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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 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是国内藏学研究、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亮点。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了70年来国内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情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7年 (沉寂期) , 1978—2005年 (开创期) , 2006年至今 (兴盛期) 。其中, 第一个阶段因几乎无研究成果而略说。后两个阶段分研究契机、研究特点及代表性成果等几部分加以介绍。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指出, 学界一方面需要重新认识敦煌西域藏文文献, 另一方面, 应运用同时期和后期的各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 以进一步挖掘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中国藏学; 敦煌; 西域; 藏文文献研究; 70年; 总结; 作者简介：黄维忠 (1969-) 男, 汉族, 江苏海门人, 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 《中国藏学》主编、编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12ZD139) 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是国内藏学研究、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关于这一时期国内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已有回顾性综述多篇。王启龙、阴海燕的《中国藏学史 (1950-2005) 》[1]一书分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时期 (1949～1965) 、中国藏学研究的沉寂时期 (1966～1976) 、中国藏学研究的复苏时期 (1977-1985) 、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时期 (1986～1995) 、中国藏学步入稳定发展时期 (1995～2005) 等5个时期全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2005年的藏学发展史，每个时期又分专题进行介绍。杨富学的《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2]指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界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历史、考古、艺术、科技、藏医、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不少领域研究成果突出，在敦煌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黄维忠的《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回顾》[3]在回顾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解题目录的基础上，对国内相关硏究文章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加以统计。陈楠、任小波《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概述》[4]一文分析、讨论了中外学界对于敦煌藏文写本的收藏、编目、刊布、分类研究和平行研究，并指出了近期学界研究的新趋势和需要努力的方向。桑吉东知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综述———以藏文论文为中心 (1982-2014》[5]则梳理了三十余年来国内以藏文发表的有关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类介绍，并总结了相关特点。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9年起出版有《中国藏学年鉴》，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一般归入文献研究类加以介绍[6]。学界对单篇研究的文献综述也有数篇[7,8]。总体而言，各综述类文章介绍各有侧重，对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特点总结不尽全面。 以下我们分沉寂期 (1949-1977年) 、开创期 (1978-2005年) 、兴盛期 (2006年至今) 等三个阶段分别介绍1949年以来各时期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情况及其特点。 沉寂期:1949—1977年 1949年至1977年是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沉寂期。国内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 仅在资料准备方面有所体现,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缩微胶片于20世纪50年代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都有所收藏。 这一时期还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此时，敦煌学的整体特点是:“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与国外同行相比，十年动乱前 (1949—1966) ，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四部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2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文革’时期中国的敦煌学已远远落后于日、法等国，以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这一时期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政治动乱对学术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在1949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虽然十年动乱使大陆的敦煌学遭受了重创，但大陆学者在1949年至1966年间和港台学者在‘文革’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世人瞩目。”[9] 这一时期国内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尚未展开，但机缘巧合，王尧先生已经关注到国外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新进展3。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五七干校”完成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初译稿4, 1979年在青海民族学院内部刊印。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算王尧先生翻译了敦煌藏文文献，但并未见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