削去，《因习》上篇后陆跋虽存，而篇中所聚错简乃皆已见《曲笔》《鉴识》二篇中，自与跋语相牴牾也。是不仅刻工字体一端，可断其非陆氏蜀刻矣。涧薲题识遽从遵王《敏求记》所述，以文裕（陆深）刻本相当，殆未细读《因习》篇后跋文，而竟为书前后之序跋所欺耳。……今检起潜此表，益证吾说不误。然则涧薲错认在乾嘉之代；……诸家目录校记沿顾之误而亦误者，指不胜数，毋论矣。”洪先生此跋最晚作于1946年春，他将自己如何判断顾广圻手校《史通》并非陆深原刻本的方法和过程，以及顾广圻错误之由，合盘托出，其详明真切，使人不容不信。而其执着于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亦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是则，顾广圻初校《史通》所用之本，虽然有陆深、王阁、高公韶、彭汝寔、李佶、杨名等人所作序跋，但并非如他自己和邓邦述、叶景葵所说，是嘉靖时陆深原刻本，而是傅增湘、洪业所确认的万历时期张鼎思覆刻陆本，其刻工字体、内容错简及陆深跋语等异同情况都可作证。而事实上，《史通》虽然在明朝前期有抄本传世，但因讹误较多，陆深初见之时即“苦于难读”，此后一直想寻求善本，二十多年后，他将明初蜀藩司翻刻的宋代蜀刻本《史通》补残刓缪、订其错简、还其缺文，校刻行世，“于是《史通》始可读”，因而当时社会对陆深刻本极为推崇，一些书贾在刊刻张鼎思覆刻陆本时，故意将张鼎思序言抽去，“欲以充陆深原本”。明代《史通》刊刻的这一情况，也为后人误认张鼎思覆刻陆本为陆深原本，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因此，误判也就成为难以避免且容易发生的事情，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招，为书贾所欺。 据顾广圻自言，他在初校《史通》之前，已经收得一部张鼎思重刻陆本，该本为孙潜手校，“用叶石君（叶树廉）校定本对读者，亦既于脱简处一一补录完好矣，错误处仍皆移正，洵善本也”。在嘉庆九年八月之前的外出行程中，顾广圻“携之行箧，寻览数过，每叹其佳”，于是将孙潜“多所是正”处，“照临一过”，即临写到他正在校订的所谓陆本之上。其实他是一时疏忽，没能看出他正在校订之本也是张鼎思覆刻陆本，而不是陆深原刻本。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