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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橙阳散志》为清代歙县江村的村志，是乡绅江登云、江绍莲父子在潜心搜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前后用五十多年时间共同编纂完成的经典之作。该方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为集中探讨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变迁，及江氏宗族的商业经营、宗族活动、人口迁徙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橙阳散志》 江登云 江绍莲 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康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在传统中国文献体系中，方志与正史、文集、族谱等皆为重要文献载体。方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典籍，主要有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县志、乡镇志和专志等类型。一般来说，府县级以上的方志多由官方倡修，举凡一地的山川水系、风土民情、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地方望族等都包含在内。而乡镇志作为乡村社会最为直接的文献记载，则多为民间乡绅编纂，最能反映基层社会实态，其文献也是编纂府县志的重要资料来源，故而乡镇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传统徽州素有“文献之邦”的美誉，如今遗存有数以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族谱、文集，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资料是支撑徽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重要基石。方志为历史研究之重要史料，在徽学研究中亦得到广泛运用。《橙阳散志》为清代徽州著名的乡镇志之一，其体例之完备，编纂过程之长，史料价值之高，都是徽州其他乡镇志无法比肩的。但目前学界对《橙阳散志》的作者、版本、卷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讹误，对其编纂实态更缺乏认识，这些都严重影响该方志的运用和史料价值的发挥。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方志作者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对其动态编纂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一、江登云与《橙阳散志》的编修 《橙阳散志》为江登云辑，其长子江绍莲续编。前者成书于乾隆四十年（以下简称乾隆本），内容为十二卷；后者成书于嘉庆十四年（以下简称嘉庆本），内容为十五卷，末一卷。下面首先对江登云生平事迹及《橙阳散志》的编修进行论述。 （一）江登云生平事迹 江登云（1717-1778），字舒青，号爱山，一号步蟾，原名嘉詠，字鸣和。他出生于歙县北乡江村。该村为江氏世居之地，北宋初期始迁祖江汝刚迁居该村，生峄、岌、岩三子，此后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逐渐形成峄、岌、岩三大派。随着世系的推衍，这三大派支下又形成若干门房支派，江登云属于岌公分下桂一公支的东皋堂门，为江村始迁祖江汝刚第二十四世孙。 明清时期，江氏科第发达，文风昌盛，仕宦辈出，商业兴盛，成为当地望族。江登云出身于书香门第、商贾世家。其高祖父江国宪（1581-1652），“居躬孝友，德重乡闾，族人奉为矜式”。其曾祖父江懋孳（1604-1669），覃恩貤赠武翼大夫、湖广襄阳游击，懿德孝友。