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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期:1978—2005年 1978—2005年是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开创期。这一时期藏学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也不例外，以中央民族学院 (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一些专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代表性研究成果，海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同样成果斐然，同时推动了国内敦煌学、吐蕃史、唐蕃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 研究契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号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0]此前的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标志着中国藏学研究春天的到来”5。在敦煌藏文文献研究领域，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11]。该文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多达9000多页，并讨论了文书多方面的价值。 国外，法国藏敦煌藏文文献影印件先后于1978年和1980年出版。法国学者A．麦克唐纳、今枝由郎所编的《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 (简称《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 [12]，其中，“第1卷选印佛教文献中的愿文、藏外文献等58件，第2卷选印历史、牒状、信函、占卜等世俗文献110件，并以能够缀合的英藏写本作为补充”[13]。该写本选集编排严谨，影印图版清晰，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的敦煌学、藏学研究。 (二) 研究特点及代表性成果 这一时期，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和译介可谓齐头并进，以中央民族大学王尧、陈践、黄布凡、罗秉芬、周季文教授及其学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总体以单篇结集的论文为主，分类研究为辅。 1．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王尧、陈践教授莫属。王尧和陈践教授的合作研究可谓珠联璧合。王尧教授学拉萨话，古汉语功底深厚，汉译文典雅;陈践教授学安多语，在安多牧区实习过。安多方言中保留的古词，对敦煌藏文文献的解读十分有益。他们充分利用法国学者赠送的《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和国内收藏的英法等国所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缩微胶片，对70余件文书6展开合作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敦煌吐蕃文献专题著作，代表了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一本是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7。该书在吸收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同时期的汉文文献，利用安多方言中的古词，对P.T.1286、P.T.1287、P.T.1288、IOL Tib J 750、BM.Or8212 (187) 《吐蕃赞普传记》《吐蕃大事纪年》《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等文献加以译注，在录文、翻译、注释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二本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该书是国内最早的一部有关敦煌藏文写本的汇录研究著作，“分为律例文书、社会经济文书、藏译中印典籍、周边民族情况、医药文书5部分，所收单篇论文均包括解题、译文和注释”[13]。相应的藏文录文和语词注释则见于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藏文本《敦煌本藏文文献》。第三本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一书，内容涉及社会、宗教、占卜、语言等多个方面。他们的一系列合作研究成果可谓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吐蕃史研究。 此外，黄布凡教授的多方面成果也值得关注。她涉及的领域不仅有历史、藏医学，还有语言学。她与敦煌研究院的马德合作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15]一书，对敦煌藏文历史文献加以汉译，并结合同时期的藏汉文文献加以注释，其中词语注释达550条、人名地名事件笺证达270条，吸纳了当时学界相关研究的新见，是关于敦煌藏文历史文献的又一重要译注本。值得注意的是《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对敦煌藏文写卷抽样的电脑统计分析》[16]一文，试图从词汇演变的角度，通过对古今藏语词汇的抽样比较分析，探寻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文章选取P.T.1286、P.T.1287两个长卷中的1590个实词，与拉萨话比较，求出两卷实词的保留率与变化率，并按斯瓦迪士 (M.Swadesh) 百词表求出基本词汇的保留率与变化率，同时求出一般词汇与基本词汇语素千年演变速率之间的比例。分析古词的演变方式有消失、转义、改造、延用等4种，并分析研究了古词消失的外部和内部原因。她与罗秉芬教授独译或者合译的藏医文献结集收录在《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17]一书中。 王尧先生弟子褚俊杰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有关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论文多篇[18]，其研究方法和文本处理能力展示了当时乃至迄今国内外学界的最高水准。 2．海外研究成果译介 20世纪50—70年代，英法日等国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王尧先生也是向国内介绍海外研究成果的第一人。他在1972年编了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 (1949-1970) 》，“在几位热心于此道的同行手中传阅”[19]。王先生对海外研究成果介绍最大的贡献是其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从1985年的第一辑开始，到2013年的第二十辑，8发表了近300篇英、法、德、美、俄、日等国藏学研究者的译文。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译介方面，以耿昇先生最具代表性。学习法文的耿昇关注的自然是法国学者及其他国家学者用法文撰写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成果。9他最早发表的译文是其翻译的法国著名学者戴密微的《〈拉萨宗教会议僧诤记〉导言》10。此后，耿昇的译作经常见诸各种论著和杂志11。他翻译的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大的特点是“选择的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20]。法国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代表性学者诸如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R.A.Stein (石泰安) 、M.Lalou (拉露) 、A.M.Blondeau (布隆多夫人) 、A.W.Sparian (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 、今枝由郎等人的代表作均由其翻译介绍给中国学者。以下我们择要加以介绍。 当代法国著名中国学家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1952年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8卷而出版的《吐蕃僧诤记》是藏学、敦煌学和佛学方面的名著，在东西方学界影响非常之大。“该书涉及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西域史、佛教史、禅宗入蕃史、吐蕃进出西域史诸领域。”[21] (p.9) 耿昇将这部巨著翻译出来，嘉惠学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法国藏学界的泰斗石泰安 (R.A Stein, 1911—2000) 是法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熟练地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史料的藏学家。他有关吐蕃研究的文章有近20篇，其中于1983—1992年间陆续撰成总题为《吐蕃古代文献汇编》 (Tibetica Antiqua) 的论文6篇———《敦煌写本中的印—藏与汉—藏两种词汇》、《吐蕃王朝时代告身中对隐喻的使用》、《“祖拉”与吐蕃巫教》、《吐蕃佛教起源的传说》、《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与苯教》、《两卷敦煌写本中的儒教格言》。“以其体大思精的手笔成为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经典之作”12。耿昇不仅汉译了石泰安的论文，其几部重要的著作《西藏的文明》《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3也都翻译成汉文。 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研究导师麦克唐纳 (A.Macdonald) 1971年在《纪念拉露藏学论集》中发表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释读，兼论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 (简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被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1923—1973年50年藏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一篇论文。“她在巴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具有全新的看法。她把古代文献与晚期传说中的松赞干布作了一番比较，不同意把吐蕃古代宗教称为‘苯教’……她认为‘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从中发现了汉族观念对吐蕃的影响。”[21] (p.9) 这篇长文共200页，实际上形成了一部专著，因此耿昇汉译后，将其作为专著出版。[22] 此外，西南民族大学杨铭教授在从事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同时，与其团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汉译方面着力甚勤，最值得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忠研究员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托玛斯的名著《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2卷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