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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期:2006年至今 2006年至今是兴盛期。这一时期，随着流落海外的敦煌西域藏文写本以图版的形式回归祖国并被完整刊布，以及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刊布，国内从事吐蕃文献研究的学者呈日渐增加趋势，尤其是藏族学者的加盟，使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一) 研究契机 自2004年开始，西北民族大学专门成立“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积极与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联系，拟系统刊布流落海外的中国民族古文献。首先展开的是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2006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2册在兰州首发。截至目前已出至第23册 (2018年4月) ，编号至P.T.1472。15《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目前已出9册 (2017年9月) ，编号至IOL.Tib.J.VOL.4516。 此外，国家图书馆自2005年起，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名陆续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共291件，其中的209件收录在第124—126册中。占国内敦煌藏文文献主体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也于2017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至第18册敦煌市博物馆卷 (2019年7月) ，编号Db.t.2586-Db.t.2927。拟计划出版30册，2019年12月出版结项。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等相关文献的出版，堪称国际范围内敦煌学界、藏学界的一件大事，对国内影响非常明显。此前，《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因印量有限，在国内仅有两三套可供学者研读。英法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缩微胶片也仅在国内少数学术机构收藏，学者利用的更少。1998年10月正式开通的国际敦煌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 尽管有丰富的资料，但同样仅有少许学者在利用。 (二) 研究特点及代表性成果 这一时期，一方面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范围不断扩大，单篇文献研究、分类研究并存，综合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1．研究队伍特点 这一时期，随着藏族学者的加盟，国内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敦煌西域藏文写本研究者近50人，分布在全国15个科研院所，研究队伍老中青结合。 2005年以前，国内几乎少有藏族学者问津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17。2006年以后，藏族学者 (含硕士、博士生) 开始涉足本领域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 (西藏拉萨) 、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敦煌研究院 (甘肃敦煌)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西宁) 、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开始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藏族学者加盟本领域研究后，相关研究项目、成果呈飞速增长态势。一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中有关吐蕃文献研究的项目明显增加。二是2006年以后，国内以吐蕃文献为内容的硕士、博士论文越来越多。三是《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等藏文学术杂志上，自2006年起至今，刊登相关学术论文近200篇。 近50人的研究队伍呈现出老中青结合的特点，尤其是老一辈学者，如陈践、周季文、谢后芳教授，退而不休，依然在从事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 周季文、谢后芳伉俪关注于语言学的研究。2006年推出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23]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敦煌18种对音本和音译本藏文文献18进行了整理，分汉藏对音 (汉一藏古今字音对照表) 、藏汉对音 (藏一汉古今字音对照表) 和语料三大部分，收录汉字1432个，藏字 (音节) 1169个，均注明出处，并以汉藏双语之古音、今音与方音 (方言语音) 加以对照，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19即将出版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研究》则利用19种汉藏对音材料，归纳出它们所反映的敦煌藏语和敦煌汉语的声韵系统 (声母系统加韵母系统) 。藏语研究专家胡坦教授评论说:“周君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锲而不舍的精神，精密细致的思维，在分析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归纳出8-10世纪‘敦煌时期’汉藏两种语言的声韵系统，为我国汉藏语言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2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以后，陈践教授一直活跃在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教学、科研等领域。在教学方面，2006—2007年间，西北民族大学选派三位教师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敦煌古藏文，由其授课。2016年3月31日—5月16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的10位年轻学者组成了敦煌古藏文研修班，由陈践教授亲自讲授吐蕃三大文献，尤其是利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重新解读了一遍。在科研方面，参与完成了两项课题，一是2011年承担兰州大学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藏文占卜文书整理与研究”，按时结题并已出版相关成果;二是作为2012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子课题“敦煌吐蕃社会经济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负责人，完成了项目，并出版相关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践教授自2006年以来，在《中国藏学》《民族翻译》《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敦煌藏文文献词语识读的文章近30篇，出版相关专著 (含编著) 5种，尤其是关于P.T.1047号藏文羊胛骨卜文书的释读，可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近30年的过程。该文书虽然经过前后4次转载发表 (与王尧教授合作，最早1987年) ，但由于首尾残缺，当时不知卦具为何物，卦象不像是藏语，陈践教授曾求教于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和木雅贡布先生，二位均认为卦具为羊胛骨 (或牛胛骨) ，卦象为象雄语。直到2013年，她终于从藏族周边民族 (纳西族、么些人、傈僳族、羌族) 的骨卜文书中受到启迪，解决了50余个所谓“象雄”词语的“身份”。其中，有40余个是炙烤胛骨出现的裂纹名称，有7个是裂纹所在的方位名称，并画出一张示意图，破解了30年来的困惑。该文先期发表在《中国藏学》上，后又以《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 1047+ITJ 763号〈羊胛骨卜〉研究》为名，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2．研究成果特点 相关研究成果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文学、语言、科技等诸多方面，相对薄弱的宗教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得以改善;单篇文献研究、分类研究并存，综合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2006年前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开始筹划编纂《敦煌吐蕃文献选辑》，2011年以来《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社会经济卷”“占卜文书卷”，作为“敦煌吐蕃文献丛书”中的4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4种书，“以其分类结集、突出专题、重视录译、方便利用的鲜明格调，获得敦煌学界、藏学界的一致好评”[24]。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敦煌藏文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沈卫荣、才让、恰日·嘎藏陀美、张延清、黄维忠、阿旺嘉措、朱丽双、牛宏、杨本加、任小波等均有各自关注的领域，推进了敦煌藏文宗教文书整理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1。目前供职于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关注的是敦煌禅宗文献。他利用敦煌藏汉文文献与后期的藏文文献，进行对勘研究，于2006年前后发表了3篇文章:《西藏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无垢友尊者及其所造〈顿入无分别修习义〉研究》、《敦煌藏文文书IOL Tib J51、J52与敦煌汉译〈圣入无分别总持经〉的比较研究》。尤其是第一篇认为，“可以肯定西藏文化中有关吐蕃僧诤，特别是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之传统多半是一种由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学者们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传统”[25]。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的17篇论文分成密宗经典、显宗经论、祈愿类文献、史传类文献及疑伪经、超度仪轨及伦理类文献等5编，结集成《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一书。其文章的一大特点是从文本翻译着手，在录文、翻译的基础上，再展开各方面的讨论，包括与同期的汉文文献与后期的藏文文献的比较研究，显示出其熟练运用藏、汉文文献的能力。同一单位的恰日·嘎藏陀美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普贤行愿经广注》《百拜忏悔经》 (实为藏译汉传《大通方广经》) 、《贤愚经》《中观本论无畏释》等敦煌藏文佛教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并与后期藏文《大藏经》加以勘研。兰州大学阿旺嘉措的系列论文关注的敦煌藏文苯教文献。朱丽双的关于敦煌藏文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的系列研究 (《敦煌研究》2011年第1—4期连载) 关注的是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