其祖父江承元（1648-1715），为当地著名商贾，尝倡修叶坝岭古道、修建东皋堂，捐引道庵田产，义举甚多。其父江嗣仑（1685-1749），字英玉，号星源，邑庠生，中康熙戊子科举人，生有六子，登云为其第三子。江嗣仑在江西饶州府经营盐业，年老之时，在皖城经营期间，因经济拮据，遂将盐业交给长子江嘉谟打理。江嘉谟“力担家计，往服其劳”。江登云十六岁便到饶州府鄱阳县佐助其长兄业盐，很快有所起色，后来其长兄在扬州业鹾，从此商业兴盛。江登云虽身处商海，但却胸怀大志，于是在乾隆四年（1739）弃商从武，进入武庠，先后中乾隆丁卯乡试二十七名举人、戊辰会试二十五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六名，钦点御前侍卫，赏戴花翎，管理銮仪卫事。江登云仕途较为顺利，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屡受提拔。初任湖北襄阳左营游击，署郧阳副将、均州参将，调湖南镇筸左营游击署沅州副将，升江西南安参将、袁临副将，累官至南赣（吉袁临宁）总兵。 江登云为官三十载，晚年自言：“直内廷者八年，外任二十余载，位忝封疆，秩跻上品，天恩高厚，图报靡涯。”族侄江恂在为其撰写的传记中也称：“为国家宣力三十年，终老故土，完人也。”江登云虽然一生大半时间在官场，但笔耕不辍，著有《圣贤同归》《素壶便录》《爱山诗草》《修本堂集》《僚友良朋宴集》等书。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潜心搜集乡土文献，积数十年之功，“辑《橙阳散志》一书，为一村文献”。《橙阳散志》于乾隆四十年（1775）刊刻，江恂在为该志书所写的序文中评价说：“纪载之详，搜罗之广，考核之确，则他志所不逮。虽一家言，若徽郡诸大族，准此而家各为志，则合而成一邑一郡之志。”江登云热心于地方文化事业，积极参与《济阳江氏族谱》编纂，出力甚多。令人惋惜的是，他在该谱刊刻不久就病逝，未能将新出资料采入其编纂的《橙阳散志》中。 （二）《橙阳散志》的编修 江登云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编纂《橙阳散志》，至乾隆四十年（1775）成书，内容有十二卷。下面就该方志的结构及其体例、动态编修过程及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首先，来看体例结构。江登云《橙阳散志》的编修体例，大多因袭府县志的体例。该书中无论是舆地志、选举志、人物志、物植志、礼仪志、风俗志、舍宇志、营建志、艺文志、别志等“纲”的设置，还是“纲”下“条目”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府县志的体例。对此，江登云在凡例中说：“《橙阳志》之作，原以备郡邑志之采，然不敢参郡邑志之席，署曰散志，所以别也。”值得注意的是，《橙阳散志》效仿府县志体例的同时，又结合江村的实际情况而加以变通，一些类目的设置也颇具新意。江登云说：“其中名目，悉准郡邑志，例间有创见，则以村志所应及也”。这些体例创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将府县志每篇首尾撰写的典故、咏欢语删减，只“惟鄙见所在，随类敷陈，以豁阅者之目”；二是将府县志中山川、胜景图删去，结合江村实际情况，绘制一幅村图，“以辨方隅”；三是府县一般都有“祥异”内容的设置，江登云认为江村“一村之祥异有限，自可从简”，没有设置“祥异”条目。 其次，来看编修过程。江登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外地为官，却一直注重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尤其是对于江村的文献更是潜心搜集。早在乾隆癸酉（1753）年，以选贡入职内廷侍卫之时，江登云就抱定了编修江村乡镇志的志向。他和族侄江恂说：“每言欲辑为一书，贻吾族子孙，俾不忘祖德”。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江登云便“喜搜罗故实，采访遗轶”，为编修《橙阳散志》搜集资料。 江登云《橙阳散志》的正式编纂，始于乾隆甲申（1764）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前后历经十一年时间。关于该书的编修，江登云在凡例中言： 一、《散志》作于甲申，迄乎乙未。其间颇费时日，盖村事繁琐，兼之远宦睽隔，诚恐罣漏，稿凡三易，所以慎之也。 一、志中纪载，本就一己所知，间命长子绍莲采辑，聊存梗概。嗣经同里诸君雅意，遗闻故典，随时惠教，遂忘鄙陋，编辑成书，其中荒谬实多，尚冀博雅考证焉。 由此可见，江登云在编纂这部书之时，其内容来源有二：一是“本就一己所知”，也就是自己所知、所见、所闻的内容；一是因长期在外为官，无法在村中搜集资料，故而委托其长子绍莲代为采辑，以便存其梗概，并就一些相关问题请教于村中有学识的族人。对此，江登云族叔江廷泰在乾隆四十年（1775），为该书撰写的跋文中亦称：“成进士后，历官三楚、豫章诸省，虽王事鞅掌，未尝一日忘故土，命其子梅宾搜罗编辑，增其缺略，织悉不遗，今则裒然成集，署曰《橙阳散志》。”有了这些资料积累后，江登云在此基础上进行编辑，先后三易其稿，历时十几年时间终于成书。 江登云所编纂的《橙阳散志》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式刊刻出版。该书付梓之时，时任歙县县令的杨祈迪亲自为此书做序。他在序文中说：“余敬读一过，见其体裁，史笔也。分门别类，列图注说，志体也，名之曰散志，以别郡邑志，自居散野之名也。岩峦幽奇，人物倜傥，汇偏隅于寸眸，考订既真，凡邑志谬误者间亦指出”。可见，杨祈迪对该方志有着较高的评价。 （三）修志标准 在传统中国，修史对史学修养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具备才、识、学、德的基本素养。而《橙阳散志》编修者江登云就以史家的要求来编纂方志，在资料搜集与整理、史事考订等方面力求精准。江登云这些编纂方志的观念，在序跋、凡例等内容中都得到体现。 关于人物志书写要求，江登云认为，“志惟人物宜严，诸传悉准掩棺论定之义，然有才行彰著，实不容掩者，或为特书，或从附录，非曰破格亦信，人所共信耳，阿私所好，则断不敢”。可见，其在书写人物传记之时，江登云十分严谨，具有史家的修养。不仅如此，在选举、人物书写的过程中，还仔细考订，对《歙县志》记载的错误之处，加以修正。现举数例如下： 江汝刚，宋天圣庚午进士。有传。按：庚午系天圣八年，开化谱载甚详。旧邑志作天圣二年，误。公宦歙，非歙人也。《橙阳志》未可扳及，然开祥启族，实基一村科第之先，故冠之于首，以寓特书之意，橙阳科第，遂以次及焉。 江同海，字观卿，桐城派，怀宁籍。顺治丁酉举人，辛丑进士，任襄阳县知县。《歙志》作庚子科，误。 江位增，字允升，东涛曾孙，九江府照磨。邑志作汪姓，任长沙经历，误。 江必名，字德甫，一鹤子，嘉定籍诸生。为董思白入室弟子，学殖宏富，作画入宋元人阃奥，迄今访求者，不惜重金购获。与从弟遥止，时称二难。见文学。前志误写秀水籍。 江立佑继妻宋氏，早寡抚前室子岩龙成立，守节三十余年。上三名见《魏叔子文集》，皆成化、弘治时人，郡邑志载入国朝，误。 江孟蛟妻许氏，家贫早寡，纺绩以给二孤。父病来依，割股救治。苦节四十余年，守令旌其节孝。新邑志作汪孟蛟，误。 以上列出的江登云纠正歙县志记载错误之处，既有乡贯记载错误，又有姓氏记载错误，还有人物中举年代、生活朝代记载之误。这样的“纠错”之举，在该方志中还有很多，不再一一罗列。对于这样做的目的，江登云说：“橙阳选举人物，新邑志间有舛讹，悉从更正，并随款注释于下，以俟重修邑志呈改”。这些内容都体现出，江登云修志过程中，博览群书，考证严瑾，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 歙县县令杨祈迪称江登云所修之志有“史笔”的特征，江登云族叔则说其具有“良史”的素养。江登云的姻亲徐光文在为该书所撰序文中也称，府县志因采访难以尽行，造成质量不高，而江登云所编纂的“一乡之志”因深入采访，具有“史体”的特征，故而其编纂的志书不仅为“信书”，而且为“郡邑志”提供借鉴。歙县县令杨祈迪亦云，“统志之取资，必始一邑，而一邑又皆乡之统会，以是知观于乡，知之王道之易，非虚语也。得是书殆所云，非可以野史目之者”。杨祈迪将“一乡志”的编修与王道之论联系起来，足见《橙阳散志》的重要意义。 江登云的族侄江恂在为该书撰写的序文中亦言：“嗣君绍莲出爱山所辑《橙阳散志》一书，盖即十数年来为予言者，义类悉仿郡邑志，而名之为散，不敢侪于郡邑也。纪载之详，搜罗之广，考核之确，则他志所不逮。虽一家言，若徽郡诸大族，准此而家各为志，则合而成一邑一郡之志。”对《橙阳散志》的取材之广、记载之详、考订之精，给予很高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